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莹

摘 要：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以及地方主义的挑战下，国家认同愈发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成为现代国家建设中的重要议题。根据民调结果，近年来，台湾地区民众的国家认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据此，梳理了国家认同的相关研究并借鉴国外研究经验，以期对2008年以来台湾民调数据显示的“反常现象”提出一些自己的思考。

关键词：台湾地区民众；国家认同；感性；理性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9.33.086

1 研究背景及意义

根据中国台湾地区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发布的民调数据显示，2014年5月，“台独分子”蔡英文当选民进党主席，彼时台湾地区民众的国家认同度达到历史最低点。2016年蔡英文當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其执政两年来，台湾地区民众对国家的认同度不降反升。

有意思的是，2008年马英九上台后，因为坚持“九二”共识，大陆台湾关系融冰，两岸在经贸、旅游以及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合作空前紧密。然而，直到2014年以前的6年中，台湾地区民众的国家认同感却一直不可思议地处于下降趋势。

国家认同指向自己“归属于何种国家范畴或者组织”。根据建构主义的观点，认同是后天形成的，是被创造的，由知识分子和政治菁英，或是认知社群所倡导。霍尔认为，“重要的他人”在主体意识的建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台湾地区民众的国家认同却与台当局对大陆的方针政策“背道而驰”，马英九和蔡英文似乎并未起到“重要”作用。

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一认同变化？台湾地区民众的国家认同深受情感层面的羁绊，还是源于理性自利的考虑？对台湾地区民众的国家认同趋势进行研究，对于把握岛内局势变化与两岸互动关系，深入了解中国台湾社情民意，具有重要意义。

2 国家认同的相关研究

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建设中的重要议题。近些年来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国家认同问题日益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现代国家建设之路充满了挑战，面临五大危机：（1）认同危机；（2）合法性危机；（3）渗透危机；（4）参与危机；（5）分配危机，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国家认同危机。国家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因此基于民众心理层面的国家认同对于现代国家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皆以“国家认同”概念为前提。学界对于国家认同理论内涵的界定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是政治心理论。韦伯指出，民族国家的构架立足于广大国民根深蒂固的心理基础。第二种是政治文化论。阿尔蒙德提出国家认同是政治文化问题，对政治体系有重要的支持作用。第三种是国家——公民身份关系论。国家认同可以被概念化为由一个或几个基本层组成，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基于民调资料的内涵，本文中的国家认同指向个人在心理上意识到自己具有某国成员的身份。

认同可区分为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论观点。本质性认同（Essential Identity）认为认同是先天给定的，通过共有的象征符号、集体记忆、语言、文字等形成；建构性认同（Constructed Identity）则强调认同是后天形成，由知识分子和政治菁英培育或是认知社群的倡导，随着利益与环境的变迁，持续进行重新诠释。但换个角度看，本质性的认同在经过社会建构后，可以产生一定程度的认同效果，因此一切认同都似乎可以被视为建构性认同，这也是为何越来越多的论点支持建构性认同。Habashi也指出，国家认同不是静止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多个维度和陈述。当前台湾地区由民进党建构的“台湾认同”就属于“建构性认同”。

目前，国家认同的定义和理论渐趋科学，内容侧重于国家认同的价值研究，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研究，针对青少年群体的国家认同研究以及国家认同培育对策的研究这几方面。也有学者研究国家认同的形成以及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本研究的重点是影响国家认同的因素。

国家认同的形成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许多学者对此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从总体上而言，国外学者基本上围绕种族、移民、宗教的复兴乃至各种跨国力量的兴起等这几个中心因素来分析。近年来，国外学者对国家认同影响因素的研究通常从小角度切入，例如，分析体育或某项体育赛事对国家认同的影响；还有学者对旅游业在国家认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若干研究。

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国际规范、国内外环境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历史经历都将影响国家认同的形成。陆晔指出，国家认同的形成是极其复杂且不是一成不变的，受到物质和观念、文化和媒介等多个因素的影响。李春玲，刘森林基于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分析了个人经济状况、社会结构位置以及文化因素对国家认同感的影响。

