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汉忠

（柳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广西 柳州 545001）

一、问题的提出

广西前贤高熊徵（1636—1706）纂辑的《安南志》是专记越南的方志类著述，仅存一部康熙刻本于南京大学图书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学者极少注意此书的存在，而在越南却有与刻本《安南志》相关的题为《安南志原》《安南纪要》《安南志》等多个书名的版本（《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著录六种抄本）。嘉斯巴东（Gaspardone Emile）对越南抄本进行标点和翻译，1931年出版了《安南志原》（法国远东学院订刊）。20世纪80年代，张秀民注意到南京大学所藏的刻本《安南志》并与越南标点本《安南志原》对比，在《永乐〈交阯总志〉的发现》（以下简称《发现》）［1］一文中提出：“书前《总要》部分，确为清广西思明府儒学教授高熊徵所撰之《安南志纪要》”“河内本所谓《安南志原》，实由两书拼接而成。《总要》部分一万三千余字全为高氏《安南志纪要》原书。其余三卷五万余字，完全为《交阯总志》。高书为私家著述，与《交阯总志》之为官书，性质不同，内容又异，竟被移花接木，将两书硬接，合二而一，殊为鱼目混珠。可能原书为抄本，抄写者将两书抄钉在一起，遂混为一编。故应一分为二，再分开为两书，以各还庐山真面目。”这一论证是学术界对该文献进行专门研究的重要发现。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致信称：“指出河内本《安南志原》书名之误，发现后三卷保存了明初永乐年许多原始史料，这是一大功绩，值得撰文宣扬一下，最好能引起学术界出版界的重视。”越史专家戴可来在越南《东南亚研究》杂志发表文章介绍此文，“引起越南史学界极大的兴趣”［2］。

近年《高熊徵与〈安南志〉新论》（以下简称《新论》）［3］提出与《发现》不同的观点：“据南京大学藏清刻本《安南志》，结合其他中越古代文献，《安南志》可能为明代佚名的《交阯志》，后为清人高熊徵增补刊刻。高氏增补是书后，其逐渐在中越两国流传开来。现存的中越《安南志》诸本可能均为高氏增补《安南志》残本，应综合清刻本《安南志》和标点本《安南志原》来还原《安南志》的原貌。”然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高熊徵提及的《交阯志》是否真正存在，是否就是《新论》推测的明代佚名的《交阯志》，是否有相关古籍文献的印证？如果前提有误，则以此为立足点的一系列推论不仅是对刻本《安南志》内容的错误推定，而且还错误否定了张秀民《发现》一文提出的越南本《安南志原》是高熊徵《安南纪要》与《交阯总志》两书拼接而成的重要结论。

二、《〈思明府志〉序》中的《交阯志》实际是《安南志》

《新论》提出《安南志》最初可能也并非高熊徵所著，而是一部明代旧志。与此相印证，高熊徵在刊刻《安南志》前，曾主持编纂《思明府志》。他在《思明府志》的自序中说，其在桂林为官时，曾受广西巡抚郝浴邀请，“协理志局”，参与《广西通志》的编纂，得以遍览省城所存旧志，其中便有《交阯志》一书。由此推测，《安南志》可能原名《交阯志》，为高熊徵编修《广西通志》时所见，至其在思明府为官时，又对此旧志进行了重编，将原书更名为《安南志》，所存佚名旧序则改为《安南志原序》，又增补了自己所作的《舆地图》《纪要》《附刻拟代道府与安南国王书》等内容，并将其一并刻印出版。而标点本《安南志原》中“总要”之后所保留的称明朝为“国朝”的数万字内容，可能就是《交阯志》的正文，为高氏所直接保留，最终形成了康熙三十年（1691）刻本《安南志》。

本人质疑高熊徵是否真正见到一部所谓“明代佚名的《交阯志》”，有以下三点考量：一是记载史事至明万历年间的这部所谓《交阯志》，有关书目何以从未著录。明代中晚期至清代，涉及广西边疆史地的嘉靖《广西通志》、万历《广西通志》、康熙《广西通志》、雍正《广西通志》、嘉庆《广西通志》，均未记载此书，也未见载于辑录大量诗文的《粤西文载》《粤西丛载》。《〈思明府志〉序》中所称《交阯志》，在明末清初的大量文献中仅此一见，就证据而言是孤证。因此要确认此《交阯志》的真正存在，就必须先确定高熊徵的记载准确无误。

