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

2000年7月31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受贿案作出一审公开宣判。法院认定，1994年到1998年，成克杰利用职务便利，单独或与情人李平共同为请托单位或个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款物合计4109万多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决后，成克杰提起上诉。2000年8月22日，北京市高级法院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00年9月14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区党委副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的成克杰因受贿罪被执行死刑，这是在当时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级干部中数额最大的受贿案件，也是新中国历史上因经济犯罪被处以极刑的职位最高的领导干部。

今年5月，由中央纪委40余位老同志口述的《传承——我亲历的中央纪委故事》一书中，再次提及了成克杰一案的处理过程。无疑，成克杰一案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当下，都充满着重要的警示教育作用。翻开成克杰的人生履历，1933年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林县，并长期在铁路系统工作。1986年起，成克杰先后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常务副主席、党委副书记，直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那么，如此高位的成克杰为什么会走上犯罪的道路？他又是如何收受巨额钱物？成克杰受贿案到底给予我们怎样的警示呢？

“倒卖蔗糖”事件引起关注

成克杰案最早因一起倒卖蔗糖事件引起了中央纪委的注意，从而促使了这一特大腐败案的查处。

据新华社报道，1999年1月，中央纪委在广西查办案件时，一涉案对象揭发：成克杰在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期间，曾两次指令他压价从贵港糖厂要7000吨糖给一名叫李平的港商进行倒卖，以赚取高额差价。

办案人员敏锐地察觉到，这两起“倒糖”事件背后可能隐藏着重大问题。在中央纪委领导同志的明确指示下，调查人员经过努力工作，不仅查清了李平通过成克杰指令压价倒卖白糖的问题，而且初步了解到：几年来，成克杰伙同李平通过帮他人要项目、批贷款，发了横财。调查还发现，成克杰伙同李平敛财的主要勾结对象是广西银兴公司总经理周坤。

1999年7月，中央纪委主要領导听取成克杰案初查情况汇报并明确指示：要把成克杰的问题一一查清。调查人员的行动引起了心里发虚的成克杰的察觉和猜疑。他多次要求李平离开广西到外面躲躲;在北京开会时打电话要求李平“赶快跑，越远越好”。

根据掌握的证据，办案人员经周密部署，首先采取果断措施将李平迅速缉拿归案，并将伺机外逃的银兴公司总经理周坤控制在南宁。关键涉案人归案，初战告捷。随着李平、周坤的交代，成克杰的腐败事实开始全面暴露。

权钱交易的“二人转”

考察成克杰的人生履历可以发现，他有过努力向上、勤恳工作、有所作为的昨天。然而，与有夫之妇李平发生关系后，他却沿着生活上放纵奢靡、工作上无所用心、作风上独断专行、经济上贪婪无度的轨迹，一步一步滑向犯罪的深渊。

出生于1954年1月的李平，1981年底定居香港，1988年成为香港永久居民，并在香港注册了一家公司。她长得浓眉大眼，既漂亮又大方，人也能说会道，交际能力很强。此时的成克杰在个人感情生活上有缺憾，便开始想在别的女人身上得到弥补。而李平对自己的丈夫也不满意，她发现成克杰不仅有权有钱，而且多才多艺。虽然两人年龄相差23岁，却在各取所需中走到了一起。1993年两人准备各自离婚后结婚，商议趁成克杰在位，利用其职权，为婚后生活共同准备钱财。此后，两人开始有目的、有计划地聚敛钱财，疯狂地上演了一幕幕权钱交易的“二人转”。

成克杰、李平和银兴公司总经理周坤的第一笔权钱交易发生在1994年。那年年初的一天，李平与周坤在闲聊中谈起西园饭店门口的一块地。周坤说，谁能拿到这块地就能赚大钱，但这块地除了成克杰谁也拿不到。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此时，正是成、李二人商定先赚钱后结婚不久。听说这块地非成克杰批不可，李平留了个心眼儿。

