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的中国大地，动荡与活力同在，迷茫与希望共存。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统治，还没来得及享受胜利果实，又陷入袁世凯复辟与军阀混战的深渊，留下一声“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的悲叹。民族即不能自强，外敌则虎视眈眈。内忧外患，绝地求变。有识之士积极探索出路，各种思潮层出不穷，300多个大小政党此消彼长。1912—1916年，在中华民国框架下，完全照搬自西方的多党制、宪法、议会、总统、选举等熙熙攘攘热闹登场，结果却落得个政体混乱一盘散沙的局面。

民族危难远未解除，家国命运前途未卜。“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当时公认的国内第一大党中国国民党在时代大变革中屡屡失利，“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运动轮番上阵，终究于“势”无补。而彼时的中国共产党，虽初显气象但毕竟年幼。至于其他政党及社会团体，均势单力薄，难挽大局。各派力量在探索中选择与整合。

国共合作：国民党左派力量发展壮大

1924年1月下旬，广东高等师范学堂的钟楼礼堂内暗潮汹涌。酝酿已久的国民党一大在此召开。会场台上，已是病残之年的孙中山踌躇满志地宣布要做两件事：一是“改组国民党”，二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而如何改组，让国民党一扫“少年暮气”重返活力？孙中山开出了一道药方：实现国共合作，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为国民党注入新鲜血液。

接近中国共产党，并把这支年轻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引为同志和战友，不啻为孙中山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而促成这种转变的，是数年革命征程“艰难顿挫”的惨痛教训。尤其是1922年，被孙中山视作肱骨的广州军阀陈炯明炮轰总统府悍然叛变，让孙中山彻底清醒，长期以来周旋在军阀间合纵连横借力打力的做法是难有作为的。手无军队可握，背无财力可倚，仅掌控一个组织涣散的政党，如何推动革命的伟大进程？他需要寻求新的同盟者。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崭新的面貌立足于广泛的工农力量，在风起云涌的阶级搏斗中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让孙中山豁然清醒：“革命行动缺乏人民向心力，无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这成为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思想源头。加上苏联以向孙中山提供援助为条件铺路搭桥，国共合作的方案迅速出炉。

但在国民党内部，由于信仰、阶级立场差异，积极赞成孙中山政策者只有宋庆龄、廖仲恺、何香凝等少数。宋庆龄后来回忆：“每当孙中山要向前跨一步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企图把他拉回来。”右派分子还找到宋庆龄，企图拉拢她去影响孙中山，但宋庆龄深信孙中山所说的“共产党人是我的真正的革命同志”，毫不动摇。“当我拒绝这样做、孙中山坚决做下去的时候，这些人就退党，并且公开攻击他……”

共产党的加入，让原来思想和组织涣散的国民党重拾了活力。孙中山自建党以来一直没能建立的省、市及地方基层组织，在共产党的帮助下迅速组建。国民党党员人数急剧攀升。同时，共产党的力量也得到长足的发展，其理念不可避免地渗透进国民党的肌体，催生了一大批拥护三大政策、同情工农斗争的国民党左派，他们日后将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的民主力量。据谭平山（1886—1956，民主革命家）回忆，在1926年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已有大约90%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处于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之下，国民党中央党部一处8部共21个职务，中共占了17个。这难免让国民党当权派惶恐不安。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壮志未酬溘然病逝。权力真空下，国民党内部蛰伏的矛盾迅速发酵。

1925年11月，就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林森、邹鲁、谢持等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召开会议，公开打出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的旗号，史称“西山会议”。1926年3月20日，已经成为新右派的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拘捕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这是其公开进行反共活动的重要试探。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清党”名义捕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在其辖区内开始了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大屠杀。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

分裂：国民党内“第三种势力”揭竿而起

“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

1927年7月18日，在反共高潮中，宋庆龄在《人民论坛》杂志发表如上声明，公开表态与汪蒋决裂，由此成为国民党左派的一面旗帜。

与宋庆龄交往甚密的何香凝（其夫廖仲恺作为孙中山左膀右臂，坚决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于1925年被国民党右派刺杀）则直白地宣称：“你们 （蒋政权）这样反苏反共，我要辞去国民党内一切的职务，我要继续与共产党人、 苏联人来往。”此后，她拒绝参加国民党的任何会议，也不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一文钱津贴，靠绘画、卖画为生，过着清苦的生活。其间，她支持子女廖承志、廖梦醒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国民党另一左派人物邓演达则在流亡国外一年多后，于1930年5月秘密潜回上海，筹备成立了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企图在国共之外组成第三种势力来领导革命，是为“第三党”。

