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剿匪与建政
——一名南下干部的回忆

2019-10-21

文史博览 2019年8期
关键词:邵阳土匪干部

随着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的节节胜利,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会议专门讨论了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干部的准备工作问题。

南下湖南

194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作出《我们必须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要求各个解放区抽调5万干部到新解放区。后来随着形势发展不断变化,冀东区党委决定:冀东区脱产干部半数留冀东,半数下江南。共计抽调新老干部3410人组成南下干部总队,随军南下。

1949年8月2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原中共湖南省工委与随军南下的中共湖南省委合并,组成新的中共湖南省委员会,黄克诚任省委书记,王首道(拟任省政府主席)、金明、高文华任省委副书记。

1948年12月12日唐山解放。15岁的我正在河北省立唐山中学读高中一年级,并担任班长。13日,我就接到高二班同学高奇(地下党员)的通知,参加了“学生积极分子训练班”。1949年5月4日,市学联召开大会,号召发扬“五四”爱国精神,参军参干。我立即报名,还带动同班三位同学一起参军南下。就这样,我们戴上大红花,在全班同学的欢送中踏入了南下的行列。5月9日我进入冀东南下干部工作团。

5月25日,我们开始出发南下。10月13日,我们到达湖南邵阳,行军路程累计5000余里,用时135天。当时天上有敌机骚扰,地下有散兵匪特横行。途中大部分是新解放区,再加上空气潮湿、气候炎热,疾病流行,水土不服,南下行军历经艰难困苦。6月中旬,我写了入团申请,月底批准我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调任中共邵阳县委秘书处干事。那是我人生第一个公职岗位。行军到郑州,7月3日宣布中共邵阳地委成立,夏如爱任书记,宣布了各县的领导班子。

邵阳地下党代表是个在校大学生

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在长沙起义。白崇禧却调配重兵20多万,猬集于衡阳、邵阳一线顽抗。8月20日,邵阳地下党派代表周泽民到长沙接头。他化装潜行5天,穿越国民党“湘赣防线”,和我们南下干部会面。我原来对“地下党”抱有神秘感,猜想他应该是戴着墨镜,行踪诡秘。可是见面握手时我才知道,他是一位衣着朴素的在校大学生,不过22岁。他向我们介绍了邵阳的近况——

邵阳地处湖南西南,是通往云贵川黔的门户,全区共407万人。1949年 8月9日,蒋介石派国防部次长黄杰任湖南省主席,镇压了邵阳专员兼警备司令魏镇、副专员兼副司令宋涛的起义,坐镇邵阳,重组省、专、县政府。早在辽沈战役被解放军歼灭的新六军(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副军长刘建章(1908—1998,湖南隆回县人),又被蒋介石从台湾派回邵阳,当了“邵阳专员兼保安司令”。邵阳地区历史上有股匪100多股,20000多人枪。另外,还有散兵游勇10000多人枪,全部被国民党改编,成立了“湘赣反共救国军”,八大匪首都被加封为“军长”“师长”。白崇禧则坐镇衡阳,指挥桂系主力部队,妄图决战“衡宝”,保住广西老巢。

邵阳地区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地区。“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第一人匡互生(1891—1933)、讨袁护国将军蔡锷(1882—1916)、《游击队之歌》作曲家贺绿汀(1903—1999)都是邵阳人。1949年6月6日,邵阳地下党举行武装起义,组建了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第二支队,夺取三个乡的反动武装。后发展到1400人枪。地下党印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遍及城乡。护厂、护校、迎解放,如同炙热的岩浆,正在地下运行。

9月底白崇禧主力王牌“钢七军”(即桂系的第7军。在北伐战争中,广东的“铁四军”和广西的“钢七军”都立下过汗马功劳)被歼,10月10日邵阳解放。在长沙待命的我们,行军3天进入邵阳。从这天起,我在邵阳一待就是36年。

赤手空拳收缴伪乡保安队武装

邵阳解放前有7个县(市),下辖150多个乡镇。乡长大多由本乡最有势力的土豪劣绅担任,手下都有武装,乡乡都有保安队。整个邵阳地区乡一级伪政权武装力量就多达2000多人枪。另外还有数十个大地主成立了自己掌管的武装——“团练”,以看家护院。

