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笑川

乡射礼是先秦时期出现的一种以射箭为主要项目的庆典礼仪，是周礼六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艺墙面装饰

六艺，是孔子大力推广的周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射”“御”二礼则是关于射箭与御马拉车的礼仪，属于礼仪标准中贴近军武的一部分，在《礼记》《仪礼》中详尽地描述了这两者的行为规范。《左传》中提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就是说祭礼和军备，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两件事，由此观之，射御二礼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射礼，尤因其组织的简易性，而广在传统中国的乡里之间为人所组织。

射礼，是周代礼制中一个重要部分，属于“嘉礼”，列为五礼之一，具有突出的地位。《仪礼》中关于射礼有两篇记述，即《大射礼》和《乡射礼》。大射礼是天子、诸侯祭祀前为选择参加祭祀人而举行的礼仪，是于庙堂之上的祭祀大事，而当射礼外化于民间，显之于乡土，则是在中国广泛流传千年之久的“乡射礼”。现如今，我们几乎无法在乡里田间找到自发且原生的乡射礼，但在政府支持下，仍有一些弓箭爱好者，古代礼文化研究者试图复原它，并且表演传统乡射礼文化。

乡射礼的起源与特点

谈到乡射礼，首先不得不提的就是古弓箭。我国弓箭出现的时间，可以上溯到遥远的神话时代，后羿射九曜的传说，向来脍炙人口。《易·系辞下》谈到：“弦木为弧，剡木为矢。”春秋战国之际的《考工记》中专有“弓人为弓”一篇，对制弓技术作了详细的总结。在此后的两千年内，中国，或者说亚洲的复合弓制造技术与《考工记》相比，都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考工记》对于弓的材料采择、加工的方法、部件的性能及其组合，都有较详细的要求和规定，对工艺上应防止的弊病，也进行了分析。这足以证明我国弓箭文化的历史沿革之久。这种先进的弓箭文化，也为完备的礼仪体系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

在春秋战国，甚至更早的时期，弓箭就已经不再单纯地作为狩猎工具、战争武器而被使用。当时的人们已经为它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含义。《礼记·射义》中记载：“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这就是指家中添男丁时的礼仪：要用六枝箭射向天地四方，寓意新丁能够在天地四方中有所作为。在战国水陆攻战纹壶上也有有关射箭的描绘，可以说，弓箭已经在当时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乡射礼的出现也就丝毫不令人感到意外了。

水路攻占图拓片

《考工记》

乡射礼首先是一种正规的竞技运动，有长度固定的射道、严格的比赛规则。但是，评价一名射手，不仅要看他能否命中靶心，而且要看他形体是否合于音乐节奏，此外，还要求他处处礼让竞争对手，正确对待失败，以及是否拥有优秀、高尚的品德等等，总之，要求他的心灵与体魄和谐、健康地发展。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这就是说，人先天的体质不同，不要单纯地比力量，不要看他是不是能把皮制的靶子射穿，而是要比较后天的礼仪。《论语·八佾》也载：“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此句译成现代汉语，大意是：“孔子说：‘君子对什么事情都不争。如果说有所争，那一定是射箭比赛吧！双方互相作揖，谦让，然后登场；射完箭走下来饮酒。这种争是君子之争。’”

这句话其实也从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射礼的礼节之式——相对于古希腊运动会中粗野的争斗（例可见傅东华译《伊利亚特》第二十三章），它更讲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孔子看来，射箭确实是要分胜负的，是一种“争”，但君子参加比赛，重视过程超过重视结果。这种“争”，与其说是展现射艺，不如说是展现礼仪和品格。

乡射礼的传统流程

《仪礼》中记载的乡射礼的礼仪模范十分繁琐而细致，总计近九千字，大到会场布置祭礼流程，小到主宾如何落座，进堂的方位，几近无所不包。关于乡射礼的流程，主要是以下几个部分：

一、迎宾及筹备

明永怀堂刻本《仪礼》

主人应首先做好举礼的各种准备工作。布置好场地，组织好参礼及观礼人员。把弓、箭、算筹等器具搬到西堂下陈设好。射击场地各有不同，有90弓、70弓、50弓等长度（弓为计量单位），1弓长200厘米。安排司射、射者等人在西堂下面向南列队站好。主人在场地外迎接宾客的到来。宾至，主人迎上，相互行揖礼入场登堂。等待时可以饮酒作乐。待到宾客到齐后，司射（即射礼主持者）便自堂西取弓及箭，登堂报告主宾。自此射礼全过程中，司射都需挟乘弓矢。

