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若谷

[摘 要]杨森研究员《敦煌壁画家具图像研究》一书以敦煌壁画中家具图像为实例，再与所蒐集的传世史料中有关家具的零散记载联系起来进行综合研究，从而对中古时期家具发展情况做了系统整理。同时，由中西文化交通角度出发，对比东西方家具异同，更进一步探讨中国古代一些家具的起源问题。

[关键词]敦煌壁画;家具图像

杨森《敦煌壁画家具图像研究》（民族出版社《敦煌壁画家具图像研究》2010年版，下称“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编“敦煌学历史文库”书系中之一种。本书主要部分包括序言共有五章，还附有附录、参考文献、后记等，共计397页、37万字。此外，本书开头部分还有郑炳林老师所写的书系缘起和作者自己的内容提要。本书内容以作者在2006年向兰州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为基础，两者之间，除将原博士论文序言中部分内容删除外，还补充了大量前人研究成果。本书部分内容已在期刊上发表过，下面会逐一揭示相关信息。

本书主要从物质生活史和文化史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从南北朝以来至清敦煌壁画中出现的家具种类及样式。古代家具研究是物质生活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明清两代因家具实物丰富，所以研究容易推进展开;由于传世实物稀少，史料分散，以致魏晋至隋唐时期家具研究长期乏人问津。幸赖敦煌石窟壁画中所保存的大量有关当时物质生活有关图像，其中与家具相关的不在少数，使系统研究这一时期家具成为可能。敦煌石窟属于传统美术中另外一种普遍情况，即“由多种艺术形式构成的艺术综合体……检阅敦煌的功德记，造窟者强调的是‘制作而非‘观看……进一步说明了修造石窟的主要目的在于祈求功德，而非纯粹的艺术欣赏”。（1）尤其是在建筑物和日用器物的描绘上，以工笔重彩为主的绘画技法正体现出其写实风格，所以说敦煌壁画是“研究古代陈设和家具极为丰富的形象资料”，（2）这也正是敦煌石窟价值的独到之处。本书在充分利用壁画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传世典籍中有关这一时期家具的史料做了集中整理，并同壁画上的“实物”进行比对，填补了中古时期家具研究的空白。另据笔者目之所及，目前已有一篇由吴振韩先生撰写的书评（下称“吴文”），是阅读本书时的重要参考。（3）然而依笔者浅见，本书在一些地方仍有可商榷之处。

一、《敦煌壁画家具图像研究》内容梳理

在序言部分，作者先以时间为线索，指出秦汉及其以前时代是以席座为特征的家具发展时期。接着将本书所论述的敦煌壁画家具图像划分为南北朝、中唐、五代—元三个时期。其中南北朝为席座时代延续期，家具种类少，但高坐具家具已然出现，在敦煌壁画中便有直接的反映。总体而言，在这一阶段，高坐具家具逐渐开始影响人们生活，且家具高度也在增加，充分体现出中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消化。隋代以来，高、低型家具并行发展，中唐时期高坐具家具发展很快，趋于定型，家具的固定陈设占主流趋势，由此导致席地坐的传统习俗消失，垂足倚坐普遍流行。五代十国时间虽短，但家具发展仍承唐代遗风，通过考察这一时期壁画，发现其中家具形状多为唐代旧式。高座具家具应用于人们日常生活各个方面，家具种类多有增加。西夏壁画中的桌案，形制类于中原，可见其对汉文化积极学习的程度。元代开窟相对较少，故壁画中关于家具的图像不多，形式上也无特别之处。由于“社会民俗传播……是社会组织对人进行文化传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体接受所属社会共同体的规范和要求，矫正自己的行为方式……进行文化适应……”（4） “精神民俗传播是通过一定载体和仪式，传播民族精神品格”。（5）而佛教在古代中国的传布兼具社会民俗传播和精神民俗传播的特点，渗透在社会各个层面，对世俗生活的改变与影响缓慢而巨大，故家具形式与坐姿的革新亦在情理之中。最后作者从实用角度出发讨论家具发展与建筑、服饰变化间相辅相成的关系，说明本书的研究意义所在。

