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陕北地区是一个多元文化聚集区，自古以来宗教思想盛行，民间宗教与民间信仰活跃，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背景下，陕北地区的民间宗教思想有着时代性与历史性的二重特征。自明清以来，这里的乡村宗教场所迅速发展，人们广泛参与民间宗教活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建设与发展，乡村宗教受发生了新的变化，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有了不同的影响，对新农村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有着重要影响。

关键词：陕北榆林;民间宗教;民间信仰;乡村地区

一、绪论

杨庆堃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将中国的宗教划分为分散性和制度性宗教，认为对中国历史以及普通民众影响较大的就是分散性宗教，“分散性宗教在社会生活的所有主要层面广为流行，维系着社会制度的稳定”。[1]分散性宗教包含了本文所讨论的民间宗教，民间宗教属于下层文化系统，它不同于上层统治文化，也就是占据中国历史几千年正统儒家伦理思想。民间宗教与民间信仰也是不同的，“民间信仰则是指民众日常风俗习惯下的宗教传统，是集体生活传承而成的宗教规范与社会活动”。[2]民间宗教是社会中广大的平民百姓的精神信仰和情感寄托，因此民间宗教没有严格的制度和强大的政治化，民间宗教更多的是依靠宗法、家庭等维系，民间宗教的活动、仪式、人员、场所以及制度都是经过历代发展确定下来的，可能还会有所变化，并不是十分稳固的。因此，民间宗教是非官方、非正统、非精英的一种特殊宗教。

民间宗教对广大民众以及传统文化体系影响巨大，在各地的民风、民俗、社会发展与稳定以及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中都有体现。“作为整体宗教运动，它具有不可低估的力量，但其中绝大多数教派都属于地方性教派，还不具备统一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它混乱的教旨、盲目的行动、分散的意志，使其中任何教派都无法与正统宗教抗衡，而成为统治思想。它是一个既想挣脱枷锁，又无法超越封建制度的悲剧性的产儿。这正是整个封建社会下层民众的写照”[3]以往对民间宗教的研究，多从纵向的角度展开，主要研究对象为中国本土的道教与印度传入的佛教，具体研究佛道的源流及发展演变，视野较为宏观。如马西山、韩秉方先生所著《中国民间宗教史》就对民间宗教的佛教、道教进行了深入具体的研究。近年来，学者们将视野投向具体的区域，进行横向深入的研究，着重于某一地区的民间信仰，这使我们对于不同地区的宗教信仰与民间宗教有了更多的了解。

本文以陕北榆林地区为例，对榆林的农村地区民间宗教活动场所进行田野调查，以期获得当今时代农村的民间宗教的发展情况，了解人们的精神世界，展望农村民间宗教的发展。根据史料记载，榆林是匈奴、鬼方、猃狁的活动区域，交通环境相对闭塞，大部分农村地区与外界交流困难，所以受外来思想文化冲击较少，其宗教信仰比较单一且传统 ，但兼具农牧文化思想影响，具有独特的宗教色彩。

本文将分为四个部分对陕北地区的民间宗教进行分析，探讨在新时期应该如何管理和规范民间宗教活动，以期为引导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供建议。

二、榆林地区民间宗教、民间信仰的历史考察

前文已经说明了陕北地区历来宗教思想活跃，宗教场所众多，笔者根据历史文献资料进行分析、梳理陕北榆林地区的宗教发展历史。因此次实地调查地点在历史时期隶属于葭州地区，故笔者的主要参考资料为清嘉庆时期由高洵、龚玉麟所纂修的《葭州志》以及道光时期由李熙龄纂修的《榆林府志》，通过分析，笔者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关于宗教场所地点，如“河伯祠在城下桃花关”“火神庙在南城西南隅” “关帝庙在城南之东南” “二忠祠在南城西南街中”[4];“兴善寺在州南五十里店头” “观井寺在州北七十里观井淯” “观音寺在州北八十里黄河之隈” “弥勒寺在州北百四十里弥勒川” “普照寺在南城东门内”[5]这些资料记录了葭州地区的宗教场所丰富，散布于周内各地，城内和城外农村地区皆有分布，说明民众对于民间宗教的认可度非常高。

