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雅歆

摘要：迟子建在充分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站在民间立场上，通过合理的想象，运用独特的叙事策略，建构出了一个“真实”而又血肉丰盈的民间世界——“满洲国”。但追溯历史只是小说《伪满洲国》的一个外壳，它更深层的内核在于书写东北黑土地上的人们的精神气质，赋予人物以人性的意义。迟子建书写历史的方法既关照到了主流历史意识，又做到了以民间为主，对以往历史小说的写作而言是一次突破，但同时也造成了作品写历史这一外殼与写人性这一内核之间的矛盾。

关键词：迟子建;《伪满洲国》;新历史小说;民间;人性

作家迟子建始终坚持以小说的形成呈现历史，她一次次满怀着深情，探寻着家乡那片土地的过往。纵观迟子建书写历史的长篇小说，就会发现它们无一例外地是从民间的视角来写历史，但她并非只关注民间，也不是用新历史小说惯用的方法来解构历史，相反，她要还原出一个她眼中真实的历史。有论者认为：“在今天仍坚持严肃文学创作的作家中，迟子建或许是‘著史意识最强烈，在写作中也体现得最鲜明的一位。”①确实，迟子建以自己对历史、对民间的理解，开启了一段段东北黑土地的秘史。

《伪满洲国》作为迟子建第一部书写历史的长篇小说，集中体现了她本人对历史的理解。作品采取民间视角审视过去，描写特定时空中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建构出了一个历史中的民间世界。但是，作家也十分在意保持历史的真实性，充分尊重历史事实。可以说，迟子建用独特的叙述策略使两者之间达到了平衡，用其丰富的想象填补了历史细节的空白。虽然《伪满洲国》仍属于新历史小说的范畴，但它与我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新历史小说还是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它的独特性带给我们对历史书写的全新感受。

一、在史料与想象中建构民间世界

迟子建曾经公开表示过她对待历史的基本态度，那就是：“尊重历史，保持历史的真实。”②正是因为迟子建立足民间而又重视正史的态度，才为我们呈现出一个符合史实又血肉丰盈的“满洲国”。而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并不是一件易事，作家需要在充分了解那段历史的基础上进行丰富且合理的艺术想象，并通过恰当的叙事手段让民间的日常化的生活与正史达到巧妙的融合。

在《伪满洲国》中，无论是大人物、大事件还是名行各业小人物的生活，都被迟子建有序地“排列”在了一个时空里。作家娓娓道来，读者如同观赏电影一般清楚地“看”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状况及人们的生活状态，同时产生出一种强烈的时间流逝之感。而《伪满洲国》之所以能达到这种效果，与迟子建十分重视对历史资料的搜集是分不开的。她曾花了大量的时间搜集史料，将这些史料作为小说的基础，再在其上进行艺术加工，从而使整部小说有了根基，避免了流于虚假的可能。其次，小说也非常重视对历史感的营造。不过，迟子建并不是依靠堆积被记录在案的历史大事件重塑历史，而主要是通过联想，以对城市街景、历史物象等进行描写的方式来营造当时的历史氛围，让读者能够轻易地“进入”到“满洲国”的情境之中。除此以外，对习俗的描写也是营造历史氛围的重要方式，一方面，习俗是一种民间的传承，描写习俗能够强烈地渲染民间的生活气氛;另一方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习俗也反映着特定时代人们的生活状态。小说中多次写到春节，在开篇处，这个古老的节日是被烫金的“福”字、绛红色的长衫、各式各样的花灯等种种意象唤醒的，然而到“满洲国”的后面几年，春节的年味就越来越寡淡，这也反映出了百姓的生活越来越不易的事实。除了通过对上述内容的描写来营造历史氛围之外，迟子建还十分注重将四季的变换渗透进自然景物中进行描绘，在春夏秋冬的更迭中，读者能充分感受到时间的推移，而流淌过去的时间，旋即也就成为了历史。

如果说迟子建首先凭借着对时代特征的准确把握，以女性特有的对外在环境、物象的细腻感受营造了一个真实的历史氛围，那么她对小人物日常生活的书写则是这个民间世界的“血肉”，也是迟子建立足民间的主要体现。《伪满洲国》中没有明确的主角，迟子建塑造了，从事着各行各业的几十个小人物，甚至将溥仪这样的历史人物也被平凡化了，仅描写他的日常生活。迟子建对每一个人物形象、性格的刻画都非常到位，她尤其热衷于写一些普通至极的小人物，这些人被裹挟在日常生活不可抗拒的力量中，悄无声息地生活着，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但作家却始终用宽容、理解、温情的目光注视着他们。这是因为在作家看来，一个时代实际上是被无数无名的小人物支撑起来的，尽管他们个人的力量微弱到不足以对外界环境产生什么影响，但却构成了社会存在的基础，他们每天的生活，就是一段历史的基本内容。

