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兴达

摘要：《天香》是一部大体量的写物作品，王安忆特别热衷于表现并谈论形形色色的物什、器物，“恋物”及其流变发展历史（即“恋物史”）也大大方方呈现于小说之中。本文拟从三方面入手，即历史纪实的观照、物道主义的倾注和上海情结的底色，探讨王安忆于《天香》中书写“恋物史”的动机。

关键词：天香;王安忆;恋物;恋物史

《天香》将故事背景架于明代上海，具体描摹以天香园闻名于沪的申家逐渐没落而家族三代女眷创设及显扬天香园绣的百余年历史画卷。有别于以往表现上海时代变迁中市井小民命运的作品（如《长恨歌》《遍地枭雄》等）——《天香》极力展现器物世界，小说人物也对各色各样的物什抱有别样的情怀。关于《天香》“恋物”的讨论首现于王德威的书评：

“……她因此不能不碰触社会主义唯物理想的对立面，就是上海城市物质史恋物、玩物——乃至于物化——的无穷诱惑[1]。”

在此，王德威所言的“恋物（fetish）”应仅从字面理解：对物的喜爱。其概念与弗洛伊德、马克思各自理解的fetishism无关①。王安忆不仅书写明人恋物，亦将这种恋的过程与流变呈现出来，分明也是为此撰史②——“恋物史”，其指主体对客体喜爱感情（依恋、爱恋……）的历时表现。

王安忆曾在与钟明红的对谈中提到，《天香》的写作本意是要追寻上海历史上的“顾绣”[2]。但当她更深入搜集和了解相关材料之时，却发现大有文章可做，于是愈写愈辽阔，开始不遗余力地描写人物恋物、造物的追求及其过程，最终洋洋洒洒著成《天香》。可见，溯源《天香》中的恋物史，它的呈现不完全出于内在需要，也有大逢外在机缘合时合宜触发之意。

一、历史纪实的观照

王安忆曾提及自己的创作理念：“为使我的虚拟有根有据，我完全是在纪实的基础上进行，我使用的几乎全是纪实的材料。”[3]王安忆称自己为“写实派”[4]，从《上种红菱下种藕》《富萍》等作品便可得印证。《天香》虽然是一部虚构的古代上海小说，但其中对明代的描绘泰半源自历史材料，这是王安忆对小说存有“切实”要求的体现[5]。历史上，明代经济繁荣，生产能力提高，商品经济发展，消费文化勃兴，社会中物质产品繁多，流通也极为频繁。中国台湾学者巫仁恕曾指出：“当时江南地区经济发达，人民富裕因而社会崇尚奢华，其奢侈情形大都表现于食、衣、住、行等日常生活方面[6]。”从未有哪个朝代像明代一样，俗尚日奢，人们对物的需求不再停留于日常实用的普通层次，而是更多了几分痴迷，向赏玩和审美迈进[7]。恋物一时之间成为社会风尚，明中叶以后便愈加明显，奢侈消费也普及至社会的中下层[8]，明人自然而然呈现一套兴兴轰轰的恋物史，王安忆方能“有机可乘”。

民俗学家顾延培曾撰文《上海露香园顾绣艺术的兴衰》[9]，文章清晰地梳理了露香园与顾绣的兴衰发展，读毕便更能感受王安忆把握历史纪实后的“顺势而为”。文章里提到，露香园的建成是嘉靖三十二年以后的事，明人顾名世念在其兄顾名儒在万竹山居所建的园子小而简陋，故在此基础上扩展而造露香园。而《天香》的故事时间始点为嘉靖三十八年，申明世建造天香园，地址选在兄长申儒世早前所建园子万竹村的东边。露香园建成之后也有许多精妙的景点，如阜春山馆（小说中为阜春山馆）、碧漪堂（小说中为碧漪堂）、露香池（小说中为莲池）等等。而露香园主人顾名世去世后，其子孙依旧过着奢侈的生活，家道逐渐中落，甚至全赖顾家女眷的刺绣以维持生计。由此可见，当时恋之所起而造物，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为财力富庶，当然也有个人的情志追求。之后恋之所终而弃园，大概是财力不比从前。很明显《天香》中的“恋园之史”和历史中顾家男子对露香园之恋的发展过程大致吻合。不仅如此，顾延培还在文中指明天香园绣的前身——露香园绣，即顾绣，也经三代女子恋物造物的发展。第一代女子缪氏，对应小说中的闵女儿，其因不愿虚度年华，将从娘家学来的刺绣作为消遣时光的方式，绣品富有质感和气韵，是顾绣的开端者。第二代女子韩希孟，为小说中沈希昭的原型，皆是武陵人，皆自称“武陵绣史”。她刻苦钻研刺绣技艺，上承缪氏，但也有大胆的革新与创造，极大地提高了刺绣的内涵，是刺绣手艺最为卓越的一位。第三代女子顾玉兰，是小说中申蕙兰的原型。其命运多舛，二十多岁便丧夫，甘愿守寡，卖绣糊口。也是她冲破家规，设幔授徒，使得顾绣流向民间。小说中三代女性的“恋绣之史”在历史里寻得到确切踪影。