第一章《敦煌壁画中的床榻类家具》分为“敦煌壁画中的床图像” “敦煌壁画中的家具—榻”两部分。壁画中有关床的图像包括四腿、带壶门加托泥、须弥座式、平台床、四项帷幕、匡床、围栏床和架子床这八类。作者先简叙床的历史，接着重点分析四腿床、带壶门并在腿下加托泥的床、架子床三类：莫高窟北魏275窟南壁《沙弥守戒自杀缘品》画面结尾，禅窟内有一僧，躺卧在四腿无枨的禅床上，这是敦煌壁画中最早的四腿床图像。盛唐23窟窟顶东批《法华经变·观音普门品》中一小房内，一张长方形四腿床，尺寸相当于现代的单人床。盛唐217窟南壁《法华经变·得医图》、晚唐147窟南壁《弥勒经变》、459窟《楞伽经变》中带壶门并在腿下加托泥的床都非常典型，唐宋时代壁画上长方形带壶门的床通常是较为高档的家具，此种床做工比较复杂，有不少装饰，常附设屏风。架子床是壁畫家具图像家具中特别的一种，仅出现于《维摩诘经变》，其中有代表性的为初唐220窟、初唐322窟、中唐159窟等，据图可知架子床必须有顶盖、制成顶盖的立柱和帷幕形成围帐、床上还要设屏风这几个重要组成部分。榻则包括加托泥、四腿、圆形、多功能箱榻四类，其中带壶门加托泥榻数量最多。经比对可知汉至南北朝时期的榻总体很小，北魏、西魏榻要高于汉晋时期;隋代的榻不同于北朝，带壶门，其后大体没有变化。四腿榻的形式与传世画作无异，圆形榻为敦煌壁画所独有，多功能箱状榻体现出家具的创新。

第二章《敦煌壁画中坐具类家具》是本书最重要的一章，约占全书内容的三分之一，共分为五节，即“坐具—胡床家具纵横谈” “绳床—网状软屉坐面椅” “椅子家具图像” “凳子（杌）的渊源” “高座类家具”。在胡床一节中，作者从中西交通史角度出发，考证其源于古埃及，经千余年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应于战国时传入当时胡人聚居的北方和西北地区，最早的胡床图像出现在汉代画像石上。北魏25窟西壁《须摩提女姻缘》故事画中则有敦煌壁画中最早的胡床图像。胡床坐姿就是踞坐，亦即垂足而坐，如五代98窟南壁屏风画南侧第十幅《贤愚经变·须阇提品》及同期146窟西壁下部南侧第三幅《贤愚经变·须阇提品》均有体现。胡床适用于各种场合，如隋420窟窟顶东披《法华经变》左下角《商人遇盗》中便有一着铠甲军人垂足坐一胡床。从唐代开始，胡床横向发展趋势较为普遍，是现在折叠桌椅之源。第二节所述绳床，是一种用麻和棕、藤绳等编织的软屉坐面，有靠背和扶手的椅子。以莫高窟西魏285窟窟顶北披僧人坐禅图、隋427窟中心柱北《须达摩太子本生》、盛唐23窟《法华经变》最为典型，可见早期绳床为僧人专用坐具，中唐以后被广泛使用与社会生活中。作者在第三节中将壁画中所能见到的椅子图像分为蜀柱柱头式椅子、二出头椅子、四出头椅子、早期圈背椅子这四类。在第四节中，作者认为凳子（杌）图像，在壁画中虽不多，但足资参证。第五节提到的高座类家具，在壁画中主要表现为坐墩的形式。较早出现的是北凉壁画中的方墩和弥勒菩萨塑像坐的土方墩，后来还有长方形墩、梯形墩、桶形墩等。盛唐445窟《弥勒经变》中酒樽形坐墩，是壁画中所独有的。