（二）关于活动场所建立时间，如“龙王庙一在城南浮图冈明崇祯二年建一在逻城青沙岭万历二十年建一在北城龙头冈” “八腊祠在南城浮图冈明崇祯二年建” “药王祠在南城西水门外乾隆十八年建” “金山寺在州西北六十里金山上晋永和中建” “大佛寺在州南七十里张家坪西元至正间建” “金佛寺在州北百四十里开荒川明成化间凿石为之”[6]这些资料则显示葭州的庙宇营建时间悠久且不断传承，这些庙宇至早为晋代，至迟则为清代，大多集中于明清时期，这与明清时期该地区有了正式的行政建置有关，明代之前此政府对此地的管理较为简单，因而也未留下更多的文献资料，同时也说明了明清以来宗教活动日渐繁盛，人们更广泛的参与宗教活动于宗教事务。

（三）关于宗教场所的兴建动机，记录了修建的缘由、时间和地点，如“板浮图庙在州北九十里白家铺东相传宋时有官边陲者卒于任遗言柩至何处不行即瘗之家人扶柩归道出出于此柩不前遂瘗之居民立庙祀焉呼板浮图神大有灵验” “牛县丞祠在白云山洞之上县丞名登第万历年间同王风真人及榆林人都督张臣建白云观于白云山其山地皆牛有牛悉施之因为立祠真人居其中左则都督右为县丞”[7]这两条说明了板浮图庙的来由是宋代一位官员卒于边远之地，其家人运送灵柩行至该地时，灵柩无法前进，认为是板浮图神显灵，所以家人埋藏其柩在板浮图，于是建成了板浮图庙;牛县丞祠则是官员主导而建，因白云山有牛而得名，庙中立有县丞、都督、真人的牌位，这些记录则更为详细的说明了这些庙宇的前世今生，据笔者推测，民间庙宇既有政府官员主导建立的，也有百姓依靠宗族力量建立的，二者共同构成了葭州地区星罗棋布的诸多宗教活动场所，为州内各地人们提供了宗教信仰的活动场所。

三、榆林地区民间宗教、民间信仰的田野调查

（一）宗教场所：

笔者共走访调查了榆林市三个村庄的三处庙宇、寺观。实地考察了这些场所的建筑、地理位置、供奉神灵以及碑记。

1.聚福梁村佛庙：聚福梁佛庙未有一个正式的名字，以村莊名字为名。佛庙位于离居住区较远的一个山梁地带，当地人称之为“佛殿梁”。佛庙有三大建筑，分别是会议室、戏台、殿宇。会议室是村中人议事之处，同时也承担着厨房的作用;戏台则是进行娱乐表演的地方;殿宇则是人们进行宗教活动的地方，庙宇是一个四方的建筑，顺着正门进入，立着一块屏风，上面写着金色的“佛”字，左下角的殿供奉有土地、山神的神位，正左面的殿则供奉着十类孤魂之位，正右面的殿没有供奉神灵，取代之为一口大钟，供人们进行祭祀活动，正中间就是正殿，殿中左右有两位守护大将的神位，左侧是韦虎之神位，右侧是韦立之神位，正中供奉有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普贤菩萨、南无文殊菩萨，正殿中还有木鱼、四十九签签谱以及功德箱，而在正殿的房顶则画着八卦图，正殿外面立着两块石碑，左面为几年前新立的石碑，参考价值不大，右面则是一块历史悠久的石碑，笔者对碑记进行了摘录，原文如下：