可见《天香》蓬勃散发的历史气息，描绘明人痴爱于物的历史情形，反映明人恋物之史，都是王安忆有根有据的特意为之。历史与小说“有谋而合”，这正是王安忆对历史纪实的一种观照方式，也是她的匠心所在。

二、物道主义的倾注

《天香》是一部大体量的写物作品，王安忆特别热衷于表现并谈论形形色色的物什、器物，再用细致入微的语言叙述它们的来龙去脉，表现万物存在的道理和价值。王安忆在小说中借助人物阿潜之口，阐述自己关于物的思考：

“……近用于生计日常，远用于陶冶教化，至远则用于道。世上凡有一物降生，必有用心，人工造化，无一物是靡费[10]。”

可见王安忆对器物存在之“道”的三层次予以界定，且认为器物至远还有“用于道”之“道”。王安忆对器物的尊崇、理解可谓达到极致，不难看出其思想里鲜明的物道主义色彩③。

王安忆秉持物道主义思想，在小说中花费颇多心思和笔墨，将“天香园绣”与“道”相通。学者纪宇认为“天香园绣”才是故事的核心内容④，作者详尽描写了人物恋绣的发展过程，并交融人物内心的体悟。回想闵女儿初嫁，第一次在申家临画描图的情形，绫面上映出的花瓣叶条好似自家庭院里面的那几缸睡莲。这一下子，涌现着从前做女儿时候的回忆，那份辟丝引线的锦心也就有了，绫缎上绣出的花朵纹饰才足够动人。再是希昭的绣画亦非一蹴而就，她先临字习画，从书画中汲取灵感，再用针线作为笔墨，将情感融于针法，其绣作堪称艺术精品。最后，小说结尾处提到的那幅绣字，遥想当年，蕙兰临帖将它描上白绫之时，适逢丧夫之痛，亦正值家道中落，生活难免有些凄清，且感到无所适从。但眼看“那数百个字，每一字有多少笔，每一笔又需多少针，每一针在其中只可以说是沧海一粟。蕙兰却觉着一股喜悦，好像无尽的虚空的岁月都变成有形，可一日一日收进怀中，于是，满心踏实[11]。”王安忆在此书写的就是恋物史（恋绣史），三代女性恋物之因各有不同，程度也随时间而变化。王安忆曾言：“我个人认为，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12]。”恋物史亦如此，是人物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对物的追求及其演变。人物在恋绣、刺绣的进程中，逐渐开始理解平凡生活，获得丰沛而鲜活的个体情感与经验。王安忆以物道主义为出发点，书写恋物史、恋绣史，不断發掘恋物这一心理过程中所蕴含的精神价值，是为了表现人物对日常生活不断深化的爱与感悟，由此带领读者观察和理解一个汇聚人生经验且有情的世界，同时引人深思——小说中的人物具有恋物的情怀、感物的精神和造物的思想，而当下的我们却在琳琅满目的物质世界里极易迷失，更难因爱恋物、追求物而生发对生活的热爱与感悟。王安忆在物道主义思想的驱动下，以书写《天香》恋物史作为一艘涉渡之舟，搭载着人们去看彼岸那个有情有爱的世界，指引人们生活应该走向的路径，唤起人们对当下和未来的思考。《天香》中恋物史的书写，是始于一个真诚的物道主义者执笔的选择。

三、上海情结的底色

王安忆的许多作品将上海作为写作的背景和题材，贯穿着对上海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判断，《天香》亦如此。小说用工笔般的严正文字介绍上海的地理位置，并用“百科全书”般的容纳力将明代上海样样件件娓娓道来，其中对物的描写也不遗余力。王安忆集中笔力叙述明人对物的追求及其发展，一方面建造了一个物质时空，进行一种从容的纪实，追忆上海的身世。另一方面，借小说人物对两种物什之恋的流变，即借“恋之所终”天香园的衰败予以上海警言，又以“恋之所兴”天香园绣的兴盛发展道出上海的城市寓言。

姜亚筑曾指出“《天香》有着和当代上海对话的互文关系”[13]，陈思和也曾在访谈中提到：“天香园从繁荣浮华而因挥霍无度走向衰亡，恰如‘盛世危言，发人深省。”[14]《天香》一书从造园开始，偌大的园子就是一个轰轰烈烈的世界，申家的男男女女们在园里恋物，如赏花、宴饮、观灯，操办集市、制墨造酱，好不热闹。到了之后，家族逐渐衰落，财力不及过去，人们对园子的热切爱恋也因现实而渐渐无力和衰退。这难免让人联想到今日的上海，中国备受关注的国际化大都市，其繁华程度不言而喻，它正在享受着这个盛世。王安忆书写天香园，它在盛世过后落入衰亡，起因恋之挥霍无度，后致无力再恋，这是不是王安忆试图对当前高度现代化的上海予以的一番警示？稳固根基、敦本务实才是应该遵循的步伐，切不可在经济发展的汹涌浪潮中放纵物欲、贪恋玩好，以致社会精神状态的沦落。王安忆借“恋园之史”予以当代上海劝告与启示，确是一则轰轰作响的城市警言。

