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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谊:试论乾隆《戡定安南复封黎维祁为国王功成联句》诗

2019-10-15刘竞飞

文教资料 2019年22期
关键词:安南乾隆

刘竞飞

摘    要: 《戡定安南复封黎维祁为国王功成联句》诗系乾隆和当朝诸臣所作,就诗而论,将汉武帝开创的君臣联句诗推向政治化的极致,就事而论,则和记录相同事件的史书形成相表里,体现清代统治者处理国与国关系的政治、文化技巧。乾隆将数首内容互有矛盾的与安南有关的诗均收进《御制诗集》,并对安南事件进行反思,表明其并非完全“老而昏愦”,而是保持基本的政治反省能力。

关键词: 乾隆    安南    聯句

清代康、乾二帝,尤喜以诗赠予藩属国君,以朝鲜和安南为最多。其所以如此,乃因清朝统治者认为这二者是尊重儒家文化的“文献之邦”,故特显“优眷”之意[1]。将对方称为“文献之邦”并赐以诗歌,表明了清朝统治者在处理国与国关系时尤重视“文化”之谊。这些关于“文化之谊”的文学文本,因为事关国与国的关系,并且彰显了统治者的文治武功,故大多数在各式的官方文件中得到了保存。但有些时候,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文本会转而变成统治者决策失误的证明。这些文学文本常常和记录同一事件的史学文本相为表里,反映出同一事件的不同侧面。

一、《戡定安南复封黎维祁为国王功成联句》诗的写作背景

乾隆五十三年(1788),应内斗失势的安南黎维祁氏所请,乾隆帝发兵安南。十一月,清军在孙士毅的统领下出镇南关,不月余而定升龙,乾隆遂下旨复封黎维祁为安南国王。清军轻胜,又值年尾,疏于防范,阮惠氏残余趁机聚集,复败清军,孙士毅狼狈逃回。乾隆认为黎维祁软弱无能,遂转而承认已经成势的阮文惠(光平)为安南国王,并赐以印信诗章。此一事件是中越关系史上的大事,围绕这一事件产生了众多文本,既有史学的,亦有文学的。史学之文本,可参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2],所述最为简明。文学之文本,则以乾隆的御制文集和诗集所存最多。文如《御制文集》三集卷七中之《戡定安南复封黎维祁为国王功成班师之记》《书安南始末事记》,卷八中之《十全记》,诗如《御制诗集》五集卷四十二之《孙士毅奏报克复黎城复封黎维祁为安南国王诗以志喜》,卷四十三之《戡定安南复封黎维祁为国王功成联句》,卷四十八之《安南阮惠进表悔罪投诚归顺既允其请诗以志事》,卷五十之《降旨封阮光平为安南国王诗以志事即书赐之》①等。因为这些诗文都收在名义上是个人所作的诗文集当中,所以表面上都使用私人口吻。但因“御制诗文集”将来肯定要颁示天下,故其中的诗文必然体现官方意志,具有“公共作品”的意义。在所有与安南有关的诗文中,最能体现出御制作品这种“私人与公共兼具”性质的,当属《戡定安南复封黎维祁为国王功成联句》诗。说其“私人”,因其由皇帝发起,并收在个人文集中,说其“公共”,因其是满朝政治精英的集体创作,代表一种以政治为基础的群体意识。这首诗按内容和清廷举行茶宴联句的惯例推断,当是作于乾孙士毅初平安南之后的乾隆五十四年(1789)正月,也就是阮文惠举兵反攻的同时。

二、《戡定安南复封黎维祁为国王功成联句》诗对于文学传统的发展

古诗联句之体,起源众说不一。其中最常见的说法,一说是源自汉武帝柏梁之诗,一说是源自《诗经》或《尚书》。宋方勺《泊宅编》据刘向之说,认为联句诗起于《诗经·式微》[3]。刘向之说见《列女传·贞顺传》,盖谓黎庄夫人本为卫侯之女,但不被黎庄公所喜,傅母恐其不幸,遂作诗曰:“式微,式微,胡不归?”夫人则以“妇人之道,壹而已矣”,不愿离去,遂作诗曰“微君之故,胡为乎中路”,借以明志[4],今人多以为不可信。又明王三聘《事物考》卷二以《夏书·五子之歌》“亦联句之体”[5]。按《夏书·五子之歌》,据传太康失国之后,五个弟弟感怨之作。虽是联句体,却不属于“君臣”联句。若论起“君臣联句诗”,当以汉武帝及群臣的柏梁联句为最早老。《柏梁诗》今犹存[6],观其所作,带有很强的随意性,既无连贯的意脉,又无整饬的结构,不过各由群臣,敷衍本职,使略就音韵而已,整体上亦更切合登台宴饮的娱乐性质。