“第三党”主张对外“彻底地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清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民族完全解放”，对内“推翻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实行耕者有其田”，“使平民取得政权”并“实现社会主义”的“平民革命”。其许多革命理念与中共如出一辙，都是以救国救民为目的，但两者当时却没能坐到一艘革命航船上，其领导人邓演达甚至自称是“中共的政敌”，这其中有诸多误解。其一，“第三党”盲目地认为中共主张的共产主义革命只是空想；其二，反对中共搞武装暴动，“烧田契、铲田界”的做法；其三，认为共产党建立苏维埃，会“叫中国成为苏联的属邦”，因此认定中国革命只有在“第三党”领导下才能成功。

然而，“第三党”领导的斗争实际上只限于少数知识分子和军事领导人，并未真正深入城乡发动工农大众参加。缺少“人民”力量的加持，大大限制了“第三党”的革命前途。

不可否认，彼时中共的“左”倾政策也是让“第三党”望而却步的重要原因。

当时由于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及受共产国际“左”倾思想的影响，中共做出了“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最危险的敌人之一”的错误判断，对在国共分裂的政治空间中揭竿而起的民主党派基本持否定和排斥的态度。邓演达1930年归国后，曾主动找中共商谈联合反蒋事宜，中共中央却不予回应。“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仍发表《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必须要能够利用最明显的事实揭露这些派别（主要的是改组派、国家社会主义派、新月人权派、社会与教育派、第三党、取消派）的欺骗与维护地主资产阶级的整个统治作用。”由是，有着共同反蒋与民族、民主革命任务基础的双方，却遗憾地走向了敌对。

“第三党”成立后，大力策划反蒋活动并拟定了武装起义计划。然而不待起义发动，1931年8月，邓演达便被蒋介石杀害于南京。一年前邓演达离开德国柏林回国时，曾与正在柏林逗留的宋庆龄说，各种反动势力“不能阻挠我追随（孙）总理的步伐，我准备牺牲生命以赴”，不幸一语成谶。邓演达之死也印证，在蒋介石独裁下的中国，想走“第三条道路”来实现救亡图存，只能是幻想。第三党经此损失后，几经改组，后更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

救亡：19路军选择联共反蒋抗日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随着中日矛盾的激化，不同的政治派别在民族大义面前日渐走向了共同抗敌的道路。

1925年由“美洲洪门致公堂”转型而成的中国致公党，其成员在海外深受帝国主义欺凌，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始终关注国内的反帝爱国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执行不抵抗政策，而中国共产党率先发表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宣言，并在东北三省组织抗日联军武装抗日，这给一贯呼吁抗战的致公党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在国民党军事“围剿”的困境中，中国共产党仍组织先遣部队北上抗日，更是赢得致公党的赞赏与大力支持。1932年，致公党在海外建立的“美洲华侨抗日救国委员会”，就曾为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募得10万大洋军费。这种战斗友谊让两党的关系日渐亲近。

在邓演达之后，“第三党”的主要领导人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民等在屡次碰壁后，也意识到自身力量的单薄，并逐渐达成共识：过去那种既反蒋又反共，“老是在夹缝中奋斗，左右受敌”是行不通的，“今后不应有三条战线的厮杀，以免分散与抵消力量”，并承认“共产党是斗争的主力，要搞革命就必须与红军取得联系”，由此转向联共抗日。

1933年11月20日，福建福州南校场，一场震惊中外的军事政变正在上演。这场政变的主力19路军曾在1932年淞沪抗战中拒不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浴血抗敌一个多月，迫使日军三易主帅。然而不久，这支“不听话”的军队即被蒋介石调入福建“剿共”，意欲肢解。是听从蒋令与红军厮杀两相消耗，还是联共反蒋抗日？以救国为己任的19路军选择了后者。

