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贺朗年

小学三年级，学校开运动会。午后两点，小同学们坐在操场上静候比赛开始，太阳灼烈，等待无聊，我索性把外套脱下来顶在头上，在衣服的遮蔽里念念有词：“再见吧，您——光明的太阳!再见吧，再见吧!”

一个男生跑过来猛地揭开我的外套，大声说：“你在念什么?”

我摇摇头没吭声。那是安徒生童话《拇指姑娘》里，拇指姑娘即将嫁给讨厌的鼹鼠，想到一生就要在不见阳光的地下度过时发出的悲鸣。说这话时，“她的双手伸向蔚蓝的天空，就像要拥抱温暖的太阳”。我看着男生，在心里说，你不会知道的，我才不告诉你呢。

阅读让我骄傲。

那时我已经读过了不少书，大人的书和小孩的书都有。

说起来，我童年的阅读之路是倒着走的。幼年算是正常，看连环画和彩色图画书，后者相当于现在的绘本，现在记得的一本是教导小朋友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小朋友自己穿衣服、自己洗小手绢、碗里的饭吃光光什么的，每页讲一种习惯，配一首儿歌。刷牙那一页，儿歌的最后一句是：“笑一笑，露出一口小白牙。”

稍大点，读小学。没书读的年代，只好看大人的书。姑姑是当时的文学青年，写诗，书架上有不少书，我就跟着胡乱读，《红楼梦》《李自成》《郭沫若剧作选》都读。有一本红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诗词选》，被小学二年级的我翻得滚瓜烂熟，最喜欢“梅花欢喜漫天雪”，因为下句是“冻死苍蝇未足奇”。我还在爸爸的抽屉里翻到过一本《欧根·奥涅金》和一本歌剧《江姐》的剧本，前者我一直没翻开过，后者却喜欢得紧，读到特务沈养斋在试图劝降江姐时唱“胆大骑龙又骑虎，胆小只骑抱鸡母”，乐得在床上翻筋斗。

姑姑的书架上其实外国书居多，《悲惨世界》《羊脂球》《战争风云》这些都有。我最爱《一千零一夜》，读完各种惊奇历险记，对山鲁佐德那叫一个佩服：故事讲得好，能保命啊。

真正的童话书是在三年级开始看的，那一年粉碎四人帮，各路外国童书纷纷被翻译上架。爸爸给我买了《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和《木偶奇遇记》，相比那些后来嫁给了王子的公主和穷姑娘，我更爱那个成日撒谎犯错的小木偶，因为他活脱脱就是我的某些同学。

当然不是相信一只从商店买来的小木偶就会说话、打架、哭泣和从巨鲸腹中解救他可怜的爸爸，小孩子没你们想的那么傻。童年的我只是相信，在世界上的某个角落，我从未去过的某个角落，一定有那么一个名叫匹诺曹的孩子，他经历过的每一件事，在每一天，都真实地、可笑又可爱地发生着。

所以，童年阅读对我的意义，不是对傻白甜生活的憧憬，不是要穿水晶鞋嫁给王子，不是要有玫瑰般的美貌和瀑布般的长发。绝不是。它对我的意义，更在于让想象力噌噌飞涨，渴望去见识更辽阔的世界。所以我会跟小同学说，我有一个叔叔，他们的工厂制造金箍棒和飞毯，金箍棒变大像烟囱变小像一根针，飞毯按下按钮就可以在天上飞!

我不是一个吹牛的小孩，说这个的时候，我就是这么相信的。

时至今日，活在谎言遍地的世界上，我仍然愿意保持天真，愿意让自己去相信，这大概是童年阅读赠我的最美好礼物。要知道，世间好东西太多，人生明亮的底色难求。

套用一句被引用过一万次的话，某些被坚持的天真，不过是“知世故却不世故”而已；再套用另一句被引用过一万次的话，某些被坚持的相信，不过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摘自《女报》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