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启明

[关键词]地域，文化整合，治国方略，调试，读史，明智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 2019 ）15-0061-05

近代著史以来，秦汉常被视为一体，定义为中国古代走向封建大一统的重要阶段，“汉承秦制”的观念深入人心。但细究起来，秦历二世而速亡，两汉则绵延四百余年，个中差距不止一星半点。陆威仪先生在《哈佛中国史》中提到：“秦始皇的统治实际上是一个区域对其他区域的统治，而且由于秦坚持。它独一无二的地位，事实上阻碍了建立一个完整统一的帝国。”①在法家思想主导下，秦统治者因征服六国而产生的倨傲态度，映射到内政上，是将治国措施刻板生硬地套用到新占领区域，纵使在货币、文字和度量衡等硬件方面强化了帝国的统一，却忽视了六国人民多元迥异的社会习俗和复杂的亡国感情，导致六国人民对新王朝的文化认同感严重缺失。《史记》中秦始皇巡游时的两则事例，记录了以张良、项氏叔侄为代表的六国贵族在秦朝治下始终不忘复国的史实：

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

——《史记·留侯世家》

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日：“彼可取而代也。”

——《史记·项羽本纪》

陈胜、吴广首义后，反秦义军纷纷起事，天下黔首莫不相随，实乃受尽秦政不适之苦。“暴政导致秦速亡”的观点略显草率，忽视了历史事件背后的复杂成因。

那么，西汉的“天下帝国”又是如何能够确立并得以绵延数百年呢？为什么提到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初步定型，汉朝比秦朝更受国人认同？古代中国历经汉唐盛世，多个王朝为世界所瞩目，为何国人却习惯于用“汉”来形容自身的民族、文字和语言？显然，汉朝的统治背后隐藏着前代所缺乏的政治智慧。许倬云先生在《说中国》中提到，“因能容纳，而成其大;因能调适，而成其久”，②可谓点出了精髓。从建立至武帝时期，西汉统治者因势而动，吸取不同地域及学派的文化并加以整合，最终在客观上形成符合新王朝统治需要的多元一体的国家文化，赋予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能量。同时，若能在历史教学中将西汉的政治智慧有效地生成学生的个人体悟，势必能更好地完成历史学科传承民族文化、培育良好公民的历史使命。

一、汉兴关中：秦文化的吸纳

公元前202年，西汉高祖皇帝刘邦即位，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皇帝。刘邦虽生于楚地，其发家地却是原属“秦国之心”的关中地区。由于先人关中，刘邦从众多起义军首领中脱颖而出，风头直追当时刚以少胜多赢得巨鹿之战的项羽。鸿门宴后，刘邦虽受封汉中王，但之后拜韩信为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攻克三秦，以关中为根据地与项羽展开了四年的争霸战争。

楚汉相争之际，关中是支持刘邦最坚定的地区。刘邦人关中时，先宽待献城的子婴，将秦重宝财物封存于府室之中，并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自己率军霸上秋毫无犯，关中父老“唯恐沛公不为秦王”。与之相对的是，“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此后，刘邦败多胜少，幸有萧何，将新近训练好的士兵及筹备好的军粮交付于他，支援他与项羽继续作战：

（刘邦）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

——《史记·萧相国世家》

（汉二年五月）萧何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军。

（汉三年五月，刘邦）自成皋入关，收兵。

（汉四年十一月，刘邦）西入关，至栎阳……留四日，复入军，军广武。关中兵益出。

——《汉书·高帝纪》

陈苏镇先生在《（春秋）与“汉道”》中将此概括为“据秦之地、用秦之人”。

秦亡后，“汉承秦制”。反秦却又“承秦”，似乎令人费解。但事实上，这一现象并不意外。在刘邦的开国班底中，萧何“镇国家、抚百姓、供军需、给粮饷”，是不可或缺的人物。高祖论功行赏，定萧何为首功，食邑最多，位居丞相之职。而萧何未起事前便是秦朝治下的沛县县吏，熟悉基层行政事务的运行，同时也曾因业绩出众而被中央调用：