粤妙法之应世，自天竺而降生。占宝气与周昭王之时，梦金人于汉明帝之岁。奄大千而说法，荒三界而转轮，八功之水长清，五衍之车不敝。渡苦海以慈航，断尘情于慧剑。翠竹黄花，群沾雨露;长松细草，共荫慈云。神之为灵昭昭也，可不设立坛位以为凭依之地也哉。兹玉龙山，层峦映带，翠岭环抱，旧有一佛二菩萨，护法韦陀之殿宇。创建自成化年间，重修多历年数，风雨飘摇，栋梁倾欹。功德主谢大安等目击心伤，不忍坐视，于是慨然有重修之举，毅然有更新之志，捐输本社，募缘方邻。栋楹变为窑孔，圣像复为金妆，而且焰光现于上，侍像列于旁。西配孤魂之堂，东增钟鼓之楼，以及山门照壁，周围垣墉，自是而毕具焉。此人之力也，莫非神之助也，爰立碑之志以告成功。今而后人有虔诚，神有感应，人人乐而无事之天，家家享太平之福，不亦休哉。

庠生：白尚质敬书

大清同治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通过碑文可以了解到佛殿的前世今生，佛殿修于明成化年间，历经多次重修，此次为清代同治年间重修所记，佛殿历有有一佛二菩萨、大钟、孤魂野鬼的神位，该地名字为玉龙山。最后表达了对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家庭的美好祝愿，这也凸显了宗教信仰的作用就是为了逃离苦难，获得幸福，祈求神祗的庇佑，这是普通劳动人民的朴素愿望。

2.刘家沟村龙泉寺：刘家沟龙泉寺拥有正式的名字，经过考察，是因其周围有一条名为龙泉的河得名。寺庙同样位于离村较远的高地上，其山下有一条河流，笔者推测应为龙泉，此地交通较为发达，便于车辆通行，可满足现代人的祭祀活动。寺庙同样有三大建筑，与之前的佛殿相同，分别为会客厅、戏台以及殿宇。唯一不同的是，此处有两座庙宇，类似于偏殿，笔者认为这极为特殊。偏殿位于正殿的左侧，分为左右，左面供奉的是龙泉寺三宵娘娘，分别是碧霄娘娘、琼霄娘娘、云霄娘娘以及九天圣母娘娘之位;右面供奉的是王虎天官、黑虎天官、金银祖师以及真武祖师（注：真武祖师是佳县道教名山——白云山的著名道士）。从正殿正门进入，左下角的殿是土地之神位;正左面有二殿，分别供奉孤魂之神位和十殿转轮王之神位以及药王菩萨之神位和仙公爷之神位;正右面的殿供奉雷公爷之神位。正殿的主神是南无释迦牟尼佛之神位，两面供奉南海观世音菩萨之位、三世古佛之神位和南无燃灯菩萨之神位，左右两面还有陈将军和关公二郎之神位是为护法，殿中还放置着神乘坐的轿子，殿的顶上也画着八卦图，殿门外有两块石碑。碑记因年久难以辨认，摘录部分如下：

重修龙泉寺记

夫泉，水泽之源也;龙，水族之灵也。□则梵刹矣，寺之神，则西方如来。□□之野东南西有因龙泉而建寺，郎以龙泉寺而命名者何？盖水性之润物，即龙神之默佑，龙神之荫佑，即佛力之普济，况自流入东土，宗其教者，率礼其神;礼其神者，率□其楼。止非王公大人为然，纵山民野妇。然非独巨镇名都为然，纵穷乡下邑。然龙泉寺之创，昔人固有益之举，固其所以命名者。

万历庚子二十八年四月初四日重修

通过碑记分析，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到龙泉寺名字的由来，以及龙泉寺位于山川形胜、物华天宝之地，龙泉寺也是一个以佛为主要信仰的庙宇，里面供奉着三佛，根据另一块碑记记载，龙泉寺重建年代不详，大约在元朝一二零八年左右，是悠久塞上古刹之一，寺院在文革期间被捣毁，文革结束后，又进行了修复，才显现为现在的样貌。龙泉寺的年代更长，是当地文物保护点，受到宗教管理委员会的管理。但是龙泉寺的宗教活动依旧由村中德高望重的人进行主持开展，政府极少干涉。