可贵的是，迟子建从来就没有忽略历史事实，她通过让重大历史事件变成人物日常生活背景的方法，将其由台前推到幕后，我们可以从人物之间的闲聊中捕捉到近来发生的大事，作家也会通过人物活动涉及历史事件。这样的处理方式让历史讲述的重点始终是民间的老百姓和他们的生活，但是却又能自然地串联起期间发生的历史事件，将正史的内容巧妙地融合进民间历史的书写中。即使从正面叙述历史事件，迟子建也能将它们融入到人物的命运之中，通过特定人物的个人经历来展现。比如在叙述平顶山惨案时，作家自始至终没有采取“上帝视角”，而是由人物美莲的感受完成了整个过程的描写。这种从经历者的内心感受出发来对事件进行叙述的方法，使这些事件不再仅仅只是历史书上记载的客观发生过的事情，而变成了令人动容的、给人带来切身感受的存在。可以说，迟子建对正史的处理方式是成功的，也是值得借鉴的。

二、在特定历史与日常生活中书写人性

尽管迟子建重视历史的真实性，想要还原“满洲国”的历史，但是小说《伪满洲国》绝不仅仅只是为了展现当时的民间生活和历史现实。迟子建自己也说道：“这本书的落足点不是史实，而是特定的时代，充满乡土气息、民俗文化，而人的情感经历在里面占据了主导地位。”③确实，在那个充满悲剧色彩的时代帷幕之下，上演的都是人的故事。作家在努力营造真实的历史氛围、想象民间生活的同时，始终不忘的是通过日常生活表现人性的复杂与丰富。可以说，书写历史是《伪满洲国》的外壳，但作品内在的核心还是书写东北黑土地上人们的精神气质，赋予书中人物以人性的意义。

读《伪满洲国》，首先会被书中人物坚韧、顽强的生之态度所感动。“满洲国”的老百姓们直视着生活中的苦难，尽管，在时代的风雨面前，这些小人物如草芥一般被吹得东倒西歪，但他们却毫不畏缩，是因为他们对生命本身有一份尊重与热爱。除此以外，在小说中我们几乎还可以随处取撷到人性的美好，比如宛云对阿永的陪伴，王金堂对老伴的照顾等等。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里，人们每天都生活在泥淖之中，但这些平凡的人在为别人着想、为别人付出的时候，生命就好像在发光一般闪耀。也许正是因为有这些温暖、朴实的情感存在，才让人们多了一份生活下去的勇氣。

当然，迟子建也从不回避人性中的丑恶，始终以客观的态度剖析人性。于是，我们也读到了谢子兰的虚荣、郑家晴的懦弱、杨三爷夫妇的贪婪，甚至像王金堂这样的人，虽然善良，但却也麻木。这些恶与善一起，才构成了民间世界的完整世相。但是迟子建对恶的描写总不像对善的描写那样有力度，丑恶在她的笔下并不是重点的表现对象，这是因为作家信奉温情的力量，她认为：“温情的力量就是批判的力量，法律永远战胜不了一个人内心道德的约束力。”④

难得的是，迟子建的目光并不只流连于在苦难中挣扎的同胞，她也看到了生活在“满洲国”的日本人，并且她不带一丝的狭隘，在对日本人形象的塑造上，也做到了从人性本身出发，其中，作家对羽田和中村正保这两个人物的刻画就非常出彩。通过对日本人形象的建构，她似乎在告诉读者，人性、善恶本并没有国别之分，即使语言无法相通，但是心灵却不应该隔阂。

迟子建思考着历史，也是在思考着人性。小说中大量的对日常生活的描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为了展现世代相传的、渗透在东北人心灵深处的精神特质。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人性的特点也许会更为明显地表现出来，但纵使世事风云变幻，在人们心灵深处沉淀下来的东西很难改变。可以说，迟子建是以自己对人性的理解以及自己对家乡人民精神气质的理解激活了这个民间世界。

三、民间立场书写历史的得失

“对我来说，作为东北作家写《伪满洲国》是义不容辞的责任。”⑤迟子建曾这样说道。也许是出于对那片土地深沉的爱，也许是出于身为一个作家的良知，让迟子建拿起了笔，将想象力化作一只帆船，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徜徉，最终以文学的方式开启了这段尘封己久的秘史。

新历史主义认为：“文学不是‘反映作为背景和对象的历史现实，而是在‘文本间性的基础上，通过‘商讨、‘交换和‘流通等富于平等对话色彩的手段，与历史现实的各种力量相互塑造。”⑥文学与历史最终走向的是史文相济，文史互证。并且新历史主义重视小写的复数历史，主张“向那些游离于正史之外的历史裂隙聚光，试图摄照历史的废墟和边界上蕴藏着的异样历史景观。”⑦而相对的，它认为任何一种大写历史都掩盖和抹杀了历史的复杂性与矛盾性。新历史主义提出的史学观念不仅会影响作家的历史观，并且对以历史为题材的文学创作也具有一定启发性。迟子建就将目光聚焦在了正史掩盖下的民间百姓的日常生活上，以文学的方式追溯“满洲国”的“小写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以小说的形式揭开并且保存下来的这段历史，是更为具体的、鲜活的，它还原了历史的过程，而并非只是一个历史的结论。