汉武之后,各朝亦多有仿效行君臣联句者,如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就曾有《悬瓠方丈竹堂飨侍臣联句》[7]诗,稍后的北魏节闵帝拓跋元恭同样亦有联句诗存世。“普泰二年(532)正月乙酉,中书舍人元翙献酒肴,帝因与元翌及(薛)孝通等宴,兼奏弦管。命翙吹笛,帝亦亲以和之。因使元翌等嘲,以酒为韵”[8]。观此二诗,孝文帝一诗虽属君臣联句,但基本属于楚歌体,和柏梁之体不全合。至于节闵帝一首,本为五言,中间又换韵,则其在创作上的随意性,似又超过孝文帝一篇。

联句之风到唐宋时期大盛,民间文人的联句姑不论,宫廷之中亦保持着逢吉日聚宴联诗的习惯。如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三“降诞”条就曾提到“中宗常以降诞宴侍臣贵戚于内庭,与学士联句柏梁体诗”[9]。可知自汉武之后,宫廷内的节庆联句之诗,多是效仿柏梁体。功能亦多是联络君臣感情,为盛宴娱乐之一助。

将以前各代之君臣联句诗与乾隆帝之《戡定安南复封黎维祁为国王功成联句》诗相较,则知君臣联句诗至清代一大变。《戡定安南复封黎维祁为国王功成联句》诗前有序,详细介绍出兵安南之理由及孙士毅平安南之经过,文多不引,仅节录诗于下,略明其体制:

(御制)承天庥命御纮埏,西北开疆晏卅年。何事内讧闻海国,特申大义薄云天。南讹攸宅神尧典,交趾曰蛮小戴篇。……说赐古稀俾共仰(臣纪昀)。(御制)诗承朝泽望长绵。出奔眷属流离亟,求救隘河匍匐跧。……累朝奕世君臣分,绝继灭兴经史传。……许昌义返虚声破,乌大经驰劲队联。德色易形诏风动,臣伊龄阿 严科必肃令霜悬。……鹙善泅沈终自没(臣胡高望)鸮思反覆岂容翩。……(御制)春秋之法彻霄渊。武功六七兹蒇八,昊贶古今独异前。方寸旰宵惟自问,作何保泰作何乾。

即此诗之本身,已较前代各诗为巨,写法亦严格遵循汉武帝柏梁体“七言一韵”的写法。全篇从皇帝的人生经验写起,以皇帝的自我反思作结,穿插对安南历史及复封黎维祁为国王事件的记叙和描写,全诗结构谨严,虽包含不少标榜吹嘘的成分,但起承转合,章法完备。除去首尾,全诗皆用排律对仗之法,上人作诗,以出句止,而下人联诗,则以对句始,包含考验文采的成分。为保证读者不至对诗句产生误解,全诗采用句下加注释的形式,对所涉的史事详加说明。如在“唐至德烦都护镇”句下,便有注曰:“自马援讨平交阯,后置交州,领七郡。三国吴分立广州,徙交州治龙编县,即今黎城也。宋、齐仍旧。梁、陈于交州置都督府。隋初郡废,改为总管府。唐初仍曰交州。调露初,改安南都护府。至徳初,改镇南都护府。”通过这样的方式,不仅梳理了中国与安南的历史关系,而且将黎氏求救、清廷发兵的始末叙述得清清楚楚。这些注释虽非联句当时所加,但因其被刻入“御制”诗集之中,同样具有官方文献的意义,范式上的严谨性远超汉武帝的柏梁诗。虽然表面上还带着宴饮娱情的私人性质,但实际上已经被彻底政治化了。