二是《交阯志》的名称不符合地志的命名通例。明代志书的命名已经形成通例，即以当时的省、府、州、县等政区名称进行命名，通常不使用古称或雅称。如果确定有这样一部志书，其名称应该是《安南志》，而不应是《交阯志》。

三是《〈思明府志〉序》的行文有着特定的语境，不是指一部独立刊行的志书，而是指志书的某一部分。序云：“奉檄协理志局，凡郡邑乘悉得综览，其左右两江土司皆附见各郡属，即《交阯志》亦备载南宁。唯《思明府志》屡行催取，竟无一字到局。幸天启二年省志旧本犹有存者，得按编葺。”古人行文用词简略，“左右两江土司皆附见各郡属”，是指有关土司的内容皆附记于各郡志书，比如万历《太平府志》卷三即为《四流州县》《各土州县》二目。“《交阯志》亦备载南宁”显然是说《交阯志》的内容记载于《南宁府志》中。

事实上，《〈思明府志〉序》所称《交阯志》的书名有误，实际上应为嘉靖《南宁府志》（万历、崇祯增修本）卷十一所载《安南志》。因此“《交阯志》亦备载南宁”意为《安南志》亦备载于《南宁府志》。所幸高熊徵当年见到的这部《南宁府志》尚存世间，否则《〈思明府志〉序》所说“《交阯志》亦备载南宁”，被《新论》推定为“明代佚名的《交阯志》”，将永远成为不可解的疑案。

嘉靖《南宁府志》十一卷，明方瑜纂修，嘉靖四十三年刊，万历、崇祯增修。目录依次为：图考；地理志第一：区域、沿革、分野、山川、风俗、气候；地理志第二：城池、公署、市圩；田赋志第三：户口、土产、税粮、贡赋、徭役；学校志第四；祀典志第五；秩官志第六：分职、名宦、寓贤；兵防志第七；人物志第八：选举、岁贡、封赠、乡贤、烈女；经略志第九；艺文志第十；杂志第十一：祥异、仙释、蛮夷、寇变、拾遗、安南志。卷十一最后一目的《安南志》，于万历年间增补刻入，辑入者见于文末题识“知府梁炫增补”一语。梁炫，广东南海人，进士，万历三十六年（1608）任南宁府知府，万历四十年（1612）离任。刻本目录最后补刻有“安南志”三字。

然而刻本《安南志》引录的《安南志原序》，却未见于嘉靖初修、万历与崇祯增修的《南宁府志》，而且《〈安南志纪要〉序》记述引用文献时，也未提及《南宁府志》。显然高熊徵纂辑《安南志纪要》时还有所据。

三、《安南志纪要》来源于万历《广西通志》

刻本《安南志》收录的《安南志原序》未题作者姓名。《发现》一文认为：“《安南志》原序者，即高氏原来之旧序，非《安南志原》之序也。”《新论》一文提出质疑：清刻本《安南志》和《安南志原》中均存在的所谓《原序》从何而来呢？关于此原序，张秀民认为是高熊徵所作，因更名增补新序而改为“原序”。但从清刻本《安南志》来看，此序与明确题为高熊徵所作《安南志纪要序》（即张秀民所谓“新序”）大相径庭，其中既没有题写作文的时间和作者姓名，也没有高熊徵本人的印章。再者，高氏诸子在编辑高熊徵所纂《安南志》时，将清刻本中高氏的《安南志纪要序》和《拟代道府与安南国王书》两文均收入其中，唯一不见者又是《原序》。由此看来，高熊徵及子孙都不将《原序》视为高氏作品。再结合原序的内容来看，其中虽有“明正嘉间”“明则列为三司”的记载，看起来好像是清人的笔法，但原序叙事却止于明万历年间，因当时安南后黎灭莫而向明廷求封，引发明廷征抚安南之议而作。至于后来万历册封黎氏以及更晚的清越关系，原序只字未提，不大可能是身为清人的高熊徵所作。由此看来，原序很可能是明人的作品，其中“明正嘉间”等提法则可能是高氏改写的结果。

