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迎新

【摘要】历来的思想家对十六字心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之“危”释义为危险、险恶之意，本文以“危”的本意“高”出发，另辟蹊径，从哲学、政治、社会和个人四个维度阐释了十六字心法（箴言）的深刻内涵和时代意义：即天人合一的哲学智慧，明德亲民的政治智慧、推己及人的社会智慧，以及正心修身的个人智慧，给予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以特有的时代内涵。

【关键词】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据说这是儒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中著名的十六字箴言（也称十六字心法），是尧舜禹禅让制的故事。当尧把帝位传给舜，以及舜把帝位传给禹的时候，所托付的天下与百姓的重任，是华夏文明的火种，而谆谆嘱托代代相传的便是以“心”为主题的“十六字心法”。

“十六字心法”最早出现在《尚书·大禹谟》中。后来在《荀子·解蔽篇》也有过记载：“《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微危之几 ，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故人心譬如盘水，正错勿动，则湛浊在下，而清明在上，则足以见鬓眉而察微理矣。微风过之，湛浊动乎下，清明乱于上，则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亦。”（1）朱熹在《中庸章句集注序》如此释义：“盖尝论之：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体之和，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能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无以胜夫之欲之私矣。”（2）

荀子作为性恶论者，自然认为“人心”是险恶的、危险的。朱熹的大意也是说，人心险恶莫测，道心微妙居中，人们只能真诚的保持惟精惟一之道，以不改变、不变换自己的理想和目标。 这样的解释是不是尧舜禹代代相传“心法”的原意？要弄清这个问题，先得从“危”字的本意来着手。《说文》如此解釋：“危，在高而惧也。”（3）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危”的本意是高，因在高处而惧怕、而危险。也就是说“危”的第一意是高，惧怕、恐惧、危险等是第二意，是由高引申出来的。

既然“危”的本意是高，危险、恐惧等是由高引申出来的，可以推断，尧舜禹作为中国杰出的帝王和政治家，其“十六字心法”中的“人心惟危”之“危”首先当“高”来理解，才符合本意。“人心惟危”之“危”，与“道心惟微”之“微”，前者指高远，后者指微小，都是指看不见、摸不着，难以名状的客观存在，也就是指那个“道”。

对于这样一种解释，可以在《中庸》中找到佐证。《中庸》开篇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者，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见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独。”（4）在这里，子思明确告诉人们，天命、性、道都是一回事，只是不同的叫法而已，皆指看不见、摸不着，难以描述的客观真实存在。人生在世，须臾离不开这种客观真实存在的“道”。“莫见乎隐，莫见乎微”，其中的“隐”，便是指高远难以把握的人心;其中的“微”，便是指微妙幽深难以揣摩的道心。对于这种难以把握的“道”，君子所持的态度是“戒慎”和“恐惧”，既要小心谨慎地去追寻和把握，又要充满敬畏之心，丝毫不能马虎。这里的“恐惧”，更多的是一种敬畏，并非是危险和害怕。荀子所谓：“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唯有明君子而后能知之”，强调君子的天职，是对道的追寻和把握。在这一点上，与《中庸》的意旨是一致的。

由此可知，“人心”就是“道心”，“人心”与“道心”在本质上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如此一来，“十六字心法”的内涵比朱熹的释义要深刻的多。那么，尧舜禹的“十六字心法”究竟包含着怎样的智慧？

第一，“天人合一”的哲学智慧。“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其贯彻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绵绵历史长河之中。中国文化，不论是道家追求的自然之美，还是儒家追求的人性之美，都是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的。从孔子的“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 （5），到孟子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6）再到王阳明的“致良知”，都是要人们通过认识自我，进而认识世界，最终达到人与宇宙世界的和谐、同一，即“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这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之处。西方的认识论将人置于世界之外看待世界，人与世界是对立的，割裂了人与世界的关系;中国文化则将人融入世界之中，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你中有我，我只有你，人和世界不能彼此孤立而存在。宋朝张载在《西铭》中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王阳明在《大学问》中则说的更为透彻：“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7）不论是张载的“民胞物与”，还是王阳明的“一体之仁”，都是中国哲学“天人合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如此云：“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8）这种说法明显背离了“天人合一”思想的宗旨，硬生生将人与世界割裂开来，使人失去了应有的个性和尊严。为了补偏救错，王阳明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即理”的哲学命题。王阳明的思想无疑与“天人合一”的思想一脉相承。“道心”即是“人心”，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使二者合一的工夫是“惟精惟一”，方法是“允执厥中”。