秦御史监郡者与从事，常辨之。何乃给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请，得毋行。

——《史记·萧相国世家》

刘邦人关中后，萧何先于众人接收了秦丞相、御史府所藏的律令、图书，掌握了全国的山川险要、郡县户籍，这对取得楚汉战争胜利和日后制定内政措施起了重要作用。主政后，萧何吸纳了大量旧秦官吏，自然而然地沿用了秦朝的治国体制，保障了新生政权的有序运行。除此之外，西汉第二任丞相曹参，早年为秦朝沛县狱掾，同样谙熟秦朝行政体系，在萧何离世后延续了之前的制度，是为“萧规曹随”。因此，三公九卿、郡县等制度在西汉时期更清晰地展现在世人眼前。

由此可見，西汉立国“据秦之地、用秦之人、承秦之制”。在此期间，西汉政府的各项政策充分考虑了秦人的习俗性情、思维观念和利益渴求，以获取关中地区最大的支持，潜移默化中将秦文化纳入汉帝国文化。刘邦在“天下苦秦久矣”的情况下，冷静地将统治者与关中人民区别对待，以外来者的姿态迅速收拢民心，“政商”完全碾压直接竞争对手项羽。这也是培养历史意识的绝佳素材。任何建立在个人立场上思考历史的方式都是片面的，只有超越时空差异，才能理解在特定环境下的历史现象和杰出人物做出的历史选择。明白这一点，学生将能更好地理解人际交往应遵循的各种原则，设身处地地去感知他人的所思所虑，从而扩展个人的生存空间，助力社会秩序的平稳落地。

二、故土情怀：楚文化的延续

公元前256年，刘邦出生于沛县，战国末期，沛县渐归楚国管辖。观刘邦一生，言楚言，歌楚歌，穿楚服，好楚舞，深受楚地民风影响。公元前196年，刘邦顺路回到故乡沛县，邀集故人饮酒。酒酣时刘邦一面击筑，一面吟唱即兴创作的《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观此句式结构、语气助词和诗歌意境，极易令人联想到楚辞。“赋是由骚体诗演变而来的散文和韵文并用的文体”。④西汉核心统治阶层的特殊身份及对楚地的别样情感，使得原六国之中疆域版图最大、反秦情绪最强烈、最不能接受灭国命运的楚人，对新政权的文化认同感大大提升。

更有助于楚地民心向“汉”的，是政府的执政理念中所透露出来的道家色彩。西周分封之时，楚国先祖受封于现湖北荆襄一带。《尚书·禹贡》是中国最早的地理学文献，它将全国分为九区，这就是中华大地的别称“九州”的由来。书中将每区的地理环境、物产资源一一详介，提到楚国的核心统治区域荆州，记载如下：

…（荆州）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中，厥赋上下。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才屯、干、栝、柏，砺、砥、砮、丹惟菌露、楛，三邦底贡厥名。

——《尚书·禹贡》

显然，楚地土地质量不高，是为不毛。为建成讓中原各国刮目相看的强国，楚地先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创业：

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左传·宣公十二年》

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

——《史记·楚世家》

这一时期，楚人更关注人与自然的抗争，更多地思考如何认识自然，如何征服和改造自然，如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就为道家学说的产生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事实上，从春秋时期起，楚国先祖鬻子、先贤老子便在此研学传“道”，道家思想逐渐风靡楚国。此外，矿产、皮草和象牙等资源丰富，故“楚国自始至终都不是一个仅仅倚重农业经济的社会，而是一个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商农工贾同举的社会”。①在这种生产结构之下，法家的重农抑商政策无用武之地，儒家学说不切实际，因循自然、崇尚无为的道家学说则颇受青睐，因其主张利用自身特有的资源发展优势产业，打造乱世中的强国。西汉初年的统治者，因民生凋敝而推行的休养生息政策，正是道家“无为而治”的实际运用。此外，西汉并未照搬秦朝的地方行政制度，而是在郡县之外并行分封，也是道家因循利导思想下的顺势之举。且看垓下之战前的一段史料：

（刘邦）谓张子房日：“诸侯不从约，为之奈何？”对日：“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陈以东傅海，尽与韩信;睢阳以北至谷城，以与彭越：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汉王日：“善。”