王安忆还不止于此。王德威点评《天香》的书名和小说起始内容“就透露着城市寓言的意义[15]”。《天香》与“天象”谐音，申府、柯海、镇海这些名字的设计似乎都与上海有关，天香园绣的前身顾绣更是生在上海。虽然天香园逐渐荒败破落，但与此同时，通过三代女性对绣所恋所制的努力，天香园绣蓬勃发展，霎时成为明人的心头所好。园与绣，一敝一盛之间便可察觉上海顽强的气象精神：亏盈有时，轮递不停;此消彼长，生生不息。还有，天香园绣从实用技艺，经过举家点染成为清雅的艺术，最终又重新返归实用，焕发新的生机。俗世与典雅在这交替轮回之中完成交融与渗透，或许暗示着上海的庞大底蕴：海纳百川、雅俗兼并。由此可见，王安忆通过书写恋物史，意不止于道出天香园绣的流变，还有一丝野心：揭示上海的精神和底蕴。

《天香》中流露出王安忆对上海的真切关心，她为此写下警言，希望上海不要抛却务本求实的根。另外，再写下寓言，上海的气数强劲，它仍汇集着市井里坚忍不拔的生命力，以“有容乃大”的潜沉姿态兼并万象，化孕新生事物。诚如王德威所言：“她要写出上海之所以为上海的潜规则。当中家繁华散尽、后人流落到寻常百姓家后，他们所曾经浸润其中的世故和机巧也同时渗入上海日常生活的肌理，千回百转，为下一轮的‘太平盛世，作准备[16]。”说到底，王安忆书写恋物史，终有几分是着意于表现对上海的情意，不论城市警言抑或城市寓言，一往而深。

注释：

①弗洛伊德提出fetishism，即恋物癖，是一种性倒错，将能够激发性欲望的物件作为性目标对象。马克思据此基础上再从另一角度阐释fetishism，即商品拜物，消费者不以使商品具有交换价值的劳动为神圣，而视劳动力本身所创造的商品为神圣。读毕《天香》可知，以上两种概念皆与王德威所指的“恋物”并不贴合。

②王安忆早有拟“史”的动机，她曾写道：“兼并、流亡、迁徙、破产、革命，将我们的历史斩成一截截的……现代工业所带来的日益细致的社会分工，则使我们的关系成为一种理论上和概念上的关系……我们无根无攀的，上下左右都是虚空。我只能为自己虚拟一部历史，再虚拟一张网似的社会关系图画……”详见：王安忆，<关于《纪实与虚构》的对话>，《纪实与虚构》（台北：麦田出版，1996年），页327。

③何为物道主义？“一言以蔽之，就是关于万物存在之道的观念、思想。”详见：高懿德，《物道主义哲学发轫》，《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5月，页17-27。

④纪宇指出，《天香》的主人公其实并不是人，而是物，是天香园绣。而小说看重的关系，也并非人际关系，而是人与物的关系，是“天工开物”与人的互动。只有推开了人的主导地位，摆脱了人与人之间丝丝入扣的爱恨纠葛，才能看清日常生活的芯子是由物填充，并非人在操控着物，而是物在丰富着人。对物的追求和渴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日常生活的爱，比人情更具有稳定性和包容性。详见：纪宇，<寻找《天香》的“上海心”——王安忆小说《天香》的阅读失落与发现>，《时代文学（下半月）》，2015年5月，页234-235。

参考文献：

[1][15][16]王德威.虚构与纪实——王安忆的《天香》[J）.扬子江评论，2011（02）：34-34-34.

[2][4]王安忆，钟红明.《上海文学》专访王安忆《天香》[A].中国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第四届红楼梦讲评论集——王安忆《天香》[C].中国香港：中国香港中华书局（中国香港）有限公司，2014：236.

[3]王安忆.纪实与虚构[M].台北：麦田出版，1996：327

[5][13]姜亚筑.《天香》中的历史感觉[J].美与时代（下），2012（12）：121-122.

[6][8]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24-25-30

[7]张晶晶，王秦伟.论明代的商业文化及其作用[J]中州学刊，2002（02）：112-114T-124.

[9]顧延培.上海露香园顾绣艺术的兴衰[J].档案春秋，2005（09）：36-38

[10][11]王安忆.天香[M].台北：麦田出版，2011：361-327

[12]徐春萍.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与王安忆谈《长恨歌》[N].文学报，2000-10-26.

[14]金理，杨庆祥，黄平.新世纪以来的历史想象和书写——80后学者三人谈（之二）[J].南方文坛，2012（0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