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哲

我们的司法行为可以触及灵魂，也可以挽救灵魂，可以抚慰伤痛，也可以影响别人的人生，在这个意义上，需要我们审慎而为

有些人把办案当作一种负担，但我却认为它是我们改变世界的支点。我们只有通过案件才能对这个世界施加影响，当然这个影响既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取决于我们对待案件和当事人的态度，取决于我们有没有认识到，我们办的不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是公众的价值观，是国民对法治的期待。这是我作为检察官的初心。

办案是为了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记得2004年我刚到北京市房山区检察院侦查监督处入职时，那个时候侦查监督处刚由审查逮捕处改过来，正是自上而下对侦查监督工作格外重视的时候。虽然当时我也是书记员，但是师父们都对我比较信任，放手让我打报告，让我自己拿意見。记得当时有一个案件，我发现有一个违法搜查的问题，就提了出来，我觉得可以考虑发纠正违法通知书，当时好几年都没人发过此类文书，领导比较慎重，但是我还是很坚持。最终文书发出来，引起了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

2007年我到了公诉，又将办案这个支点翘到了外地。当时碰到一个骗婚的案子，一个河南籍女嫌疑人，篡改了自己的年龄，并通过补办户口的方式办理了合法的户籍手续，这是本案的核心事实。后来，我们通过调取其胞弟的户籍信息、同村老邻居关于姐弟属相的证言，以及该嫌疑人前科案件中其父亲的证言等最终确定了她的年龄。鉴于该女子户籍所在地区存在一定户籍管理混乱的问题，依法向该地区公安机关发出检察建议，并收到了相应的回复。

从此我就跟户籍干上了。当年还有一件假释期间再次实施诈骗犯罪的案子，这个嫌疑人在假释期间竟然在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上了“真”户口！谁敢给一个正在服刑的罪犯上户口？这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为此，我们专门给当地检察机关移送了职务犯罪线索，峰峰矿区检察院反渎局局长亲自带队来京提讯本案的嫌疑人核实情况，最终经该地检察机关侦查，对涉案户籍民警提起公诉，最终使其获得了有罪判决。后来，我们还回访了该地的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峰峰矿区公安局局长跟我说，因为这个事整个邯郸市都刮起了一股“户籍风暴”，对通过补录方式上户籍的进行了重点排除，清理了不少问题户口，并对检察机关给他们提的醒表示感谢。这个案件后来还被评为北京市第三届诉讼监督精品案。我们用一份检察建议和一个职务犯罪线索，能够撬动公安系统的户籍整顿工作，这就是办案的支点效应。

2010年我遴选到市院，办的案子更大了，可以调动的资源就更多了，支点也就更大了。2017年，我办了一件平谷区的杀人案。此案因赌博机而起，上诉人沉湎于赌博，借上高利贷，最后倾家荡产，把放高利贷的人杀了。我询问了关键证人之后，发现这一地区赌博机网点较多，与高利贷形成灰色产业链。很大的原因是当地有拆迁工程，失地农民得到房屋或者货币安置，手里有些钱了，但是就业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解决，就导致有钱不知道干什么，从而使赌博机乘虚而入。

我想这一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恐怕在远郊和城乡接合部都一定程度存在。后来经过全市范围的调研，印证了我的这种判断，只是各区对赌博机的打击力度不同。平谷区公安机关反映其中存在一些法律障碍，为此，我们与平谷区检察院配合，专门召开了专家论证会，解决了其中的法律问题，出台了赌博机案件的会谈纪要并在全市转发。根据调研情况梳理形成了专门的调研报告，整体向市院侦查监督部批量移转了立案监督线索，推动全市范围内开展相关整治工作。

去年，我办了一件抢劫案，上诉人之前是快递员，后来陷入微信群的赌博不能自拔，又因为老婆怀孕着急用钱，走上了犯罪道路。到案那一起抢劫，是上诉人利用经常在该小区送快递比较了解用户情况的便利，锁定女性用户，以假装送快递的方式骗开房门进行入室抢劫，最终以大量胶布缠绕口鼻的方式致使被害人死亡。

这是他第二次上诉了，上一次上诉时他又坦白了一起抢劫案，也是致人死亡。提讯时上诉人对案件的细节有一些辩解，但最核心的诉求还是认为自己都主动交代了一起了，是立功，能不能从宽？我和他说，你主动交代，我们欢迎，也认可，但根据法律同种数罪是坦白，不是立功。

另外，我跟他说，你有两起人命在身，恐怕难逃一死了，如果你真想获得从宽处理，那就好好认罪，这样或许还有一线希望。我跟他承诺，我可以帮助他把犯罪源头打掉，问他愿不愿意？他非常愿意，他对这个微信赌博群也深恶痛绝。然后，我们用了三分之二的提讯时间了解微信群赌博的细节，包括如何发红包猜大小的具体方式，庄家主要都是谁，入群方式，人员组成，他的手机密码等，最终将该犯罪线索移转公安查处。快递人员利用熟悉用户情况的便利进行侵入式犯罪才是社会的真正隐患，为此，我们向国家邮政局正式发出了检察建议，建议他们完善整个快递行业的安全标准，包括利用大数据建立上门快递人员的身份快速识别机制，离职快递人员在快递人员身份识别系统上及时注销，方便普通用户能够实现隔着房门就对快递人员进行身份识别，降低犯罪风险。