3.刘家畔村八盘山三大士菩萨庙：八盘山菩萨庙是一座以佛教信仰为核心的庙宇，值得一提的是，这座庙宇同样位于刘家畔村，一村两庙的现象在当地还是比较少的，一般都是一座庙宇，人们在祭祀时统一去到村中唯一的庙宇，刘家畔村的主要庙宇应当是这个菩萨庙， 因为这个庙宇的建筑和之前两个地方的是相似的，分别为会客厅、戏台庙宇，这三个主要建筑是当代乡村地区庙宇的主要特征，笔者认为这是当代庙宇具有的鲜明时代特点。庙宇为一式两开，分为东西两个殿，西殿的西面供奉着马鸡牛羊水草大王之神位和无量祖师之神位，东面供奉的是护法王灵官之神位，中间则供奉着普贤菩萨、释迦佛祖、观音菩萨、文殊菩萨以及上天玉皇大帝的神位。右殿的靠近西面的殿中供奉着达摩祖师之神位和药王菩萨之神位，而靠近东面的殿供奉着关帝圣君之神位和齐天大圣之神位。庙外依然立着石碑，碑记记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故保存完整，辑录如下：

八盘山三大士菩萨庙位于陕西省榆林市刘千河乡刘家畔村，始建于清咸丰五年，时年庙宇齐整，香烟不断，延绵至今，在文化大革命中遭毁，后由本村民众协力与一九八五年七月十六日重建，其正殿三大士菩萨，东殿护法灵官、西殿无量祖师，旁殿马王之神。

一九六二年幸有关圣帝君、达摩祖师、齐天大圣、药王菩萨四尊灵神驾临我村，与本庙诸神屡显其灵，福被我村，田畴丰登，生灵康泰，求之有应，布施广积感恩戴德，公众推荐有望之士负责于一九九四年三月十二日动工添建庙院，在诸会首先克勤克俭竭力尽智精诚管理及木、泥、画各行巧匠精心施工下，于八月二十日竣工。现殿宇辉煌、神像如生、香烟缭绕，庙焕然新，特立此石，颂扬吾神恩德，彰扬为本庙发力施财的有功人员，并启迪后辈爱护庙院，永葆常新，百世流芳。

公元一九九四（甲戌）年八月二十二日立

通过碑记记载可以得出庙宇建成于清咸丰五年，后未经修复，文革时被破坏，于是重修，碑记还特意记录了一九六二年三年自然灾害时，幸亏得以神灵庇佑，村庄才能安康无事，此庙宇位于村民聚居之地，靠近住宅区域，便于村民开展祭祀活动。

笔者经过实地田野调查，得到了该地区民间宗教场所的共同特性：（1）庙宇大都历史悠久，根据上文记载来看，主要集中于明清时期。庙宇都经过多次重修，但寺庙地址在几百年间却未曾变更，说明乡村地区对庙宇具有依赖性，亦或者说庙宇已经成为了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人们在生活中遇到了问题的时候，常常借助于庙宇以及神灵解决，这是所有宗教信仰的共性，都是为了寻求内心的安慰，希冀得到精神寄托，逃離苦难的生活;（2）庙宇兼具祭祀与娱乐的作用，祭祀活动在庙宇的殿中开展，而所有的庙宇都有戏台，这是为了在每年的祭祀活动村民聚集一齐观看文艺表演（唱戏），表演人员由村民共同出钱邀请，所以每位村民都不会错过每次庙会时的表演，这也是村民除电视节目外鲜有的娱乐活动，这也反映出陕北地区农村的文化生活至今比较贫瘠;（3）庙宇建在远离生活地区的高山或梁上，被认为是灵秀之地，多依山傍水;（4）庙宇活动多为自发性，政府干涉较少，每次活动都由本村村民共同集资承担，由村中德高望重的老人以及庙会的会长组织，村民的参与度十分高，几乎每家每户都会参与;（5）庙宇具有辐射性，一座庙宇可能是周围临近的几个自然村共同的庙宇，其他村民也会派人以及出资参与庙会活动;（6）庙宇建筑是与时俱进的，不同时代的功能也是不全相同的。以上就是现阶段乡村民间宗教场所的特点。