清华大学中国礼学研究中心所复原乡射礼的影片片段

二、乡射礼开始

司射把六名射者中射艺相近者两两配合为一组，这一步骤称之为“合耦”。射者分成三组，称之为上耦、次耦、下耦，合称三耦。每一耦两个人，分别叫上射和下射，每个人取四支箭。司射为众人做出合乎礼节的示范后，即可准备进行三番射。第一番射是习射，所以不管射中与否，都不计成绩。待到三耦每人的四支箭都射完之后即可开始二番射。二番射时除了三耦之外，州长、乡里的大夫、宾客凡是愿意来的，都可以参加，三耦起头。此时司射宣布比赛规则，箭头必须刺穿靶子才算成绩，用算筹计数算胜负，负方射手需站着将罚酒喝完，再向胜方射手拱手行礼。司射酌酒向报靶者献酒，并到靶前的左、中、右三处致祭，再向堂下释筹的有司献酒。第二番射至此完成。

第三番射需要礼乐结合。乐工演奏《诗经·召南》中的《驺虞》，司射在堂下宣布：“不鼓不释！”（不按鼓的节奏射箭的，不得计数！）三番射与二番射的程序相同，先由三耦比射，然后主宾耦比射。凡是应着鼓的节拍而射中靶心者，有司就抽出一支筭筹扔到地上，最后将比赛的结果禀告宾客：胜方赢若干筹，或者是双方射平。考验一个人是否获胜，不仅看是否能射中，还要看是否能与音乐结合，按照音乐的节奏来，讲求礼乐身心的和谐。比赛结束胜负分后，三耦、宾、主人顺序上堂，负方射手喝罚酒。三番射至此结束。

三、射礼收尾

旅酬是射礼的余兴节目，古礼要求从身份高的人开始，依次向下进酬酒。敬饮之前需相互行揖礼，乐队循环奏乐以助兴。兴尽而归之时，宾客起身告辞，走到西阶时，乐工奏《陔》的乐曲。宾出场地，参礼者皆相随，主人在门外以再拜之礼，就此一场乡射礼完全结束。

乡射礼的发展与延伸

春秋时期，诸侯纷争，而弓箭则是战争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弈射十日”的故事，反映了人类对于射者神力的崇拜。据《礼记·射义》记载，孔子与弟子在矍相之地的园圃中举行射礼，围观者层层密密。立司马时，孔子派子路手执弓矢请围观者参加射礼，说：“除了败军之将，对国家灭亡负有责任的大夫，以及为了贪财而成为别人后嗣的人之外，都可以入内。”于是，大约有一半人惭愧地离去。比赛结束，将要旅酬时，孔子又让公罔裘和序点邀请人就座。公罔裘说：“从少年到壮年都有孝悌之行，到了六七十岁依然好礼，不从流俗，修身以尽天年者，请到宾位就座。”于是又走了一半人。接着，序点说：“有好学不倦，好礼不变，到了八九十岁甚至一百岁依然言行合于道的，请到宾位就座。”于是，刚才留下的人又走了不少。可见，只有有德行者，才配参加射礼。射礼中的宾，更是作为道德形象来要求人们取法，只有德行超群者，才有资格担任。

而后世的射礼，逐渐与狩猎等演武活动合并在一起，演变为下级政府自发举行的一项全民活动，这种活动更为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更广泛的欢迎。正如宋代苏轼在任密州知州时所写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一般：“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明朝时期，恢复传统儒学的“六艺”之教。洪武二年，皇帝下令天下府州县立学校，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射为六艺之一，被列入各地儒学日常的教学内容，当时制定的《皇明立学设科分教格式》要求，每天下午一点到三点进行体育锻炼，射箭射弩，舞枪弄棒。要求各地于儒学学校后专设“射圃”，教学生习射，每月初一和十五要考试。有司官闲暇时，要与学官一起习射，不练还有惩罚。清朝乾隆年间宫廷画师所绘《端阳故事图册》中有图《射粉团》，记录了从唐开元天宝年间就一直流传于民间的“小弓射粉团”娱乐，也是弓箭文化在中国古代的传承。

清绘《端阳故事图册》中的《射粉团》图

《密州出猎》

而当古代中国的《礼记·射义》思想传入日本，则孕育了日本射箭中的“文射”仪礼。日本现代的弓道正是将《礼记·射义》和江户时代的《射法训》一道奉为国之经典，由此脱胎出了本国的弓道文化。如同中国一样，弓道射箭作为日本古代的民族形式体育，也要求射手在“道”的指引下，完成身、心和弓箭三者的高度和谐统一，以表达对高尚品德的追求，对力量美与准确美的向往和享受，最终融化成为对真理的追求和崇拜。这也充分证明了中国古代射礼对外的文化传播影响之深刻长远。然而，日式弓道发展到今天，无论是从内核还是表现来看都与乡射礼的礼仪要求相差甚远，要重现乡射礼的传统，还是应当从《仪礼》中寻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