案件其实不仅是案件，而是我们对社会施加正面影响的机会，通过我们的影响可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正义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我们都知道“正义不但要被实现，还要以看得见的方式的实现”是在强调程序。而我认为，正义不但要被看见，还要被看清楚，在程序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强调细节。

还在房山的时候，我办了一件卖假商标的案子。这种案子往往查不到下家，都是按未遂判，往往判得很轻，效果不明显。这起案件破获了几仓库的假酒商标，但是由于没有找到下家，没有定既遂，公安按未遂移送到检察院，而且有一个负责记账的犯罪嫌疑人认罪态度还不是很好。

我看完卷宗后很无奈，嫌疑人不说，很难查。但我发现随案移送的有一个小笔记本，上面记了各种符号、外号、数字，而且这些文字还被画来画去，很乱。如果细致翻阅就会发现，它其实有一定的规律，不是乱写的，很像一个账本，但很难确定具体的买家姓名。我仔细辨认了整本笔记本，将其中的符号、外号、数字都完整誊录下来，然后将它们转换成打印字体，这样更方便阅读和检索。然后我提讯犯罪嫌疑人让他核对，我誊录的内容和他笔记中的对不对，一页一页核对，一页一页签字。这些确认好之后，我就通过检索、对比等方式逐渐摸清他记账的规律。这个过程就像破译一套密码，让我非常兴奋。最终，就是靠这手写的笔记本，将未遂改为既遂起诉。在法庭上，我基于这套“密码”来展现销售的规律和实际交易情况，将犯罪隐秘的细节展现出来，获得判决的认可，让被告人获得应有的刑罚，公安的同志也很服气。

让人心服口服，一方面是靠庭前的证据收集，另一方面还要看庭审如何展现。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庭审的实质化越来越加强。为了提升在庭审实质化背景下的出庭能力，我设计了一套出庭能力培养平台，在全市适用后发布了三千余场观摩庭，上万人才参与旁听。作为系统的设计人，为了起到一个示范作用，从2017年7月开始，我自己共出了十多场观摩庭。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形成了自己脱稿出庭的风格。

有一件案件，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上诉人与被害人离婚几年了，法院判决在农村的一个院子归被害人，也就是上诉人的前妻所有，但是上诉人不服，经过上诉，再审，均支持了被害人的主张。被害人也申请了强制执行，但是没有成功，被害人只好自力救济，通过换锁刨炕等方式进行自力救济。上诉人发现之后就急了，在院子里就用钢管把前妻和前妻的母亲打死了。在法庭上，他辩解前妻骂了他，还说他还有个孩子，孩子已经原谅他了，希望能给他一条命，他好抚养孩子。我说，你打她妈的时候，你想什么呢？不管有什么矛盾，那也是孩儿她娘啊。就在这一刻，全场突然异常的安静，包括上诉人在内，他不再昂着头，而是低下头。我顿了几秒，好让大家体会这一刻的感受——这一刻，我看到了正义的降临。

还有一个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案子，一个同案犯上诉，他辩解他当时喝多了，只记得被别人打了，想不起来打过被害人，而且现场的视频很模糊，距离中心现场有点远，人都很小，很难分辨。为此，我看了几十遍的监控视频，结合言辞证据交叉反映出的每个人的大致动作姿态以及衣着，通过他们的姿态特点再判别出每个人的具体行为，尤其是上诉人的完整行为过程。

庭审时，现场来了很多上诉人的家属，他们都以愤怒的眼神望着我。我知道，这个庭审不仅要给法官看，也是给上诉人的家属看的，要让他们看清楚。如果看不清楚，即使判了他们内心也是不服气的，对司法机关也不会有好印象。但是视频并看不清楚，而且这是二审，一般也不重复播放证据。

我是脱稿出庭，我始终与这些家属有眼神交流，我能看到他们的情绪变化，当上诉人辩解自己才是被害者的时候，家属的情绪是激动的，只是由于法庭的纪律才保持了必要的克制。在讯问环节，我确认了必要的细节。在发表出庭意见时，我用一连串带有画面感的语言还原了当时的现场：“上诉人在案发之初的时候，确实被人推搡，但是事态一度已经平息了。在平息之后，上诉人突然又与被害人打起来，打还打不过，被被害人推倒了，这时他的大哥冲出来，拿出一把刀扎向被害人，连扎数刀后将被害人逼到一个靠墙的柴火垛，直扎到被害人躺到柴火垛上。但是被害人身体非常强壮，竟挣扎起来了，这个大哥有点按压不住，这时候上诉人过来把被害人按下去，并且按住，让这个大哥顺利扎刺，直到被害人不能动为止。”当我说完这些的时候，家属眼中的怒火消失了，并渐渐归于平静，当我离庭的时候，他们只是望向我，我看到一种释然和解脱。我知道他们看清了案件的真相和细节，而这正是通过即席发言的方式、通过画面感的语言实现的，这就是语言的力量，连贯的语言本身就增加了说服力。

我们的司法行为可以触及灵魂，也可以挽救灵魂，可以抚慰伤痛，也可以影响别人的人生，在这个意义上，需要我们审慎而为。另外，我们的司法行为以及延伸又可以帮助建构完善社会治理体系，让世界变得更好，这需要我们以除恶务尽、愚公移山的勇气和毅力大膽作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作者系北京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四级高级检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