一《史记·项羽本纪》

四年楚汉相争，刘邦屡战屡败，在垓下决战前，他获得了取胜的最佳时机。只有割地分封韩信、彭越等为王，才能汇同三军布下十面埋伏，营造四面楚歌，赢得一切。所以明知地方王侯割据会威胁中央集权，刘邦仍不得不实行郡国并行制。立国后，高祖又大肆分封功臣和刘姓子弟，基本恢复了原六国建制，一定程度上照顾了六国人民的复国情绪，在客观上对汉初的政权巩固起到重要作用。

综上，西汉初年因循道家无为思想，休养生息以恢复生产，郡国并行以安抚功臣和六国人民，汉承秦制以保障国家正常运行，以汉赋沿袭楚学，楚文化在西汉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延续。由此西汉的社会秩序渐趋稳定，甚至还出现了“文景之治”。同时，顺应自然、追求浪漫的楚地文化，透露出教导现代人如何身处在繁华乱世的高级智慧。当历史科学知识被遗忘地所剩无几时，如果一二有心者能想到：面对无止境的外来事务，随遇而安地等待其发生并按部就班地着手处理，对即将到来的未知始终充满期待，不堪重负时坦然地去寻觅可供安放身心的良地。那最终会让个人的焦虑感减轻，让亲密的人愉悦感提升，这正是斯多亚学派的“顺应自然的生活就是至善”，也是历史教育的价值体现。

三、帝国内核：齐鲁文化的焕新

公元前141年，16岁的刘彻继承大统，边境匈奴袭扰、地方王国割据和土地兼并加剧等问题压在了这位年轻的西汉统治者肩上。事实上，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之前所有的西汉统治者。高祖晚年，亲征匈奴不成反被围困在白登山，地方诸侯英布、陈稀等先后起兵谋反，“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透露出的是对国家尚不安定的担忧和惆怅。目睹吴楚七国之乱、宗室女被迫“和亲”的汉武帝，深切意识到在国力渐盛之下“有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摒弃了黄老之学，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掌握了帝国的最高话语权，从而实现文化上的“大一统”。同时，儒学被奉为正统也赢得了齐鲁人民的极大认同。

春秋时期，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起源于齐鲁大地。战国时期，荀子在齐国稷下学宫多次担任祭酒，儒学更是声名远播。秦朝时，儒家与诸多学派遭遇禁锢，“焚书坑儒”更使儒生地位一落千丈。西汉初年，儒家虽不受统治者喜爱，却在礼制上贡献良多：

汉五年，已并天下……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说上日：“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

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於是高帝日：“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刘邦的武将集团多数出身草莽，樊哙等人勇猛有余、礼节不足，昔日共创大业时的手足之情转变为等级森严的君臣关系后，礼制成为了皇帝权威的重要显性标志，而儒家的礼乐文化适时地迎合了这一需求。叔孙通亲往鲁地广招儒生三十余人，为西汉树礼乐、显帝尊的同时，也将儒家文化直接渗透到了中央核心层面，此举使鲁地人民大为受用。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儒生董仲舒上呈《举贤良对策》，提出的一系列主张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采纳。此外，董仲舒还提出了以下观点：

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

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

可以看出，“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和“君教化民”等法家、道家和阴阳五行学派的思想主张被融人儒学中，而这一新的儒学体系以加强君权为核心，准确地把握住统治者的内在需求，从而最终被尊为官方正统思想。与之相似的是，齐国的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学术中心，各学派的有识之士可在此各抒己见，齐宣王更是封不同派别的76位大家为上大夫以示鼓励，体现了齐人对不同文化极强的包容性和极高的脱敏度，西汉的帝国文化与齐鲁文化在理念上達成了交融。

在儒家三纲五常的“包装”下，皇帝成为“天”在人间的唯一代表，代表着所有领域的最终解释权，代表着无上权威。在思想“大一统”之后，皇帝由此展开了“集权——弄权——再集权”的循环，通过一系列措施巩固政权，从而实现“全方位”的大一统，也确立了西汉“天下帝国”的牢固地位。