四、陕北地区民间宗教的分类、特征及社会功能

（一）特点、分类及特征：

如果按照马西沙先生对于民间宗教的定义，中国的民间宗教大概发端于东汉末年，典型代表就是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后来佛教传入中国，以摩尼教为代表，二者亦对中国正统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相互贯通的现象，在马西沙先生与韩秉方先生合著的《中国民间宗教史》一书中，二位先生详叙了汉代至清代的中国本土民间宗教的发展演变史，这说明中国的民间宗教历史悠久、世代相传，一直延续至今。这也说明民间宗教或民间信仰已经成为了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具有中华民族独特的特点，这是民间宗教的独特性;之前笔者提到过民间宗教在近年来逐渐复兴，无论是南方地区、北方地区、城市还是乡村，都有着广泛的群众参与度，人们越来越注重精神文化层面的提高，笔者通过考察了解到农村地区在有人去世时，会邀请庙宇中的神灵去为逝者超度，希望逝者灵魂归去，逝者死后可以不再受苦受难，这是民间宗教的群众性;不同地区的民间信仰也是不同的，如北方信仰山神土地，而南方信仰妈祖，这是根据地理条件决定的，不同地区的民间宗教活动也是不同的，例如南方多为舞狮活动、北方多为扭秧歌、社火等，这是民间宗教的区域性。

民间宗教的分类与特征在杨庆堃先生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一书中已有完善的总结，杨庆堃先生调查了中国五个地区8个不同地方1786座庙宇得出了民间宗教六大主要功能，笔者将此作为划分民间宗教的依据，这六大功能主要是：一、社会组织的整合与福利（包括婚姻、生育、家族价值、公民与政治道德的象征、维护正义、士绅及文学传统保护神）;二、普遍的道德秩序（天神、冥界）;三、经济功能（农业神、行业保护神、商业神与财神）;四、健康;五、公共与个人的福利（先贤祠、驱魔神、福神、无专门门神的庙）;六、寺院与尼姑庵（佛教、道教）。根据杨庆堃先生的研究分析，基本上可以将上面的四个庙宇的神灵按照其不同的功能性一一对应，但这些庙宇通常由几个不同功能的神灵置于同一座庙宇中，所以只能按照庙宇中供奉的主体神灵来界定该座庙宇的类别，因此对于农村地区的民间宗教，笔者认为还具有神灵的多元化特征。

（二）功能：

人们供奉山神土地、田公田母、雷公、龙王这些神就是为了能够与自然和谐相处，中国古代是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农业社会，现代社会农业依然十分重要，人们必须要和大自然和谐相处，祈求无灾无难以事农桑。人们每次祭祀时，都要对这些进行相应的活动;人们供奉佛祖和诸多菩萨，则更多的是为了自己以及子孙后代能够和睦、平安、健康、快乐，这体现了民间宗教维护家庭和社会方面的作用，每个人的家庭能够和睦相处，那么社会也就会更加稳定，这无疑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民间宗教有助于塑造积极的道德观念和人伦关系。

民间宗教有助于当地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民间宗教开展庙会活动时，往往会有周围的小商贩在庙宇周围进行商业活动，这无疑增加了他们的经济收入，同时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三）评价：

纵观人类历史的长河，宗教产生至今，经历了无数的兴衰变迁，却仍然存在于社会之中，作为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发挥着一定的社会功能。[]同样，民间宗教自出现后一直未有断绝，民间宗教场所也一直历久弥新、香火旺盛，信士往来不绝，但在历史时期，有少数人利用人们的宗教信仰，借机发动叛乱，扰乱社会发展，造成社会动乱，历史上有些民间宗教是有邪教性质的。据史籍记载，明英宗正统八年十一月，在湖北襄阳府均州境内，河南汝州人张端卞更名为清古潭，假借“佛法扇众”，计划造反，因泄密事未成，被官府擒获百余人，这是利用信众支持准备造反，显然不利于社会稳定;还有造成民众大恐慌的“叫魂”事件，此类民间宗教是具有邪教性质的。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政府的大力宣传与文化普及教育，邪教事件渐少，人们信仰民间宗教只是追求精神上的慰藉。但政府应该加强管理与引导，防范异质文化、非法宗教产生。民间宗教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其对于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具有重要意义，民间宗教对于人们的思想观念、生产生活方式、家庭关系影响非常大，对于下层民众来说，民间宗教的影响甚至大于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我们应当利用民间宗教的作用，使其成为一个有效的治理手段，便于对处于边远地区、容易产生异端思想色彩的广大农村地区的治理。