在后来的供述中，李平说：“回去后我和成克杰讲，周坤说拿到西园的土地可以赚大钱。成克杰说拿这块地绝对没有问题，并让我找周坤具体谈谈。第二天我又去周坤办公室，对周坤说，我和成克杰很熟，如果我帮忙通过成克杰拿到西园的土地，你能给我们多少好处费？周坤说，如果拿到这块地可以给我1000万元左右的好处费。回去后我就把周坤答应拿到土地后可以给1000万元或800万元好处费的事告诉了成克杰，我是在他家告诉他的。成克杰听了后同意把这块地给周坤的公司做了。”

此后，周坤开始做工程的前期准备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周坤又找到李平说：西园的地价太高，如果通过成克杰把地价压到每亩70万元以下，还可以增加好处费。

私欲膨胀使成克杰丧失了理智。当李平把周坤的要求转告给成克杰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随后，成克杰指示南宁市政府将该工程85亩用地的出让价格，从评估价每亩96万余元压到55万元。由此，周坤给成克杰、李平的“好处费”增加到1600万元。

在成克杰的“关照”下，西园停车城即江南停车购物城工程顺利开工。当李平向周坤索要事先约定的“好处费”时，周坤又提出了“条件”：目前资金紧张，暂时付不了。你找成克杰帮助搞点贷款，有了资金就可以付“好处费”，而且贷款也不白贷，根据贷款数量可以再付“好处费”。

李平又把周坤的要求转告成克杰。为此，成克杰多次打电话给中国建设银行广西分行行长曾国坚，要求其给银兴公司贷款。迫于成克杰的压力，自治区建行给银兴公司贷款7000万元人民币。由此，成克杰和李平的“好处费”又由原来约定的1600万元增加到2000万元。

通过批项目、压地价和解决贷款，2000多万元的巨额资金轻而易举落入了成克杰和李平的囊中。至于国家的损失，就不是成克杰关心的事了。

紧接着的第二笔交易的做法和西园停车城如出一辙。1996年上半年至1997年底，成克杰通过李平得知能获取“好处费”后，便帮助银兴公司承接广西民族宫工程及解决建设资金，成、李获得银兴公司支付的贿赂款人民币900万元、港币804万元……

此后，成克杰一发不可收拾，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94年7月至1997年底，采取这种“二人转”的方式，成克杰通过批项目、要贷款、提职级等多种方式，伙同李平或单独非法收受贿赂款、物合计人民币4109万余元。这些赃款，或由李平出面收下后告诉成克杰，或由成克杰收下后转交李平，最后全部受贿所得除由李平支付给帮助其转款、提款的香港商人张静海人民币1150万元外，李平都按照与成克杰的约定，存入境外银行，以备婚后使用。

成克杰也交代：“通过我办事，李平在西园停车城工程、民族宫工程、拉平隧洞工程、桂信公司贷款等事情中收取了好处费。事先李平和我说，要我帮着办这些事，办成事有好处费。我的作用就是帮助解决贷款、解决工程等事情，李平出面收钱。大约1998年，李平曾在她的西园住房里和我谈到结婚时说过，我们一共有4000万元了。”按照他们的计划，这些钱是他们将来周游世界、过上幸福生活的花销。

大肆卖官

金钱早已使成克杰头脑发胀，除了大肆收受企业公司的贿赂，在成克杰那里，官员要想晋升，也是可以用钱买到的。成克杰窝案涉及十余名厅级高官，广西交通厅原党组书记兼主持工作的副厅长褚之田是其中的一个。并且，褚之田把成克杰当成自己的偶像。有例为证，1995年春节前，褚之田到成克杰家登门拜访，进门就“扑通”一声双腿跪地行了个“跪拜礼”，临走前没忘留下1万元“孝敬钱”。当然，最后这两个人的下场也差不多。检察机关根据举报，立案查处了褚之田涉嫌职务犯罪的行为。2001年11月初，检察机关依法将此案起诉到法院。