蒋介石闻听事变，慌忙调集重兵前去“讨伐”。19路军及政变成立的福建政府命运岌岌可危，中共的态度成为决定其生死存亡的关键。

如果说此前以“第三党”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在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上，排斥尚占据上风，那么随着政局的变化，到福建事变，与共产党团结合作一致对外的呼声便成了主流。早在几个月前，蒋光鼐、蔡廷锴等19路军高层便派人前往瑞金与中央谈判，周恩来、叶剑英负责谈判，毛泽东曾出面接待。几番密谋后，双方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初步形成合作关系。然而，在共产党内“左”倾势力主导下，中共最终选择“坐山观虎斗”，将红军撤离了旋涡。而19路军及福建政府则在蒋介石的镇压下顷刻瓦解。

事后，共产党积极进行了争取19路军余部的工作。如周恩来义愤填膺地斥责了“左”倾领导者的“昏君”做法，认为他们把党的抗日合作三条件当作儿戏，是失信于天下，并代表苏维埃中央政府殷切希望福建政府失败诸人继续与苏维埃合作反蒋，又电告蔡廷锴，请他来苏区“打起红旗继续革命”；潘汉年在19路军撤出福州时，曾与福建事变的诸领导一起去香港，推动开展反蒋抗日活动，为福建事变领导人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与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合作铺平了道路。

这场失败的结盟也给红军带来了惨痛的后果。在消除“闽患”后不久，蒋介石回师全力发动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红军被迫长征。

统战：中华民族走上政党合作之路

1935年对中共乃至中国来说，都是极不寻常的一年。年初，遵义会议的召开，消除了笼罩在中共头上4年之久的“左”倾密云，成为中共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几个月后，《八一宣言》和瓦窑堡会议的决议，明确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中共与各民主党派走向全面的团结合作。在此背景之下，中共领导人积极与有资望的社会人士联络，恳请他们出面做抗日统战工作。毛泽东更是给宋庆龄、何香凝、陶行知、沈钧儒、章乃器、许德珩等爱国民主人士致信数十封，同时给他们送去中共的文件，解释中共政策，征求他们的意见，增加彼此的共识。

在家国大义的感召下，站在抗日救国制高点的中国共产党可谓一呼百应。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甫一成立便于1936年7月发表公开信，赞成《八一宣言》主张。沈钧儒、李公朴等创办的《全民周刊》也发表社论，表示“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是非常可庆幸的事”。甚至对共产党一直存在误解，曾提出“打倒杀人放火的共产党”反共论调的中国青年党，也认为“国家的利益即超过了党派的利益，主观的情感，客观的环境，都迫使中国民族非走上政党合作之路不可”。

但此时的蒋介石却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政策，此举遭到了爱国人士的坚决反对。宋庆龄曾疾呼：“我们要先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日吗？！”而一部分国民党爱国将领则走上了武装反蒋抗日之路。

1936年5月28日，因日本大举增兵华北，盘踞两广的实力派李宗仁、陈济棠、白崇禧等联合发动军事政变，通电全国，攻击蒋介石中央对抗日不作为，宣布将其部队改编为“抗日救国军”，誓要“用大刀阔斧答复侵略者”，要求国民党全军北上抗日，是为“两广事变”。蒋介石大惊，立即调遣重兵南下两广镇压。

为止干戈于萧墙之内，凝聚力量一致对外，中共积极斡旋，说服李宗仁改“反蒋抗日”为“拥蒋抗日”。最终双方达成妥协，事变和平解决。但事后蒋介石不仅不兑现出兵抗日的诺言，反而变本加厉地严令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人心由是更加远离蒋介石而去。

1936年9月22、23日，毛泽东接连两次致书李宗仁、李济深、蔡廷锴等一批主张抗战的国民党将领：“国难如斯，非有几个纯洁无私之政治集团及许多艰苦奋斗的仁人斗士，为全国各党各派各军之中坚，伟大的反日统一战线之真正完成与坚持斗争是不容易达到的。”李宗仁、李济深见信甚为所动，一起给毛泽东回信，慷慨激昂地表示愿意与中共并肩作战，外御其侮。

人心：“我跟着共产党是光荣的”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格局下，民主人士与中共的互动日益增多，了解也愈加深刻。共同的救亡理念让彼此之间的合作愈加紧密和默契。