事实上，《安南志原序》的作者是万历《广西通志》的编纂者，收录于万历《广西通志》卷三十四《外夷志四·安南》之首，题为《安南志序》。刻本《安南志》全文移入此序，改题《安南志原序》。文中将个别词语如“正嘉以来”改为“明正嘉中”，“我朝则列为三司”改为“明则列为三司”，以符合清人口吻。高熊徵在桂林协修康熙《广西通志》时，得以见到这部万历《广西通志》的天启增补本，即《〈思明府志〉序》提到的“幸天启二年省志旧本犹有存者”。两文比较，一目可鉴。因此，高熊徵《安南志》（又称《安南志纪要》）将万历《广西通志》卷三十四《安南志》采录，又摘入李仙根《安南使事纪要》卷四末《杂记》、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末一段作结。高熊徵《安南志纪要》引用《安南志》时，于内容略有校补。万历《广西通志》卷三十四所载《安南志》记嘉靖年间“黎宠宠死后，立其宗人维邦”，高熊徵改为“黎宠宠死后，立黎晖四世孙维邦”，于史实稍为详明。增入隆庆年间朝廷经略安南内容一则，又征录入清之后有关史实至康熙三十年，遂成完篇。

张秀民曾见《安南志》抄录本：“高氏《安南志》（《安南志纪要》），1963年蒙老友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施延镇同志托王树桢同志抄来。所据疑为清康熙原刻本，计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四字，首附地图。”并且提出越南本《安南志原》（又题《安南志》《安南纪要》诸名，实指同一书）“按书前《总要》部分，确为清广西思明府儒学教授高熊徵所撰之《安南志纪要》。高氏自序称因综《省志》及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李仙根《使事纪要》二书纂成帙，题曰《安南志纪要》。故书末仍附李氏、谷氏原文各一段。其书叙述中越史事，至清康熙三十年（1691）调解黎莫之争止。”《安南志纪要》结语即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二《安南叛服》末段：“兵未出于国门，莫已父子自缚，泥首军门，削其王号，世守吏职，不闻其倔强自大，劳弊中国也。所可异者，太祖使沐英取云南，即留英世镇滇中；成祖使张辅取交趾，不以辅留镇彼国，二十年后，并召还黄福。祸发于中官，乱成于庸帅，勃貂多鱼，特儆漏师，短辕牜屯犊，必败乃公。三百年来，终沦王化。夫亦庙算有遗策，而《春秋》多责备也。”

嘉靖《南宁府志》（万历、崇祯增修本）卷十一所载《安南志》在《安南图说》一则之后，将万历《广西通志》卷三十四《安南志》全文移用，只是未收录《〈安南志〉序》。康熙《广西通志》卷三十四《土司》下题《安南》，直接将万历《广西通志》卷三十四所载《安南志序》《安南志》全文录入。高熊徵参与纂修康熙《广西通志》时，在《〈安南志纪要〉序》中提及康熙《广西通志》所载《安南》与《安南志》的内容基本一致，不同之处在于康熙《广西通志》将万历原序中的“正嘉以来”改为“明正嘉中”，“我朝则列为三司”改为“明则列为三司”。

四、《安南志纪要》与雍正《广西通志》《太平府志》之关系

雍正二年（1724）广西巡抚李绂莅桂，即着手纂修《广西通志》。雍正四年秋，志书刻成。雍正六年，朝廷下令焚书毁版。金鉷修雍正《广西通志》时，即据李志为基本文献编纂而成，从李绂《广西通志》以及金志引用高熊徵《安南志纪要》一事可证。金志《凡例》云：“旧志先‘安南’而后‘诸蛮’。《春秋》之义，列服不先于王人，重内轻外也。若以属国冠诸中土蛮民之上，轻重倒置矣。今为更正。改《象胥志》为《诸蛮》”。又“历代驭蛮而附以安南”。此“旧志”即李志，其内容顺序先“安南”而后“诸蛮”，原设有《象胥志》。曾应李绂之聘参与编纂《广西通志》的蓝千秋，在其所撰《蓝户部集》（乾隆十二年刻本，辑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卷七中有《广西通志·象胥志序》，可以为证。同时编纂的雍正《太平府志》也设有《象胥志》六卷，显然是继承李绂编修《广西通志》时的体例。