第三章《敦煌壁画中几案类家具》由三节组成，分别是：“几类” “几的变异—凭几” “案与桌”。作者在第一节先简单介绍几的发展后，将重点放在对敦煌壁画中几的分析上，几图像主要集中在《维摩诘经变》《父母恩重经变》《观无量寿经变》中，以隋314窟西壁北侧《维摩诘经变》里几为最早。隋代几以带壶门榻式占多数，唐代以翘首高几为主。通过比较壁画与传世史料、画作中几的区别，以窥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交流互动对敦煌地区产生的影响。第二部分凭几，实为对第一部几中特别的一类进行专门介绍。第三部分案与桌，晚唐五代以来，桌案类家具开始占有优势，壁画中佛前的供案在家具图像数量中最多，且帷幕形案占多数。敦煌唐宋寺院籍账文书中出现有胡桃根阿桌等名称，比元明时的树根（瘿木）家具早几百年。晚唐壁画中还出现带抽屉脸的桌子图像，早于宋元时的图像，这在家具史上很典型，使带屉桌产生的时间提前。

第四章《敦煌壁画中杂项类家具》有四节，即：“敦煌壁画中屏风家具” “敦煌的屏风画” “衣架” “箱、柜等家具”。前两节所述屏风家具及屏风画，为北朝壁画所罕见，隋代仅一两幅，到唐代才开始大量涌现。这一时期屏风家具多是连屏式，可以折叠，独屏或插屏数量少。屏风画则是装饰画的一种，通常位于经变画下部，以连续红色条框分隔。衣架属于壁画中出现的小型家具，其样式多是“Ⅱ”形，少数为“开”字形横杆式。箱、柜在敦煌壁画中以盝顶形为主，大体与中原流行式样相同。为防止磨损和美观，均在棱角处箍以金属质（铜、银、铁）叶片。此外还有少数为方形、穹庐顶棺椁形等形式。

附录用结构图的方式对壁画家具图像进行汇总分类，对全书起到了总结的作用。

如上所见，本书主要讨论的内容是第二章，一、三、四这三章更偏重于对床榻、几案、杂项整体发展研究，不囿于敦煌一地。全书以时间为经，类型为纬，针对从南北朝以来家具发展情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考订，将敦煌壁画中家具图像的研究纳入到整个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和社会生活史的框架之中做动态考察，更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了中国古代尤其是中古时期家具历史的谱系，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具有新意的看法。

二、《敦煌壁画家具图像研究》创新之处

（一）研究方法方面

本书运用了图像学（6）与文献学（7）相结合的方法。图像比正史、笔记小说及文书等文字材料记载更为直观，更具形象性，故其也具有更直接的参考价值。然而不加分辨，对所需图像贸然采用“拿来主义”的做法，也是极其危险的，因为“把艺术品看作是‘时代精神的表达绝对是一种误解，文化史学家往往想把图像，特别是某项重要的艺术作品看做是产生他们那个时代的体现。虽然这样的诱惑不应一概拒绝，但如果以为那个历史时期是同质的，只要用一幅图片、以这样的方式就足以把它体现出来，则是错误的。可以肯定的说，在任何时期”。（8）作者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故其在《序言》中谈到：“但是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也应该避免仅凭独立的一图、一像，就断然给予肯定或完全否定的倾向”。（9）同时作者还注意到壁画当与文献（传世典籍、敦煌文书）紧密结合，“敦煌籍帐文书中所记家具名称相对丰富，可补充壁画中家具图像之缺憾”。（10）比方第一章中论述四腿床，除壁画外，还运用籍帐文书如五代初张氏归义军时期写本P.3638《辛未年正月六日沙弥善胜从师慈恩领来器物食物历》、曹氏归义军时期写本P.3161《某寺常住什物交割点检历》、S.1366《归义军衙内油面破用历》中对“牙床”一词的记载，分析四腿床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使用情况，得到比较合理的结论。