而当时湖南省委分配给邵阳地区的南下干部只有1259名。省委强调:湖南农村人口占90%,开头一段时间工作重点还应放在农村。全地区设立56个区,南下干部尽量充实到区,但是每个区的南下干部也不过20人左右。邵阳地委和邵阳、武冈县委虽然立即开办了干部学校培训地方干部,但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历史的重任落在了分到区里的1200多位南下干部身上。他们个个斗志昂扬,没人犹豫,没人讲价钱,打起背包,英勇地迎着炮火硝烟,上山下乡,接管建政。

1949年10月16日,邵阳县第七区区委书记李桐林、区长施德宣带领18名干部到七区。刚刚进区,就发现和安乡的保安队长带领40多人枪,已经逃跑。如果不及时追回,很有可能上山为匪。他们立即找到伪乡长,命令他:“立功赎过,找回人枪,听候整编!”第二天伪乡长带领40人枪来到区政府听候改编。区政府有了这批枪支之后,不但干部都武装起来,而且招收贫苦青年,成立了区中队。

六区区委书记赵玉学、区长王益之入区之后,了解到辖区内共有5个伪乡政府、5个保安队,太二乡保安队的武器最好。于是区政府下令找到伪乡长,命令他“带队前来集中整编”。那个伪乡长战战兢兢带队前来。这一下又收缴了枪支180支,机关枪2挺。缴枪之后,旧人员被遣散。区政府另外招收一批贫苦农民青年参军。

智擒匪军官

邵阳虽然解放了,但是基础不稳。一方面,封建统治在基层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国民党在溃逃前夕制订了一整套“应变计划”。1949年8月,蒋介石亲自签发《匪后游击办法》的电报。笔者见过这份“密电”,共五条:第一,各级建立临时政府;第二,在不违背大本营战略指导原则下,一切措施得便宜行事;第三,自筹军政经费;第四,组建反共救国军;第五,在某线撤退时,实行奇袭。在国民党五条措施的指使下,解放初期的邵阳,仍然是“马路不平,电灯发昏,乞丐成群,恶狗咬人,商店关门,工业凋零”。他们收编游杂武装、土匪强盗、散兵游勇,成立了“湘赣反共救国军”,番号是“8888部队”,下属3个纵队。这番号还是蒋介石亲自给的。他说:“抗战时期我把第八路军的番号给了共产党,结果他们大发展。这次,我寄希望于湘中邵阳,希望你们大发展,大发财,大贡献,建成反共基地。”

但是,敌人再疯狂,也是垂死挣扎。他们面对的是智勇双全的南下干部。

1949年10月25日是邵阳县人民政府第七区公所建立的第五天,区委副书记张寿芝率领冀东南下干部郑昌明、马北骥、王林宏、唐润祥等6人下村走访。正当他们行进在山间小道,准备进村的时候,突然发现对面山上走过来一支队伍,有12人,有的扛枪,有的挑担。张寿芝与大家研究后,决定智取,并立即隐蔽在路边的草丛里。敌人越走越近,马北骥猛然站出来,他高大的身材,响亮的北京腔,一连串口令喊了出来:“一班、二班、三班做好准备!”“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你们已被包围了,缴枪不杀!”土匪们吓破了胆,止步发呆。马北骥又发出威严的命令:“立正!枪放下!向后转!”匪徒们乖乖地服从口令,转过身去。埋伏在旁的6位同志一跃而起,收缴了十几支美式自动步枪。匪徒们回头再看,才知道中计。张寿芝等人在匪徒挑的担子内发现有“湖南反共救国军 ××团”的关防大印、团长钟岳的委任状以及大批的胸章符号和子弹。这12个匪徒分别是团、营、连、排的军官。为首的大胖子,满脸横肉,他就是占山为王的土匪头子钟岳。他投奔国民党“8888部队”的“军长”尹立言后,被晋升为上校团长。此时他们正梦想回去招兵买马呢。只是他们还没招到一兵一卒,就被我们7名南下干部全部拿下!