纵观我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的新历史小说，在肯定作家们所进行的种种创新、实验的同时，我们也不免对其游戏历史的态度产生担忧，正如有学者所论：“中国历史体裁文学今后要获得更大的发展，一方面自然要反对那种游戏历史、毫无来头地篡改历史的创作，另一方面也需要重提史学与文学的区别，使作家意识到自己确有不同于历史学家的职责。”⑧而《伪满洲国》则体现出了与这些作品之间的差异——它不漠视史实，虽然仍然是以文学的方式叙述历史，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历史。之所以能达到这种效果，是因为作家始终对历史报以严肃的态度，怀着强烈的历史意识与历史精神在进行文学创作。

迟子建对历史的书写可谓是一个新的突破，将小写历史与正史的巧妙融合使读者产生了对历史、对文本的全新感受。迟子建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她首先营造了一个符合实际的历史氛围，又在背景、历史框架“真实”的前提下，书写对人性的理解，以人性为核心来展开想象，建构无数小人物的情感世界和日常生活。以这样的方式建构起来的民间世界自然会让读者产生信任之感，认为它是可靠的。对于大多数平凡的人而言，每一秒发生的重大事件都在时间流逝中成为了历史，可是我们的生活却没有因此立马产生翻天覆地的影响，日子还是得一天天地过下去。对读者而言，这样的历史书写是有温度的，是亲切的。可以说，迟子建是在努力与历史交融，而不是作为一位旁观者为正史笺注。这是因为作家并没有迷失在史料中，而是以主体心灵激活了那一段历史。

《伪满洲国》中所运用的叙述策略平衡了正史与小写历史，然而也不可避免地使作品产生了一些缺陷。由于贯穿小说的都是一些小人物，其中展现的历史也长达十四年之久，所以采取年谱的形式，书中的人物并不会在每一年都出现。这样处理使得作品在有限的篇幅里展现出了更为丰富的社会面貌，又避免了内容纷繁带来的杂乱感。但是，《伪满洲国》中让一个人物间隔几年出场的写作方式只能反映出那个时代下人性中的共性，却缺失了人性的成长。而这部作品的核心却始终是挖掘人性，这就造成了写历史与写人性之间的矛盾——为了更全面地书写历史而使人性得不到深入、持续的描写。最典型的两个人物是吉来和杨浩，在“满洲国”政权刚建立时，他们还是孩童，原本生活得很幸福，但时局的动荡让吉来不得不离开爷爷去投奔曾经抛弃自己、和自己并不亲近的父亲。平顶山大屠杀让杨浩失去了所有亲人，他逃出来后不得不在杨三爷夫妇的折磨下打工过活。确实，时代大环境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似乎只浮于表面，而看不到时代剧变使他们心灵产生的震荡，也看不到他们内在的变化。无论是吉来还是杨浩，永远都只是在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对自身的处境缺乏一定的理性反思，好像时代的风云变化在两个少年的内心掀不起一点波澜。尤其是杨浩，在小说中后部分，我们甚至会忘记这个少年曾经的悲惨遭遇，因为似乎对他来说，那已经是不重要的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满洲国”的历史贯穿着他们人生的前半段，但他们与时代的关系太过微弱了，人的成长并没有在作品中突显出来，这些人物的人生仅成为了丈量时间的尺子。

总的来说，迟子建的《伪满洲国》力求打破传统的窠臼，也不落入解构历史的罗网，而是在“正统”的历史情境下着眼于曾经被忽略被遮蔽的历史边缘处，她以自己对东北人民精神特质的理解，以自己对人性的认识展开了一段与“满洲国”的对话。迟子建自始至终站立在民间立场又能将主流历史意识融入其中的历史书写方法成为了她这类作品的主要特点。也正是因为如此，使得她的历史小说呈现出了丰富性，散发着别样的魅力。

注释：

①石一枫：《文学的地方志——读迟子建<白雪乌鸦>》，《当代长篇小选刊》，2010年第5期。

②方守金、迟子建：《自然化育文学精灵——迟子建访谈录》，《文艺评论》，2001年第3期。

③舒晋瑜：《我热爱世俗生活——访女作家迟子建》，《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年4月18日。

④文能、迟子建：《畅饮“天河之水”——迟子建访谈录》，《花城》，1998年第1期。

⑤迟子建、闫秋红：《我只想写自己的东西》，《小说评论》，2002年第2期。

⑥⑦张进：《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8页，第292页。

⑧王爱松：《历史真实：可能性及其限度》，《江海学报》，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