五、陕北地区民间宗教的展望

民间宗教信仰对于大众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民间宗教对于人民百姓的影响是很大的。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更加注重了对于寺院庙宇的投入，广而泛的开展修缮活动，每年春节期间，逛庙会也成为家庭的必要活动，人们也乐于布施祈求幸福安康。但就目前来看，民间宗教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具有迷信色彩，笔者之前提到关于庙宇的作用是治疗疾病、婚姻、求子等事宜，有少数人过于依赖庙宇，相信超自然力量的存在，认为庙宇可以帮助自己解决科学无能为力的事情，笔者认为这对于当下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利的，需要政府的宣传和引导，帮助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推动大众知识水平和科学文化素养的提升，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二）有低俗化傾向，部分农村地区的文艺表演是低俗表演，这不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新农村的建设不仅要对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更要注重精神层面的提升，不能沉湎于低俗文化，要享受健康文化，全面提高人口素质。

（三）信徒年龄结构偏大，由于民间宗教处于农村地区，年轻人大多外出工作，所以常住人口多为老年人且文化程度较低，参与者多为老年人，并且老年人容易思想固化，难以接受新思想，十分相信迷谶思想，通过笔者田野调查也的确证实了这一问题的现实存在。

总而言之，民间宗教的发展还需要政府加强引导，需要文化部门和宗教部门的投入，政府应当合理进行管理，构建和谐健康积极的民间宗教信仰氛围。

六、结语

本文通过对历史文献资料的研究分析以及结合实地田野调查，对陕北乡村区域的民间宗教与民间信仰有了进一步地认识。人类对自然的崇拜与敬畏一直可以追溯到原始时期，彼时的人类尚未对自然有深入地了解，对于自然界中的很多现象都无法解释，因而人类对天地万物都怀有神秘的色彩。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人类文明不断发展，人的认识水平提高，人类通过自身不同的书写方式来解释这些自然现象，即产生了不同的思想，而共同信仰这些思想的人便组成了宗教。无论是正统宗教还是民间宗教都有着共同的信仰，人们企图通过参加宗教活动、宗教仪式使自己企盼的事情能有美好的结果，这种想法在本质上是朴素的、简单的。由于民间宗教在满足人们精神生活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人们信仰安全的最大化诉求通常会超越物质利益的最大化诉求，所以，和谐社会不仅要为社会成员提供充足的物质财富，更重要的还在于要尽量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榆林乡村区域的民间宗教可以满足当地人们的精神追求和精神向往，因此在浩瀚的历史中生生不息，在不同历史时期一直存在着。

如今，农村空壳化严重，人口大量流失，老龄化加剧，农村的宗教活动也成为了维系村民之间人际关系的重要纽带之一，这也是现今民间宗教存在的重要意义之一。随着人们科学文化水平的提升，民間宗教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成为当地的文化符号，民间宗教活动逐渐丧失了起初承载的一些非科学、非自然的功能。

参考文献

[1] 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70页.

[2] 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80页.

[3] 韩秉方等.中国民间宗教史[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序言”，第9页

[4][6][8] 高珣.佳州志[M].成文出版有限公司印行，清，嘉庆十四年修民国二十二年重刊石印本.62—64.

[5][7] 高珣.佳州志[M].成文出版有限公司印行，清，嘉庆十四年修民国二十二年重刊石印本.64—65.

[6] 孙尚扬.宗教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44，136页.

[7] 庄孔韶.人类学通论[M].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118.

作者简介：谢雷雷（1999年生），男，汉族，陕西榆林人，西北大学本科，研究方向：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