西安事变后，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农工党前身）书记彭泽湘由香港到北平视察党务，并联络知识界策动抗日。毛泽东闻讯，力邀彭泽湘前来延安访问。彭泽湘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到达延安后，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接见。连续四个晚上，毛泽东亲到彭泽湘入住的陕北饭店恳谈，了解上海、北平和两广的情况，以及李济深、白崇禧等对抗日的态度，令彭泽湘深为感动和敬佩。这是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领导人的首次正式接触，加深了中共与抗日民主党派相互之间的了解。

1938年1月，时任国民党中央国防参议会参议员的梁漱溟来到延安。他先是考察了农村现状，“举目所见，荒凉凄惨”，但农民的精神气象“确是活跃”。此外，这里的政权很“民主”，各级政权“都是选举出来的”。这让从事农村研究多年的梁漱溟十分兴奋。至于国共合作抗战，梁漱溟得出肯定结论：共产党确实是真心与国民党合作的。

此行还有一个让梁漱溟振奋的收获。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日军势如破竹，国军节节败退，包括梁漱溟在内的许多国人开始对抗战前途忧心忡忡。据梁日后回忆：“我在那时（1938年1月）眼见得崩溃之象，当然不免悲观”，而毛泽东“从国际方面、敌方、我方，三下分析”，论述了“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理由，“转换我的悲观见解不少”。梁漱溟为毛泽东的论述深深折服，并在文章中赞叹：“这样的大作品，大文章，蒋介石没有，旁人也没有，我看这是事实。”

梁漱溟的思想转变很有代表性。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提出了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给迷茫的国人指明了方向。如果说抗战初期国民党由于兵力、武器装备等方面的优势被民主党派寄予厚望，那么随着战局的演变，民主党派眼中抗战中流砥柱的角色正一点点地向共产党转移。

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来临，日本侵华方针发生了重大变化，作战重点转变为以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为主，而对国民党统治集团采取诈降的策略。国民党内由是发生重大分化，副总裁汪精卫公开投敌，蒋介石虽仍坚持抗战，但也开始不断制造反共摩擦：1939年接连制造博山、深县、平江和确山惨案；1941年，制造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1943年，一度下令让驻守黄河的50万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

在这三次反共高潮中，民主人士对中共给予了坚定的声援与支持，宋庆龄等第一时间发表言论痛斥蒋介石“剿共”，“便于敌人之乘间抵隙”；邹韬奋主持的《全民抗战》和胡愈之主持的《国民公论》都发表了谴责言论，还因此遭到国民党查禁。民主党派纷纷积极给予中共物资帮助，如中华职教社（1917年由民主人士黄炎培联合蔡元培、梁启超等创立）就曾在皖南事实后发动群众，将国民党溃兵扔下的五六百支步枪、20挺机枪和若干迫击炮全数送交新四军，并筹集了龙头细布4000多匹、橡胶鞋近10000双支援新四军。

在残酷艰苦的战争年代，国共两党在抗日救亡上的表现，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党在民主党派中的人心向背。九三学社创始人许德珩就曾讲道：“共产党抗日是真心的，我跟着共产党是光荣的。”

但对爱国实业家、民主人士胡厥文来说，决定跟着共产党走并不只是出于中共在抗战中的道义和担当，更重要的是，他从共产党身上看到了民心所向。早在1932年，胡厥文带领一支商界考察组前往陕北的一个贫困小山村走访。村里的老百姓看到护送考察团的军队，纷纷弃家出逃。为了解情况，胡厥文一行四处寻找，只找到3位行动不便的老人。当胡厥文拿出酒菜邀请老人们一起边吃边聊时，一位老人突然放下手中的酒杯，郑重其事地问道：“你们是红军吗？”“你们一定是红军！”“你们若不是红军，就一定不会对我们这样好！”陕北老农的话，让胡厥文震撼了一辈子。正是这样一次际遇，让他逐步走上了与共产党毕生合作的道路。

精诚团结：中共不遗余力帮民主党派发展力量

民主进步人士为团结抗战奔走疾呼，但由于组织分散，势单力薄，经常受到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压迫与残害。正如梁漱溟所说，国民党“统治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一切活动，几乎使国民党以外的人都不得自由”。1940 年5月，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国防最高会议上诬蔑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等人要在重庆发动“暴动”，命军警监视他们的行动；同年10 月，民主人士杜重远因其进步言行在新疆被国民党顽固派逮捕；12月，民主人士马寅初因在讲演中批评了孔祥熙等人的贪污行为被国民党当局拘留。除此之外，无故取消参政会中民主人士的参政员资格等类似事件层出不穷。手无寸铁的民主党派认识到，只有加强自身团结，并与中共合作，才是唯一出路。中共也不遗余力地帮助民主力量建立和发展组织，促成了民主党派在抗战胜利前后的蓬勃发展。