第一次亲手抓获一名土匪

邵阳解放之初,主力部队进军两广川藏,而地方武装还没建立,邵阳地区的土匪立即嚣张起来。他们不仅围攻3个区政府,杀害了20余名干部,就是地委驻地邵阳市也经常发生抢劫事件。面对严重的敌情,上级号召我们南下干部“既是工作员,又是战斗员”!没有武器怎么办?请主力部队支援一些,从伪警察局、乡公所缴获一些。很快,我们全区1200多名南下干部就被武装起来。当时,我因为刚离开学校参加革命不久,对如何使用武器一无所知。第一次拿枪,心慌意乱,还发生过一次事故。1949年12月23日,邵阳市军管会开展全市大清查。一位姓杜的秘书给了我一支美式30自动步枪,我仍然按照中正式步枪搬弄,结果枪支走火,差点伤人,我亦因此受到严肃批评。

但是,也是在这一天,发生了一件让我欢欣雀跃的事——我第一次亲手抓获了一名土匪。这天凌晨5点,3发红色信号弹升空,全城大清查统一行动开始。这次行动共抓获匪特200余人,缴获枪支200余支,电台一部。我被分配在“三府街”清查。这一带原来是国民党第六绥靖公署驻地,是赌博卖淫的聚集区。

在清查一栋吊脚楼时,我忽然发现床后有动静,从蓝黑色苎麻蚊帐后伸出一条刺着纹身的手臂,在被褥下翻腾。我立即大喊一声:“不准动!”那黑手还是乱翻乱抓,抓出一杆像枪又不像枪的东西。我急出一头大汗,立即朝人影上方开了一枪,打在杉木板墙上,一帧印有青天白日徽章的“乐女(妓女)证”掉下,一个人影战战兢兢地把两只手举在头顶。

再看那家伙手里抓的原来是一杆湘妃竹做的大烟枪。同行的另一名南下干部还从被褥下搜出一支手枪。看到搜出真枪,大家惊出一身冷汗。原来这家伙是一个进城嫖宿的土匪小头目,刚才慌乱中他抓错了枪。我们把他押送到军管会。军管会把枪奖给县委。我仔细察看那支枪,发现枪上有“USA ARMY”字样,型号是FR-45,美国战略情报局(OSS)制造,解放战争时期作为“美援”送给蒋介石的,蒋介石却把它送给了土匪。

第二次解放绥宁

湖南省会长沙在1949年8月5日和平解放,而湘西南的绥宁、靖县、通道、会同4个县以及周边方圆1.7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直到1950年10月才重获解放。绥宁县是湖南全省南下入湘干部进入最晚的一个县,1958年才划归邵阳地区。1949年10月10日,解放军152师进军广西途中,第一次解放绥宁。几天后部队离境,县城又被反动派、土匪占据。1950年10月20日,绥宁第二次解放后,中共绥宁县委、县人民政府才进入绥宁。

绥宁,地处湘桂交界的雪峰山深处。1950年1月27日,绥宁县伪县参议长、自卫团长龙怀麟,趁解放军主力南进之际,与会同、靖县、通道3县的一大批匪首在靖县甘棠坳草寨庵成立“中华民族自救军”,攻占绥宁县城;4月,与广西“反共救国军”司令石世佑、湘桂黔边区游击总指挥杨彪等会合;5月6日,自立“县政府”,委任杨绍绅为“县长”。他们滥征苛捐杂税,多达30余种:人丁捐、火灶捐、田赋捐、屠宰税、黄牛税、水牛税、过关税、南竹税、木材税、木排税、矿产税、特产税、盐税、商税、赌博税、娱乐税、乐女(妓女)税、鸦片税……为了维持统治,镇压群众的手段也是极其残酷,刑罚多达30余种:水牢、火烙、活埋、剁手指、剜脚筋、吊半边猪、坐老虎凳、点天灯、五马分尸、泥鳅钻妇女下身、活剐、割舌头、剜眼珠……

1950年10月19日,解放大军发起总攻,重新解放了绥宁等4个县1.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经过40天的清剿,共歼灭土匪6275名,生擒土匪中将司令龙怀麟、中将副司令蒋燮琴等将级匪首10名,校级匪首153名。

邵阳地区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共歼灭各类反动土匪武装100多股,30000多人,各种枪支12000余支,迫击炮26门,从根本上清除了匪患,建立了人民政权。朝鲜战争爆发后,邵阳广大群众不仅努力生产,而且踊跃捐献256亿元(折合新币256万元)、稻谷40万公斤,款项可购买17架飞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解放了的邵阳人民,还把最优秀的青年送上抗美援朝前线,当时共有30000多名青年报名参加志愿军,涌现了像罗盛教(新化县人,当时属邵阳地区)这样的国际主义英雄战士。而且从1950年10月至1952年春,邵阳分3批完成了土地改革工作,做到了“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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