“十六字心法”更具现实意义。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有这样的描述，我们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9）。在这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是“人心”，“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道心”，二者在本质上完全一致，个人的幸福与国家民族的强盛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同时，报告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论断，与“民胞物与”、“一体之仁”的儒家思想十分吻合。这一切，无不印证了中国“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强大生命力。

第二，“明德亲民”的政治智慧。如果将“人心”与“道心”理解成一件事的两方面，那么“十六字心法”体现出来的最大政治智慧就是民本思想。《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尔舜，天之历数在躬亲，允执其中”等，都是最早中国帝王亲民思想的体现。尧舜禹之后，商汤、文武、周公，以及孔孟等代代将这一思想传承了下来。荀子的“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孟子的“民贵君轻，社稷次之”等，都说明一个问题，统治阶级要治理好一个国家和社会，顺应民意、人心向背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按照朱熹的解释，“人心”是险恶的、危险的，那就是要时刻防备人民，从而造成统治阶级与人民的对立和离心离德。尧舜站在国家民族政治的立场上，显然是不可能如此说话的。《道德经》云：“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尧舜从个人德性的修炼上毫无疑问达到了圣人的高度，顺应民意、按照黎民百姓的所思所想制定国家政策和大政方针，理所当然是他们所要考虑的问题。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说，“人心”就是“道心”。

同时，只有将“人心”与“道心”合二为一，使国家意志与人民的意志完全一致，才能形成全国上下同心同德、万众一心的局面。孔子周游列国，无非是游说君王们以德治国，“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如果处在上位的君王能以德治国，将公平、公正的正义福利施与黎民百姓，百姓莫不欢欣鼓舞和心向往之的。“人心惟危”之“危”，不是要统治阶级害怕百姓、防范百姓，而是要君王面对天下黎民苍生，心中当存有敬畏之情。“治大国如烹小鲜”，治理国家和社会是一种神圣事业，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智慧和勇气。这里的智慧就是“惟精惟一”和“允执厥中”，这里的勇气就是“戒慎”和“恐惧”。“惟精”是励精图治、事必躬亲，“惟一”是理想宗旨，即“人心”与“道心”的合一。“允执厥中”就是中庸之道、辩证法和权变思想。孟子所谓“仁政”、“仁者无敌”，即实行仁政的君王，必然能够贏得民众的拥戴，上下一心，众志成城，无敌于天下。《大学》开篇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就是指德性如尧舜者，“亲民”，就是君王治理国家的民本思想和事必躬亲的引领风范。“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一个社会风气的好转，上层人物的德性修炼和率先垂范将起到决定性作用。

当下，“十六字心传”所蕴含的政治智慧依然没有过时。以毛泽东为代表共产党人，把建立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其所坚守的人民立场是毋庸置疑的。邓小平曾经骄傲地说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将自己置身于人民之中，其所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福祉，理应受到人民的尊重。当下，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了革命的优良传统，郑重地宣告：“我们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进一步印证了“人心”就是“道心”的政治智慧。习近平总书记还在不同场合说，“把人民群众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群众的意愿就是我们的最大动力”，“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等等，无不表达着一个意思，那就是“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10）的人民立场，那就是“人心”就是“道心”的政治智慧。

