程蓓

花生于苏醒的春雨，

花开于绚烂的夏日，

花落于凛冽的秋风，

花葬于皑皑的冬雪。

当年，我还是个研究生，刚开始在脑外科实习，成天跟着导师穿梭于各种脑外科手术，忙得焦头烂额。那时的我还是个文艺青年，空余时会读读各类文学书籍。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个夏末秋初的下午，我在值班室里写病历，听见走廊里一阵嘈杂声，出去一看，发现护士们都围着一个小女孩，十四五岁的样子，齐耳的短发，白白净净的，热络地和护士们聊着，像是旧相识。人群外站着一个中年妇女，应该是她的母亲，疼惜地望向女孩。

小女孩住在了我导师管的病区。通过询问病史得知，女孩是第三次入院了，上两次住院时发现她患有小脑胶质瘤，先后采用外科手术和伽玛刀将胶质瘤切除，这一次高度怀疑复发。我要给女孩查体，她让妈妈出去买些吃的。等她妈妈离开，她自言自语道：“不能让妈妈看到我检查时的样子。”说完长长地吐了口气，“医生，检查吧。”

我不禁看了看她稚气的脸庞，少年老成啊。当我让她完成指鼻试验时，她皱着眉头，努力地想完成，可几次都失败了，她睁开眼睛，泪水一滴滴地流到了病号服上，“医生，我尽力了，可我……”我拍拍她的肩，安慰道，“没事，会好起来的。”

后来，我从护士们口中得知，她从小就没有爸爸，一直和妈妈相依为命，可是她很乐观，也很活泼，医生护士都很喜欢她。听完这席话，我有些动容，一个花一般年纪的女孩，本该享受年轻的美好，却承受了如此之大的痛苦。

接下来的很多天，女孩进行各种检查化验时，都会以各种理由支开妈妈，不让妈妈陪着去。次数多了，我也懂了，偶尔也会配合她“撒个小谎”，她总会调皮地眨眨眼。其实女孩并不知道，妈妈每次都是假装离开后，再悄悄地跟在后面，看着她检查。在MRI（磁共振成像）室外，她妈妈告诉我，“其实，我知道她不想我看见她检查时的样子，怕我伤心，我都知道！她是个很懂事的孩子，我愿意配合她，让她高興高兴。上次住院，我几乎已经放弃了，还好她坚强，都撑过来了，这次应该也会没事的。”我看着这位伟大的单身母亲，40多岁的她已有许多白发，眼角、额头也全是皱纹。这样的一对母女，上天如何忍心让她们一再受到重创？

随着每天查房，女孩也渐渐与我熟悉了，有时也会和我聊聊天，除了那次指鼻试验时她哭了，竟然一直没再见她伤心的模样。住在脑外科的病人，大多一脸悲伤，痛苦地熬过每一天。女孩却不是，每日她爽朗的笑声总是在病区里回响，以往阴霾的病区似乎因为她的到来，有了一丝活力。

那日，我不值班，在医院花坛边的长椅上坐着看《红楼梦》。忽然看见女孩正在草丛中捡掉落的花瓣，装进病号服的口袋里。阳光洒在她苍白的脸上，却也折射出生命的光芒。女孩笑了，笑得正如她这个年纪的女孩一般无忧无虑。

接着，女孩蹲下去，不知在做什么。我以为她体力不支，忙赶过去，发现她正在那挖土坑。花瓣从女孩的指尖划过，落入了土坑，望着满坑的花瓣，她的眼泪竟落在花瓣上。我愣了，轻轻念道，“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这本是我最爱的几句，可此时念来却倍感悲伤。女孩发现了我，看见我手里的书，沉默了一下。

“医生，你说这次我还会没事吗？我觉得这次可能不行了。”女孩用手将土轻轻盖在花瓣上。一时间，我竟不知如何回答。

“我知道你们医生都是这样，面无表情地告诉病人他们要死了。你知道吗，其实我不开心，那些快乐都是装出来的，我不想妈妈担心我。刚查出胶质瘤那会儿，妈妈每天晚上都在哭，我都知道。我也哭，还闹，也想自杀。我想不通为什么是我？我还这么小！”女孩有些激动，眼眶通红。“我羡慕别的女孩可以梳好看的辫子，穿漂亮的裙子，还可以去上学。可我，我只能剃光头发，穿着病号服，待在这等死！”

我很吃惊，一直以为乐观的女孩竟也这般厌世。其实也是正常，她这个年纪的孩子，经历这样病痛的折磨，让她如何笑对人生。

女孩擦擦眼泪，平静了一些，“可后来我知道这样不行，我不是为自己而活，我要为妈妈而活！我是妈妈唯一的支柱，她不能没有我。所以我一定要活，还要活得很健康、很快乐。”她眼中闪着光。“可这一次，我怕不行了。”

我拍拍她的头，说：“不会的，这次会和上次一样的！没事！”

女孩仍低着头，“医生，你说我死后也会像这些花一样，埋在土里慢慢腐烂吗？我的葬礼上，妈妈也会像我今天葬花这么伤心。可是尘归尘，土归土，一切都要回到这里的。我还是会一直陪在妈妈身边的。”

天妒红颜，可能是真的。我们发现女孩小脑胶质瘤复发，决定给她手术切除，然而术中发现肿瘤已侵及颅骨。术后病理诊断为高级别胶质瘤，恶性度很高，无法完全切除，只能采取保守治疗，预计生存期只有半年。女孩知道后，只是微微一笑，撇过头去流泪。她妈妈跪在我们面前求我们救救她女儿，女孩扶起妈妈，擦去妈妈脸上的泪，“妈妈别这样，医生尽力了。我们回家吧，我想和你在一起，一直到最后。”她妈妈紧紧抱住女孩，号啕大哭，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当天，女孩和妈妈收拾好后，向我们道别，准备回家。女孩站在我面前，悄悄在我耳边说，“医生，我死了你会来吗？”我将手里的《红楼梦》塞给她，说，“你会没事的。这本书送给你看。”

其实在脑外科，每天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严重脑疾病，看多了患者们日日挣扎，家属们夜夜垂泪，有时不禁会觉得离开也是一种解脱。虽然这与医生的天职相违背，可我有时真的觉得于心不忍。可这一次，我希望女孩可以坚持下去。后来，我没有再得到女孩的任何消息。随着时间的流逝，每每看到病人也是小姑娘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起那个女孩，不知她究竟怎样了，是否在本该绽放的年纪却如花一般凋零。

覃建摘自《死亡如此多情：百位临床医生口述的临终事件》（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