1941年，在周恩来的主持与董必武等中共党员的强烈推动下，以三党三派（包括统一建国同志会、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为主要构成的“统一救国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称“民盟”）。对此，蒋介石公然声明，“我们不能容许这样一个以国民党共产党之上的自命为仲裁的政团成立”，企图将其扼杀于摇篮之中。为了争取生存空间，发出自己的声音，民盟派梁漱溟前往香港办报。得知民盟办报缺少资金，中共马上匿名资助4000港币，解了民盟燃眉之急。

民族资本家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牺牲和重大贡献，但在国民党的政治高压和经济盘剥下，境况江河日下。抗战胜利后，美国货充斥国内市场，而国民党政府却下令取消政府同民营工厂的一切合同，更是使民族工业陷于绝境。严酷的社会现实使胡厥文等进步工商界人士认识到，单单办实业是不能救国的，民族工业家必须有自己的政治团体。此间，他们在重庆先后接触到周恩来、邓颖超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对于组建民主党派有了明确的认识。经过多次酝酿，胡厥文、黄炎培、章乃器等人于1945年12月发起成立了民主建国会，团结爱国民族工商业家及有联系的知识界人士，投身民主革命的火热斗争。

在中共的推波助澜下，三民主义同志会（民革一支）、九三学社、中国民主促进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民主党派或新建、或改名、或改组，纷纷迎来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

在推动民主党派成立的同时，共产党也与民主人士和党派团体合作，于1939年9月和1944年春夏之际，在国统区先后发起了两次民主宪政运动。中共中央为“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于自己周围，达到战胜日本与建立民主国家之目的”，积极参加宪政运动。

之后，中共又适时提出了“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广泛响应，整个国统区迅速掀起民主浪潮。虽然蒋介石推诿拒绝了成立联合政府的要求，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彼此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相互支持，为日后的协商建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就在国统区民主宪政运动起起落落的同时，根据地也组建起了 “三三制” 民主政权。根据“三三制”的规定，在政权机构和民意机关的人员名额分配上，共产党员，代表小资产阶级的非党左派进步分子，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地方实力派的中间分子各占1/3。在选举过程中，与国民党争抢名额席位相反，共产党在名额超过时总是主动退出，反而赢得了拥戴。

在“三三制”政权框架下，中共严格遵照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开明绅士李鼎铭曾深有体会地指出，“共产党很愿意大公无私做到精诚团结”，“共产党对党外人士是开诚相见，信任和尊重的”。

“三三制”的成功实践，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进行了初步探索，并积累了丰富经验。

长期肝胆相照的合作与共事，在共产党与民主人士之间建立起了一座坚固的桥梁，以至于1940 年，章伯钧、丘哲代表第三党在重庆与中共代表谈判时对周恩来说：“如果贵党对国事有何主张，需要各党派表态支持，则不需事先征求我的意见，尽可将我的名字写上。”

大道归一：民主建国蓝图终成现实

随着抗战接近尾声，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郑重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1945年7月，应中共邀请，民主党派领导人左舜生、黄炎培、章伯钧、冷遹、禇辅成与傅斯年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身份赴延安考察。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与他们进行了3次会谈，最后达成两点共识：停止召开国民大会；从速召开政治会议。

在延安的窑洞里，黄炎培谈道：“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的支配力……”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就是著名的“窑洞对”。正是在这辉煌的民主蓝图构想下，黄炎培等民主人士的感情天平开始明显倾向了中国共产党。

1945年8月底至10月上旬，毛泽东来重庆参加国共和谈期间，三次访问民盟所在地特园，与民盟主席张澜会谈。毛泽东赞扬张澜是“老成谋国”，赞扬特园是“民主之家”，并说：“今天我们聚会于民主之家，今后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送走毛泽东后，一向谨言慎行的张澜由衷感慨：“得天下者毛泽东。”