第三，“推己及人”的社会智慧。“十六字心法”不仅是哲学思维和政治智慧，也是一种社会学思想。“人心”就是“道心”这一命题告诉人们，在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时候，一定要有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人生态度和思想观念。人们在彼此相处中产生这样那样的一些矛盾和误解，大都是不能从对方的角度出发，仅从自己的立场看问题。《道德经》的“知人者智，知己者明”，《孙子兵法》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皆在强调要从事物的两个方面看问题，“偏听则暗，兼听者明”。这些朴素的辩证法无不来源于我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人心惟危”就是要人们把握好“人心”这个道，并将“人心”提高到“道心”的高度，使两者合二为一，即是将“明明德”与“亲民”合二为一，只有将两者合二为一，做到知行合一，就达到了“至善”。“至善”是一种公心，而非私心。在这个程度上，“人心”就是“道心”，也就是王阳明所说的“心即理”，天理就是人心。

“人心”就是“道心”，也告诉人们，在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时候，要有一种与人为善的思想。“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辞让之心，人皆有之，羞耻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11）儒家认为，善端是每一个人固有的，是上天赋予人的本分。孔子“己欲仁则仁”，孟子“不学而获，良能也，不虑而有，良知也，”“人人皆可以为尧舜”，这一切皆在说明，与人为善是人的天性，人们只要愿意并通过力，都可以成为一个善良者。孔子告诉学生说有一个字可以终身坚守并奉行，那就是“恕”。反过来，如果按照朱熹的解释，“人心惟危”之“危”是险恶、危险之意，那就不是与人为善，而是与人为恶了。

第四，“正心修身”的个人智慧。尧舜禹的传世心法，不仅是治国理政和管理社会的宝典，也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准则。人作为万物之灵，不独要做万物的尺度，还要做自己的主人。一个人学习为人之道是从正心修身开始的。孔子之后，其学生以及后世的儒家都是沿着这条途径，不断探索和丰富着“十六字心法。”曾参的《大学》是一篇最能反映“十六字心法”的作品。因为“人心”确实像人们说的那样，有时候并不是那么美好。所以，曾子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12）一个想将自己伟大思想发扬光大于天下的人，必须“齐家治国平天下”，要“齐家治国平天下”，必先“诚意正心修身”，要“诚意正心修身"，必先“格物致知。”这里面，“诚意正心修身”是中间环节，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其中“正心”是关键中的关键。“身之主宰即为心”，心不仅是身的主宰，也是意的主宰，心同时要管好意和身两个方面。心管不住意识，任由意识像脱缰的野马、泛滥的江河狂奔乱突、东流西荡，最终导致人在精神出问题，轻则是精神偏执抑郁，重则是精神分裂。同样，心管不住身，也会出问题，一种是以喜怒哀乐为表象的五脏等器官疾病的产生;一种是以喜好犬马声色为特征的过分追求欲望、名利、地位等。“五音令人耳聋，五色令人目盲，五味令人鼻塞，五谷令人口爽，打猎驰令人心发狂”，这就是身不由心的表现。

由此可见，正心是很重要的。如何才能达到正心的目的？《大学》提出了一个求证心法的原则：即“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13）这里必须明白每个环节的准确含义和所要做的事情。七证是一个正心的过程，需要做很多事情，必须弄清楚“知、止、定、静、安、虑、得”这几个字的涵义。“知”是开启心志，做一个明白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人生;“止”是目标追求，自己人生的最高峰，需要停下脚步进行思考的地方;“定”是决断，也是定力，不仅是心的坚定，也有行的强大，针对自己的人生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静”是淡定、心静，将自己的心态调整到入静的状态，也就是“耳不闻，目明心开志先”的境界;“安”是心静之后的安然，将自己的心安放在“里仁”的位置，“我心安处是故乡”，只有心安，才有可能理得;“虑”是心处在正道之后的所思、所想，即对道的追寻和把握，道无一刻不在，虑也无一刻不停，生命不止，问道不已;“得”是得道，“文王望道而未见”，道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内心深处已经感受到了道的存在。“得道”是前面几个求证环节的最终结果。

正心的过程，既是诚意的过程，也是修身的过程。诚意是内明，修身是外明，修身比诚意更为关键，是“明明德”之后的“亲民”，也是人自立（内圣）之后的立人（外王）。修身与诚意相比，更为艰难和不易，所以曾参才说：“吾一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正心修身是每一个人所要做的功课，“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