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木 匠

人民音乐家冼星海，1905年出生在澳门的一个渔民家庭。出生后不久，母亲就把他带到了马来西亚。1918年，他从马来西亚回到国内，先后在岭南大学附中和岭南大学学习。因酷爱音乐，1926年进入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1928年进入上海国立音专，学习小提琴和钢琴。1929年，去巴黎勤工俭学，师从著名提琴家帕尼·奥别多菲尔和著名作曲家保罗·杜卡斯，1931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他是该班的第一个中国学生。留法期间，他创作了《风》《游子吟》《d小调小提琴奏鸣曲》等十余首作品。

1935年回国后，他在上海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先后创作了《救国军歌》《战歌》等大量抗日救亡歌曲，并为进步影片《夜半歌声》《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话剧《太平天国》《日出》《复活》《大雷雨》等谱曲。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他参加了上海话剧界战时演剧二队，进行抗日宣传。同年10月到达武汉，不久，就参加了周恩来、郭沫若等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参与主持抗战音乐的创作。那时，他深入学校、农村、厂矿，给群众教唱抗日歌曲，举办抗战歌咏活动，对动员民众起了有力的配合作用。其间，他又创作了《保卫卢沟桥》《游击军歌》《在太行山上》和《到敌人后方去》等著名的抗日歌曲。

而真正使冼星海名垂青史的是他到达延安后，创作的一曲气壮山河的《黄河大合唱》。

但是现在已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当年著名的“延安四怪”之一。

作为音乐家，冼星海拙于言辞，外表近乎木讷，内心却激情似火。他是1938年11月到的延安，来了以后，住窑洞，倒还没什么，但吃小米，对他来说，就有点苦不堪言了，“没有味道，粗糙，还夹着壳，我是吃了很久以后，才吃习惯”。

起初，冼星海因思维定式与生活习惯，时常会与身边的人发生冲突，尤其是对开会，他认为那是浪费时间，影响写作。当时，延安没有钢琴，只有“轻武器”——小提琴、手风琴，以及一些中式乐器。有时，他会因无处发泄，而把墙头飞过来的、隔壁人家的鸡，打得满屋子乱飞，还对人讲：“你们要保证我吃鸡，否则，我一行旋律也写不出来。”

但冼星海很快被“改造”过来了，不仅吃出了小米的香，还慢慢习惯了开会、听报告，而且还爱上了政治学习。他曾给田汉写信说：“我已彻底摈弃了‘为艺术而艺术’。”

据1940年3月21日冼星海写给一位友人的长信可知，冼星海当时受到优待，每月津贴15元，其他艺术教员一律12元，助教6元。当时，延安生活艰难，1938年的津贴标准为：士兵(班长）1元、连长3元、团长以上一律5元，毛泽东、朱德也是5元，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4元。唯有著名文化人、大学者5-10元。相比之下，冼星海的优待级别已经是最高规格的了。

艺术创作需要“燃烧热情”，而热情燃烧确实也离不开充沛的体力。因此，“冼星海吃鸡”并非小资产阶级情调发作，而是“工作需要”。只是当年延安的物质条件太差，他提出“吃鸡”的要求，就成为了一怪。

为了创作好《黄河大合唱》，冼星海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向词作者光未然了解抢渡黄河的情形以及船工号子，然后开始在心里酝酿。

因延安吃鸡不易，他又退而求其次，又要求吃糖。在创作《黄河大合唱》前，他要求光未然为“作曲”买两斤白糖。一切齐备，就见他盘腿坐在炕上，一会儿抓把白糖放入嘴中，一会儿又用一根超长烟杆，喷云吐雾。妻子钱韵玲则在一旁为他煮“土咖啡”。就这样，1939年3月26日至31日，他用了6天6夜的时间，终于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曲谱，一共八首，包括合唱、齐唱、独唱、对唱、轮唱。

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由抗战演剧三队和鲁艺音乐系乐队在陕北公学礼堂举行了首演，演出非常成功。5月11日，毛泽东在听了《黄河大合唱》后，连声称好，并接见了冼星海。毛泽东从鲁艺副院长赵毅敏那里获知，冼星海在创作中用坏了不少蘸水笔，就赠送给了他一支派克钢笔与一瓶派克墨水。李富春则设法解决了冼星海的吃糖问题；萧劲光则专门拨出了一孔窑洞给冼星海住，并给他配备一名通信员照顾他的生活，又送来一筐蜡烛，以供他夜间创作之用。

不久，冼星海就被任命为鲁艺音乐系主任，《黄河大合唱》也成了后来延安各种演出和晚会的保留节目。

（摘自《北广人物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