从1994年到1998年，成克杰用职权帮助他人提级调动，从中收取贿赂，其中，合浦县原副县长甘维仁的提拔过程最为典型。

据李平供述，甘维仁知道她与成克杰的关系后，塞了几万块钱给她，意思是想得到提拔，李平把这件事情告诉成克杰。成克杰也很直接，说，合浦县县长当不了，只能到（北海市）铁山岗区当区长。后来大概是一年多，甘维仁到1996年的时候又找到李平提出来，还想升官。

“这次他说想换个工作环境，后来他讲如果能够再提拔一下更好，后来我又把他的原话讲给成克杰听，后来成克杰就说，要看看了，要有机会才行。1997年3月，在成克杰的举荐下，甘维仁被提拔为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李平说。

甘维仁归案后如此形容：“这么好一个位置，做梦也想不到，以前我生活在乡镇，是农民的兒子，二十几岁，1977年才到南宁，现在能够在南宁工作，确实没有李平，绝对是办不到的，我应该好好感谢她，所以就借了很多钱，借了15万元，送给她”。

从甘维仁由广西合浦县副县长先后晋升为广西北海市铁山港区区长、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甘维仁通过李平四次经手收受给予成克杰的贿赂款共计人民币27万元。

如此种种，不胜枚举，在短短四年的时间里，成克杰利用职务便利，单独或与李平共同为请托单位或个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款物合计人民币4109万多元。

2000年7月31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对成克杰受贿案作出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成克杰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担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的职务便利，单独或伙同李平接受他人请托，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被告人成克杰犯受贿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成克杰的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其作为高级领导干部，所犯罪行严重破坏了国家机关正常工作秩序，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败坏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声誉，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予严惩。虽然成克杰受贿的赃款已被追缴，但不足以据此对其从轻处罚。依法判决被告人成克杰犯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审判决后，成克杰提起上诉。2000年8月22日，北京市高级法院依法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0年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核准成克杰死刑。

拒腐防变要警钟长鸣

成克杰一案影响深远。该案一审法官陆伟敏（现任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在回忆该案时说：在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的情况下，成克杰受贿一案最终得以圆满、妥善审结，是具有标志性的历史意义的，开创了多项工作制度的先河，并成了以后全国各级法院办理大要案的参考和模板。坚持对证据负责、对事实负责，案件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群众的考验;坚持公开审理，在阳光下审判，保障司法公正和正义让人民群众感受得到、看得到，这无疑与当今提倡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原则和精神是契合的。

成克杰受贿案系我国首例国家高级领导干部因受贿被处以死刑的案件，此案体现了党中央惩治腐败的决心。该案从公开审理、案件旁听、新闻宣传、法庭布置、安保举措等方面都进行了一系列创新性的探索，奠定了我国审理职务犯罪大要案制度的雏形，并开创了多媒体数字法庭的先河。在社会和媒体的监督方面，法院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和多家新闻媒体对整个庭审进行了全程报道，审判公开度空前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颁布了许多党纪政纪条规，相关法律也逐步完善，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为什么有些党员干部甚至高级干部依然我行我素？

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就此发表言论指出，成克杰的堕落反映了这样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由于放松了思想改造，一些人不思进取，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在成克杰那里，吃喝玩乐、收受红包没有什么，权钱交易也“不觉得违反原则”。作为自治区政府“一把手”，工作千头万绪，成克杰本应加倍努力，全身心投入工作，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他却贪图享受，沉湎于同情妇的幽会，醉心于灯红酒绿。“物必自腐，而后虫生。”成克杰的腐化堕落警示我们：无论是谁，放松了世界观改造，放松了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道德修养，私欲膨胀，都有犯罪的可能。越是职务高、权力大，越要警钟长鸣，加强世界观的改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正确的理想信念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变，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不能变。必须居安不忘危，处盛而虑衰，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只有坚持经常的思想改造，牢固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才会有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动力，才能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才能自觉抵御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