从汉初启用叔孙通在鲁地广征儒生以规范朝堂礼法，到汉武帝时期确立儒学独尊的文化体系，无形之中体现了西汉对齐鲁文化的认可和传承。

从某种角度来说，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是不断脱敏的历史。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立场、职业和阅历的不同，人往往会分成不同群体，因而产生纷繁各异的政治派系、利益集团和思想学说。当矛盾不可调和时，往往引发冲突、结下仇恨。人类是一个偏于健忘的群体，而仇恨却恰恰是最不容易遗忘的感性因素，这就导致暴力事件不断。如果某个群体能调低对其他群体的敏感度，挖掘对方的价值并加以吸纳利用的话，往往能建立整体优势以满足社会各阶层的需求，人类文明的历史也能往前迈一大步。保持自身的独特，并学会与不同的群体和解，是历史给予我们的馈赠。

四、余论

自春秋时期起，秦与六国就是两种不同的运行机制。六国似乎从一开始就不太看得上因养马有功而受封且偏居西陲的秦族，《春秋公羊传》有载：“秦伯卒。何以不名？秦者，夷也。”秦国自身因与犬戎、义渠等游牧民族相邻，民俗、性情上也不类于六国而又怡然自得。加之秦国雄踞关中、隔绝于中原的地理环境，很多方面与六国保持着距离，比如：“在他们的绘画和青铜编钟上，秦国仍然坚持着周朝古老的样式，即便其他国家已经引进了更受欢迎的修改过的绘画和编钟样式。”同时，秦内部存在相当强的排外情绪，远不说卫国人商鞅为秦立下不世之功后最终被处以车裂极刑，秦王赢政期间也曾因郑国疲秦之计而下达“逐客令”，幸而因李斯上书力陈利害关系才作罢。因此，秦的自我抱守，是地理环境、社会习俗和统治阶级的观念长期相互作用的历史产物，最终给世人留下了强横、固执的印象。

西汉王朝则显得亲和得多，平民出身的刘邦在沛县就擅长和不同阶层的人结交，萧何、樊哙等人一生追随，征讨天下时张良等六国贵族纷纷依附，韩信、陈平等人各尽其才，就连对待项羽，在其死后仍以鲁公之礼厚葬，赢得了江东父老的好感和归顺。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从高祖到汉武帝，汉初统治者一直在考虑人心方面的因素，他们意识到再完美的制度都需经历一段磨合期，因此在施政过程中尽可能地减少人民的不适。而民心的问题，绝不是轻易可聚拢的，理解它需要神人特定的历史时空：直面新制度的推行势必引发的不解和反抗，想象当时要迎接的是漫天的唾沫星子和侮辱谩骂，感受在委屈和彷徨中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并用实际结果来证明的勇气，这才可能是接近真实的历史场景。历史教科书已经将史实高度浓缩，史论也只有寥寥数语，但历史是鲜活的，明白这一点才能拉近心与历史的距离，才能突破历史理解扁平化这一误区。

此外，西汉不断汲取各地的文化养分和政治智慧，在帝国文化中可清晰看到秦文化的影子、楚文化的色彩和齐鲁文化的基因。在历史的变迁中不断地调试自身的执政方式和理念：先是摒弃了秦朝过于严苛的法律制度，在道家“无为”思想不适用时立即弃用，奉儒家文化为正统的同时又糅合了百家之所长。这种“容纳”和“调适”的政治智慧，很难说一定是统治者“先知”而主动提出，更多可能是无意识的随机应变，但它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在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大前提下满足了人民的需求，也将帝国塑造成一个牢不可破的整体。华夏民族是汇聚了各地域不同文化并有序运行的共同体。历史证明，伸缩性和包容性明显的西汉王朝做到了这一点，它赢得了整个中华大地居民的普遍认同，最终以强劲的内在驱动力成长为“天下帝国”并绵延四百余年。而这绝不是终点，时至今日，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我们声称自己为汉人、说汉语、写汉字，这都是汉文化的延续，是西汉王朝影响后世的绝佳证明。庆幸的是，这种智慧还被吸纳进了中华民族文化内涵的核心层面，“容纳”与“调适”的背后是儒家“仁”的精神的延续，糅合了法家的与时俱进和道家的顺应自然，是对过去历史的总结概括和理性提升。这种智慧还能解释，四大文明古国中为何只有中国没有被战争阻断文化跳动的脉搏，中华民族何以在近代遭受灭顶之灾时仍能顽强地迎来伟大复兴。而对于个体来说，这种智慧塑造了无时无刻不在负重前行的华夏后裔，铸就了面对困难无比强健的内心，给予我们一份善待不平人事的宁静。原来读史真的可以明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