清代君臣联句诗的这种极端政治化,实际上是伴随着明清以来皇权的不断加强而来的。

如果说传统的联句诗还包含着“讽”的意思,那么到了乾隆时期,联句诗已经变成纯粹的“颂”了,制度的制约进一步使这种诗体形式化。在有清一代的文献中,多处提到对宴饮聯句活动的具体规定。《国朝宫史续编》卷四十六曾记“茶宴联句”之规矩:

其联句诗,奉御制句为发端首倡,余则臣工继响。……岁正月吉,皇帝召诸王、大学士、内廷翰林等于重华宫茶宴联句。奏事太监豫进名签,既承旨,按名交奏事官,宣召入宫祗竢……懋勤殿首领太监等具笔墨纸砚,诸臣俱以次一叩,列坐。御制诗下,授简联赓。宴毕,颁赏诸臣,跪领,行三叩礼趋退[10]。

由此也可见《戡定安南复封黎维祁为国王功成联句》一诗写作之情况。除重华宫茶宴之外,其他场合亦多有联句的情况。如《国朝宫史》卷七《典礼三》所记之“瀛台锡宴仪”,便有“筵宴毕,驾幸淑清院曲水流觞,设宝座赋诗,并命从宴诸臣联句”[11]的记述。

正因联句成为庄严又烦琐的宫廷礼仪的一部分,才能形成后来谨严整饬的形式。康、乾时代,每当节庆喜,或有大的政治事件发生,往往都要举行君臣联句。《国朝宫史续编》卷九十五曾著录《节年联句诗帖》一部,这部诗帖本是皇帝命令词臣缮写,以次刻石的,仅其下著录的各年的联句诗就有《玉盘联句》《赵北口冰嬉联句》《耕织图联句》《天禄琳琅联句》《宁寿宫落成联句》等四十八种[12]。由此可见清代宫廷联句活动之盛。

三、结语

乾隆的《戡定安南复封黎维祁为国王功成联句》诗将汉武帝开创的柏梁体推向政治化的极致。无论是规模的宏大性,还是形式的严整性,远超过前代的同类诗。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此诗完成后不久,清廷就被迫承认阮文惠建立的新政权。尽管乾隆完全可以将这些令其尴尬的诗文统统删掉,但不知何故,最终还是保留下来。在一些文章中,比如《书安南始末事记》及《再书安南始末事记》等,乾隆对整个安南事件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反省,既想到乃祖“戒之在得”的圣训,又想到“黎维祁之庸昏”“孙士毅之失算”,亦表示了对将士阵亡之痛,且预设了国家“久长之至计”,其中虽难免有文过饰非之语,但总体反映出乾隆仍保持着政治反思的能力,并非完全“老而昏愦”。乾隆御制诗文集中的这些文本,从私人和内部视角,反映清廷处理与安南关系的过程,反映出乾隆心中的痛苦和矛盾。虽然作为一个皇帝,他不能将这些痛苦和矛盾表现得太过明显。至于乾隆后来为何又将这一次失败的军事活动收入自己的“十全”武功当中,则显然和政治宣传需要息息相关[13]。

注释:

①本文所引之乾隆御制诗、文集均据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下不出注。

参考文献:

[1]清实录·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上(第25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1196.

[2][民国]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M].民国三年(1914)石印本,卷32.

[3][宋]方勺.泊宅编[M].明稗海本,卷中.

[4][汉]刘向.古列女传[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4.

[5][明]王三聘.事物考·联句[M].明嘉靖四十二年刻本,卷2.

[6][宋]章樵注.古文苑[M].四部丛刊本,卷8.

[7][清]王闿运.八代诗选[M].清光绪十六年江苏书局刻本,卷20.

[8][唐]李延寿.北史[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36.

[9][唐]封演.封氏闻见记[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3.

[10][清]庆桂等.国朝宫史续编[M].清嘉庆十一年内府钞本,卷46.

[11][清]张廷玉.国朝宫史[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7.

[12][清]庆桂.国朝宫史续编[M].清嘉庆十一年内府钞本,卷95.

[13][日]丰冈康史.《御制安南记》与《御制十全记》之间:乾嘉年间对越南北部地域政策的转变和基调[J].中国边疆学,2017(2):7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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