（二）研究视角方面

当代敦煌学强调将敦煌图像、文字和实物等放在丝绸之路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进行整体考察，作者对于敦煌壁画家具图像的研究即遵循了此原则，他将家具的发展置于文化史整体框架中进行系统的研究。敦煌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中转站，敦煌壁画中的家具图像其实受到了域外文明和中原文明双重的影响，对于域外文明与敦煌家具关系的研究可帮助我们对高型家具进行断代。如作者在第一章研究架子床时，根据日本奈良时代（710～759）被誉为“天平塑像初期杰作”的《维摩诘像》东面文殊问疾情节，其中没有幄帐的塑造，说明莫高窟初唐220窟《维摩诘经变》中的架子床（作者命名为“维摩诘新样”）没有传入日本。作者还通过考古资料在第二章确定胡床最早源自古埃及，目前可见的埃及古王国时期的“动物戏画”中的胡床是较早的图像之一。通过对国内外图像文献进行综合比对，作者认为，经早期丝绸之路的传播，胡床最早应于战国时传入当时胡人聚居的北方和西北地区，然后进入内地，而不是传统家具史所说的东汉末年;同时指出唐代时胡床就已传入日本，日本高松塚古坟壁画西壁男侍者手中所持的即为胡床，这与同时代的唐朝墓葬中的胡床图像一样。杨氏就此推测，应该是遣唐使蜂拥入华时，有人将胡床引入日本。

（三）具体内容方面

第二章对椅子的研究，杨泓先生认为莫高窟西魏285窟禅僧所坐椅子是迄今为止所见到的最早的椅子形象。（11）刘敦祯（12）、胡文彦（13）、胡德生（14）诸先生亦持此说，台湾翁同文先生在其《中國坐椅起源与丝路交通》一文中，将之称之为“准椅子”。作者通过对图像和文献的通盘梳理，比对，认为这种长方墩宝座可称为“金刚座”，但不是椅子，实际宝座的靠背是不存在的，那是塑的佛背光和头光而已;最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隐囊的描述，在家具史研究中尚属首次。隐囊作为一种软性坐垫，史籍中虽有记载，但散于各处，寻检不易，作者先对有关隐囊的史料进行汇集，辨析，在此基础上利用壁画中实物图像来验证，详细阐释了隐囊的种类和发展。

• 《敦煌壁画家具图像研究》问题与不足

（一）字词问题

作者于第二章引《法苑珠林》后论胡床传播之广，说：“由此可想见当时胡床对一般人、俗人使用已很频繁。”（85页）“一般人” “俗人”意义相通，置于同一句中显得重复，查上文所述内容，多与僧侣有关。据此判断，此处“俗人”应改为“僧人”。同章作者对胡床历史作总结时写道： “安西县榆林窟和东千佛洞、敦煌县西千佛洞、肃北县五个庙石窟则很少见有胡床家具的图像。”（92页）作者博士论文初成于2005年，2006年提交，而安西于同年便改为瓜州，作者于行文中未及改正，也属正常。但敦煌1987年便撤县设市，怎么还能在文中沿用“敦煌县”之称谓？若是引自某书，也当注出出处。

（二）行文重复

第二章81页第三段与84页第二段内容重复，115页第二段与119页第一段重复，笔者以为可删去。第一章第一部分第五类（四项帷幕床）、六类（围栏床）其实可并入第四类（平台床）中，另起一类反而显得多余。

（三）体例

对一些比较重要的专业名词未做解释，如134页“二出头” “四出头”等;作为对图像进行研究的著作，配图还是太少，多是文字性描述，影响对问题的深入探讨;在最后的参考文献罗列上，古籍部分作者只列书名，无朝代、撰者、出版社及出版时间，恐与规定格式不符。

综上所述，本书虽存在一些不足，但对史料的阐释和图像的把握仍见功力，对认识、思考中古以来家具发展具有极大的启发性，同时还兼有资料汇编之功用。时至今日，对于壁画家具图像的研究未见新著，述者寥寥，更显出此书的可贵。笔者认为本书是我们研究古代物质文化史的一本重要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