3 台湾地区民众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研究

国家认同仍然是当今台湾地区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泛蓝” 和 “泛绿” 阵营之间的对峙表明，存在着竞争性和不可调和的国家认同。刘凌斌认为，造成台湾地区民众 “国家认同”原因是错综复杂的，他总结了既有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观点：

（1）历史因素（日本对台湾地区50年的殖民统治，国共两党的历史恩怨）。

（2）岛内政治因素（“台独”势力扩张，民粹思潮泛滥）。

（3）文化教育因素（“文化台独”与 “去中国化”教育）。

（4）两岸关系因素（“九二”共识，政经分离）。

（5）国际因素（美日扶持“台独”势力与奉行 “以台制华”的战略）。

（6）其他因素（新闻传播等）。

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第一，对于目前的“反常现象”缺乏关注，对此现象的原因分析不足；第二，关于大陆惠台政策对台湾地区民众国家认同的影响这一问题关注不够；第三，对新媒体在形塑台湾地区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国家认同”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缺乏探讨。

我们不能否认，上述既有研究成果的各种因素对台湾地区民众的国家认同产生了影响，但均无法合理解释“反常现象”，这点值得思考。罗纳德·英格尔哈特长期观察欧洲经济发展与政治文化变迁的关系，指出经济发展是影响政治文化的重要变数，政治文化又形塑了政治认同。他提出的“匮乏假设”命题认为，相比于生活状况富裕的人们，处在经济相对匮乏状态的人们，他们秉持物质主义价值观，爱国热情较高，国家认同感比较强烈；曼瑟尔·奥尔森 在《集体性动的逻辑》中也强调“选择性诱因”（selected incentives）。按照Habashi的观点，国家认同不是静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多个陈述。因此，笔者以为，同一地区在不同时期，影响民众国家认同的主导因素也会改变，引起“反常现象”的根本原因或许在于经济因素。

4 思考

在分析2008—2014年台湾地区民众国家认同为何下降，大陆学者谈到经济因素时，主要从两岸经济互动的政治效应出发。他们认为，两岸经贸交流虽然在整体上给台湾地区经济发展带来了正面影响，但并未给普通民众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民众生活质量没有显著提升，因此经济发展并没有带来预期的台湾地区民众国家认同的改变。然而，此类分析却无法解释近年来（2014年以后）台湾地区民众国家认同的上升，由于蔡英文迄今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经贸交流规模大减，台湾地区经济雪上加霜。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普通民众不会获得更多经济效益，那么，认同感又为何会上升呢？

人的行为表现是理性与感性的博弈结果。加州大学Sears教授认为，民众考虑是否支持特定政策时，“符号政治”的情感因素，往往胜过理性计算的自利考虑。台湾学者吴乃德以面包和爱情比喻影响台湾地区民众国家认同以及两岸关系的理性与感性两种力量，认为基于族群文化感情联系的巩固力量，似乎大于经济引诱所产生的转变驱力。另一位台湾地区学者陈陆辉以“经济人”为假设主体，认为隐藏于“理性的经济诱因”背后的“感性”或许才是左右台湾地区民众认同的真正关键。三位学者都认为在国家认同这一议题上，民众的感性因素会胜过理性，这的确能解释以前台湾地区民众国家认同的不断下降趋势，但依然无法解释近年来认同感为何上升。

笔者以为，国家认同是一种较高层次的群体认同。一方面由于群体可以为个人提供益处，认同来自个体自我利益的考虑（理性）；另一方面，出于血缘、历史、地理等关系的存在，个人基于族群文化对群体也会有感情联系（感性）。经济发展是影响政治文化的重要变数，而人的行为表现是理性与感性的博弈结果。当经济发展条件较优异的时候，感性胜过理性，更多民众浪漫地表现“台湾认同”；当经济较为萧条，理性超越感性，此时更多民众会理性地表现为“中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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