金鉷《广西通志》卷九十六《诸蛮》《安南附记》，内容多从李绂《广西通志》摘编。纪事至“康熙五十八年三月钦差内阁中书邓廷喆、编修成文吊祭维正，并册封维祹为安南国王”。后有注：“节旧志，参唐宋元明诸史”。下为“旧志论曰”，即康熙《广西通志》卷三十四《〈安南志〉序》。下引“李仙根曰”（李仙根《安南使事纪要》卷四末《杂记》）。之后《朝贡方物》（标注“康熙十四年例”）《朝贡官从》二则，文字与康熙《广西通志》卷三十四所载略异。又为《朝贡事宜》一则。之下引《明典汇》《峤南琐记》《纪要》（即高熊徵《安南志纪要》）各一则，记载进入安南的道路及里程。虽然金志对李志的内容和文字有节录或改编，但可以肯定李绂《广西通志·象胥志·安南》直接引用了高熊徵《安南志纪要》，并增入康熙三十年之后的内容。

雍正《太平府志》五十卷，设《象胥志》六卷（卷四十五至卷五十），纂辑有关安南文献入志。卷四十五《安南一》（载于《后汉书》），卷四十六《安南二》（载于《唐书》），卷四十七《安南三》（载于《宋史》），卷四十八《安南四》（载于《元史》），卷四十九《安南五》（载于《明纪》），卷五十《安南六》（载于《纪要》），是直接引用李绂《广西通志·象胥志》中的《安南》内容。比较《太平府志》中高熊徵《安南志纪要》的文字，两者偶有小异和文句参差，显然是出于编辑之故。之下《朝贡方物》《朝贡官从》《朝贡事宜》三则，收录事例极详。之下《明典汇》《峤南琐记》《纪要》（即高熊徵《安南志纪要》）各一则，记进入安南的道路及里程。下引“李仙根曰”（即李仙根《安南使事纪要》卷四末《杂记》）。文末植入“《省志》论曰”一则，即康熙《广西通志》卷三十四《安南志》末“论曰”一段，之下复以“又曰”收录《〈安南志〉序》。雍正《太平府志·艺文志》录入高熊徵《安南志纪要》的《自序》《拟代道府与安南国王书》，可证当时参阅或引用《安南志纪要》无疑。另有多篇文章见于高熊徵《郢雪斋纂稿·后集》。

甘汝来于雍正元年出任太平府知府，后升任广西按察使，协助李绂编纂《广西通志》。雍正三年（1725）李绂升任直隶总督，甘汝来于编纂之事“为之益力”。雍正四年甘汝来升任广西巡抚，秋间志书刻成。同年，雍正《太平府志》经“七阅月”编纂完成并付刊。因此，不论是从编纂者、篇目设置、记载内容还是从引用文献等方面看，都可以确定李绂《广西通志·象胥志》与雍正《太平府志·象胥志》基本相同，只是稍后编纂的《太平府志》记录的史事相较《广西通志》（记至康熙五十八年）下延至雍正三年。甘汝来对于中国与安南的关系，因为其曾任太平府知府而有着深切感受，在《太平府志》卷端的序言中，甘汝来写道：“而以《安南志》附其末，则史家载记之例也。”《凡例》最后一则云：“太平与安南接壤，镇南大关在凭祥州之西南，凡开关纳贡，悉由思明、龙州等处而入，是太郡虽僻在边隅，实为中国门户。兹附《安南志》于末，所以示王者之无外也。”此《安南志》名实与高熊徵《安南志纪要》虽不能等同，而直接取资于《安南志纪要》则毋庸置疑。雍正《广西通志》、雍正《太平府志》之所以未采取《安南志纪要》文末引用的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的一段话，是因为该段话是从明人的角度评述安南史实。

五、《安南志纪要》《安南志》等为一书之异称

《安南志》一书，据高熊徵自述，先后有《安南志纪要》《安南志》《安南志纂要》等名称，加上古籍文献著录的多种书名，均为刻本《安南志》的异称。

《发现》一文因《安南志》《安南志纪要》的名称不同，称“盖此书高氏原名《安南志》，后改名为《安南志纪要》。”《新论》一文认为可能并不存在张秀民所言“盖此书高氏原名《安南志》，后改名为《安南志纪要》”的推测，这样讲主要有以下原因：其一，按张先生所说，南京大学清刻本实为高氏将《安南志》更名为《安南志纪要》的新本。若确有更名再版之事，且南京大学清刻本确为此新本，其何以仍保留《安南志》原书名的封面呢？其二，在黄良骥、高熊徵两序中均未提及此更名再版事宜。其三，在高熊徵序中还提到他为是书“绘舆图以备考”，而此图应为南京大学清刻本中的《舆地图》。但该图版心所书则为“安南志图”，若高氏确将《安南志》更名为《纪要》，则此图版心应为“安南志纪要图”才是。