在中共的推动与民主党派的斡旋下，1946年1月，背负着实现政治民主化使命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大礼堂召开（是为“旧政协”）。其间虽然波折不断，但通过中共与民主人士的努力，最后通过了和平建国等五项协议。

政协会议之后，全国一片欢腾，民主党派的喜悦之情更是达到了沸点。然而令人瞠目的是，2月10日，各民主人士在重庆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时，中统特务却组织打手到会制造混乱，李公朴、施复亮上前阻拦遭到毒打。郭沫若、陶行知、章乃器、马寅初等60余人也被打伤。这就是震惊一时的“较场口血案”。血的事实让民主力量幡然醒悟：政协协议中关于民主、和平的决议，不过是停留在纸面上的美好字眼。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突袭中共在中原地区的一个集结区，全面内战爆发，同室操戈的悲剧再度上演。

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破坏政协协议，召开一党控制的国民大会等一系列行为，使一度高涨的民主党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某些党派和民主人士出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又打出了“中间路线”的旗号，既反对国民党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也不赞成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幻想另辟“第三条道路”。

民主建国会的领导人施复亮是中间派政治路线的鼓吹者之一。在他看来，国共两党都不能消灭对方，而国际形势也不许可有一个完全右倾的国民党政权或完全左倾的共产党政权。在这种客观情势之下，唯一可能的正确道路，就是恢复中间性的政协路线，由国共两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共同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

然而希冀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试想手无一枪一炮的中间势力何以能将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大武装政党收归旗下？当中间力量在奔走呼吁“调和国共”的过程中日益壮大时，中间路线破产的时日也就临近了。

1947年10月21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登出南京卫戍司令和南京市长的布告，要“共产党工作人员及关系人不论过去或现在概须办理登记手续”，如不照办，“一经查觉，立予逮捕法办”。布告表面上是针对共产党，实际上却是针对民主党派，因为这对共产党毫无约束力。1947年农历九月初六（10月27日）是黄炎培七十寿辰，国民党公然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民盟是“中共的附庸”，“参加叛乱，反对政府”，“为非法组织”，并派军警将南京的民盟总部围困，民盟被迫解散。其他民主党派的活动也都受到极大限制。

当国民党以血腥镇压击碎民主宪政的美好希冀时，当民主党派自身生存安危都命悬一线时，中间力量的坚守开始软化，以至彻底放弃。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宣布恢复总部，明确了“与中共在和平民主事业上的密切合作”的方针。

同期，施复亮在《观察》上发表文章指出，“（自由主义者）发现了统治者顽固反动，绝无改良希望的时候，他也会毅然决然走上革命的道路”，表达了与共产党一致行动的立场。

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在香港成立，标志着国民党民主派实现大联合，并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在组织上、政治上公开决裂。2月，民主人士朱学范在给民革领导人李济深的长信中说：“这次民盟被解散，蒋介石已经发了疯狂。中间路线已经死定。”明确提出民革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随着国共军事对抗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同时民主党派也在是非问题上作出了明确的表态，号召民主建国、彻底孤立蒋介石的时机已然成熟。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倡导“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表明中共放弃了独立建国的模式，选择了与各民主党派通过政治协商建立新中国。而对民主党派来说，一直以来的民主建国理想即将实现，欢欣鼓舞自不待言。

1949年前后，由周恩来亲自部署，在潘汉年等人的秘密组织下，分散在上海、香港等各地的民主人士浩浩荡荡一路向北奔赴解放区。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等单位的代表（含候补代表）共662人参加的共襄建国大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胜利召开，一个独立、统一、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喷薄而出……

斗转星移几十年。1983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邀请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参会的民建元老胡厥文在会上深情地说：“‘休戚相关，荣辱与共’，这八个字就是我对待中共整党以及党的全部事业的立场。”“因为像我这样在旧中国过了大半辈子的人，脑子里装着三笔对比账：共产党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对比；新中国同旧中国的对比；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的对比。”

“中国的一切事业必须靠共产党领导。这一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希望，都寄托在共产党身上。”——这是当初胡厥文历经世事沧桑之后的由衷感慨，也是如今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70载风雨同舟、团结奋斗的历程中得出的一个不可动摇的结论。

多党合作，殊途同归；大道同行，共求复兴。展望未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护航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必将乘风破浪平稳前行，抵达光辉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