现在可以肯定，《安南志》只此一刻本，并无原刻、再版之事。高熊徵序已表明：《安南志纪要》纂辑在先，“并绘图以备考”。“纂辑成帙”是成稿而尚未付刻或刻成的状态，作序时如即付之出版，则通常称为“付刊”或“付梓”（序作于康熙三十年四月）。之后付刊时题为《安南志》，具体刻于何时，没有明确记录。高熊徵自述之作《高渭南纪年录》（广州十七甫澄天阁铅印本，牌记“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冬月锓印”）记载康熙三十四年乙亥二月，“朱宗师按邕，予与同僚共见。即问予著作，送《思明府志》《文庙木主考正》《安南志》各书，甚称羡”。此为今存刻本《安南志》提供了佐证，也解释了《安南志》即《安南志纪要》的异名问题。

高熊徵在自述中又将《安南志》称为《安南志纂要》。他于两浙盐运使任上致旧日上司黄性震（曾任广西按察使、浙江布政使）的信函（《郢雪斋纂稿后集》卷二《复黄藩台讳性震》）末尾说：“前朝老爷在河工见徵送抚君各书，问徵讨取。其《五孝纂事》已经送完，尚有《文庙木主考正》一本，《安南志纂要》一本，具有职名一单。特附宪函乞为转致，摭君不敢具禀，乞为道谢忱。”

此外，《安南志》还有《安南志略》等名称。据乾隆《梧州府志》卷十八《高熊徵传》记载，高熊徵著有“《安南志略》一卷”。

《安南志纪要》抄本。乾隆四十年二月二十六日《广西巡抚熊学鹏奏查出高熊徵、陆显仁所著书籍缴毁折》载：“据署布政司事按察使朱椿、署按察司事驿盐道周升桓详称，遵旨饬属明白传谕粤西各绅士藏书之家，如书内有忌讳诞妄字句、不应留惑后世者，令其即行交出。兹据梧州府知府温葆初查送岑溪县已故两浙盐运使高熊徵所著抄本《郢雪斋文集》一部、《安南志纪要》一部。”“至高熊徵所著《安南志纪要》一部，臣等查系剿袭《明史》及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并《粤西省志》陈言。伏思安南在宋、元、明建置原流，臣服本末，已详载历朝正史。我朝定鼎以来，该国奉贡抒忱，恪守臣节，史臣据实纂录备载，正无庸草野书生私行存纪。又所称‘四库堂梓’字样，非高熊徵所应用。现在查无刻本，似属高熊徵欲梓而尚未刊刻者。”（《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宫中朱批奏折》）呈缴者或未知文中抄本《郢雪斋文集》《安南志纪要》两书在康熙年间已有刊本，故称“高熊徵欲梓而尚未刊刻者”。此《安南志纪要》经呈缴之臣细为查勘，逐页查阅违禁之语，在奏折中报告“查系剿袭《明史》及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并《粤西省志》陈言”，既与高熊徵自序所述征引文献相同，也与刻本《安南志》的内容相同。

《安南志纪略》。嘉庆《广西通志·艺文略》载：“《安南志纪略》，国朝高熊徵。”

《安南志纪略》一卷。道光《庆远府志》卷十八《艺文志·著作》载：“《安南志纪略》一卷，高熊徵撰。”下引高熊徵序。高熊徵原籍广西庆远府宜山县。

根据康熙年间高熊徵的自述，《安南志》先后有《安南志纪要》《安南志》《安南志纂要》等称谓，而其他文献则记录有《安南志》《安南志略》（一卷）、《安南志纪要》（抄本，一部）、《安南志纪略》（一卷）等名称。但是不论何种称谓，无一例外都是刻本《安南志》。

六、刻本《安南志》一册为足本，所谓“残本”之说错误

现藏于南京大学图书馆的高熊徵纂辑《安南志》一册，康熙刻本。刻本状况及全书内容：封面题《安南志》，卷内依次为《交阯安南国舆地图》、清黄良骥序、清高熊徵序、《安南志原序》、高熊徵《安南志纪要》、《附刻拟代道府与安南国王书》（高熊徵撰）。符合《〈安南志纪要〉序》的记载：“因综《省志》以及浙江督学谷公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与侍读学士李公仙根《使事纪要》二书纂辑成帙，题曰《安南志纪要》”，并“并绘图以备考”。

《新论》一文推测刻本《安南志》（一册）除了上述内容，还有所谓的“旧志正文”：至于南京大学清刻本《安南志》为何没有保留《安南志原》“总要”后称明朝为“国朝”的旧志正文，可能与乾隆年间一宗文字审查案有关。笔者所见《纂稿》实为道光重刻本，在重刻序文后附有一篇札文，编录了乾隆时期的数篇上谕，其主要内容是：乾隆四十年（1775），广西巡抚熊学鹏上书，言高熊徵文集“字句违碍”，认为不应留存，请行销毁。乾隆帝查阅后认为，高氏诸篇“并非谬妄，不在应毁之列”，驳回了熊氏的建议。但熊学鹏在上书乾隆帝之前，便擅自对高氏诸书进行了收缴和销毁，后来遭到乾隆帝的申斥。由此看来，本次文字审查虽然最终未将高氏作品定为禁书，但是可能亦对藏有高氏作品的人士产生了影响，他们出于避祸的考量，可能主动或被动地销毁了《安南志》中称明朝为“国朝”的正文内容，最终形成了南京大学清刻本《安南志》的面貌。而从康熙三十年到乾隆四十年已历80多年的时间，高熊徵增补的《安南志》可能早已流传到越南，从而逃过了这次文字审查，最终在越南形成了保留有旧志正文部分的《安南志》诸本。

其实根本不存在《新论》一文所称的问题。如上所述，康熙年间高熊徵自述“《安南志》”“《安南志纂要》一本”，乾隆《梧州府志》著录“《安南志略》一卷”，此时《四库全书》的编纂尚未开始。这个一卷本或“一本”，否定了《新论》一文所谓在编纂《四库全书》呈缴书籍时，藏书者可能出于避祸的考量，而主动或被动地销毁了《安南志》中称明朝为“国朝”的正文内容。更何况所谓的“旧志正文”有“几万字篇幅”，更是不可能的事情。

七、结 论

首先，高熊徵《〈思明府志〉序》提及的记述史实至万历年间的《交阯志》，就书名而言并不存在。《安南志纪要》（《安南志》的异名）以万历《广西通志》卷三十四或康熙《广西通志》卷三十四的《安南志》为主要内容纂辑而成。

其次，南京大学藏康熙刻本《安南志》一册，不分卷，或著录为一卷，内容完全，并无缺失。《新论》一文所谓“残本”之说错误。

再者，越南《安南志原》（又名《安南志》《安南纪要》）诸本与刻本《安南志》相同的内容只有《安南志原序》和《总要》（即高熊徵《安南志纪要》）。《总要》之后三卷数万字的内容与刻本《安南志》无关，实际情况参见张秀民的考证。虽然学界有关于《安南志原》后三卷内容是否为明代《交阯总志》尚值得研究的意见，但是刻本《安南志》与此部分内容无关，已可作为定论。

最后，《新论》一文指出张秀民研究的“不足”，一是对高熊徵其人的研究较为薄弱，且未注意到高氏其他作品与《安南志》的联系，显然是指张秀民没有见到高熊徵《〈思明府志〉序》提到的所谓《交阯志》；二是仅将《安南志原》的产生归结为两部书籍错订的结果，从而将高熊徵与《安南志原》“总要”后的内容截然分开，不利于对是书史料的解读和利用。上述观点显然为误说。正因如此，《新论》一文中“《安南志》的体例和内容”“《安南志》的史料来源及价值”将高熊徵《安南志纪要》与永乐年间的《交阯总志》牵合为一书进行的分析考证，自然亦是误说。

（本文承蒙南京大学图书馆刘松建、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韦韩韫、南宁市人民政府地方志编纂办公室陈洪毅提供有关文献，特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