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通玲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甘肃 天水 741020）

麦积山石窟作为中国的四大石窟之一，是公元5—18世纪佛教沿丝绸之路传播和发展的典型佛教石窟寺。古印度佛教艺术经中亚传入中国，后经新疆、敦煌等地传入中原大地。麦积山石窟因其位于东西南北交通要冲的地理位置，使各种文化因素在这里碰撞、交融，因而形成麦积山石窟造像博大、包容的艺术特征。来自西域、长安、南朝的佛教艺术样式，都在这里蓬勃发展，并形成了以世俗化和民间化为主要特征的雕塑和绘画艺术作品，成为陇右地区的佛教艺术中心。尤其以北朝时期的精美雕塑闻名于世，被美誉为“东方雕塑陈列馆”。因此，有关麦积山石窟的研究多侧重于北朝，对于元代及以后的造像提及甚少。

事实上，现存于35窟及48窟的造像，133窟及127窟部分影塑，均为元代作品，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题材特征。现初步考证其均为藏传佛教题材，具有重要的历史考古价值。

1 元代以前麦积山石窟的佛教发展

天水，古称秦州，三国魏因秦邑为名，分陇右置秦州，后并入雍州。地处渭河流域，是陇右地区的重镇，不仅是古代丝绸之路东段连接东西南北交通的咽喉之地，而且是古代中原与西北少数民族交往和融合的重要区域之一。自魏晋南北朝十六国时期开始，相继开凿了麦积山石窟、水帘洞石窟等大型石窟寺以及众多小型石窟寺，这些石窟中保存下来的佛教造像和壁画精品，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被专家学者称为“秦州模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秦州地区是内附和南迁少数民族氐、羌等族的主要居住地，而这些少数民族的最高统治者笃信、推崇佛教，麦积山石窟的开凿与他们的极力倡导和参与密不可分。北周时期秦州地区也深受皇室重视。从现存北周时期的窟龛造像和壁画内容来看，有些佛窟具有名门大户家族功德窟的性质[1]。隋朝，随着地方郡县制度的形成，陇右地区完全处于中原王朝的统治之下，麦积山仍有洞窟开凿，造像活动从未停止。直至初唐，建立于我国青藏高原的吐蕃政权逐渐强大，并占据了青海一带的吐谷浑政权，开始不断地侵扰唐界。吐蕃军队进犯兰、渭、秦等陇右诸州，使这一带动荡不安。安史之乱爆发后，唐军大量东调平叛，吐蕃趁机占据了陇右地区[2]。“宝应元年，陷临洮、取秦、成、渭等州。次年，陇右尽失”。（《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上）直到唐末，唐军才收复陇右。

正是由于吐蕃的入侵和唐开元二十二年的大地震，麦积山石窟晚唐呈现出“野寺残僧少，山圆细路高……乱石通人过，悬崖置屋牢”的没落景象。直至宋朝，其政权的统一使中原地区经济文化得以恢复和发展，麦积山石窟再建崖阁和重修塑像、壁画之风又掀高潮。

从麦积山第59窟《重新妆塑东西两阁佛像施主舍钱记》得知，宋仁宗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由本寺主持沙门惠珍及太原王秀等人募集巨款对东西崖大佛和其他部分洞窟进行维修，这一记载可在麦积山石窟第33、43、90、93、116、118等窟对造像进行重修的痕迹中得到印证[3]。

北宋淳化四年，秦州知州温仲舒为防止运往京师的木料被吐蕃人劫掠，于渭河北岸设置寨筑镇[4]。类似历史事件表明，吐蕃人在秦州地区占有一定比例，藏传佛教也有可能在此时已经传入秦州地区。宋代第11窟的八大菩萨及第100窟重塑的主佛，呈现出鲜明的密宗特征①麦积山石窟第100窟重塑主佛结“智拳印”，又称“大圆满手印”，此手印是金刚界大日如来特有的手印，即双手放在胸前，紧握的“金刚拳”右手包着左手上翘的食指。，说明此时具有密宗特征的造像在麦积山已经存在，但其主流信仰仍为汉地佛教。

2 元代藏传佛教的发展兴盛

据《释老传》记载，佛教是元代的国教：……（朝廷）乃立宣政院，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出帝所辟举，而总其政于内外者，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元史.列传第八十九.释老》。其中藏传佛教的地位最高，1246年，萨迦首领萨迦班智达及侄子八思巴应蒙古王子阔端的邀请，进行了历史上有名的“凉州会盟”，正式将吐蕃纳入中央王朝的版图，开始对吐蕃的统治。西藏归附后，元朝对整个藏区实行政教合一的管理制度。同时对藏传佛教的传播给予极大的支持，使藏传佛教呈现出空前繁盛的局面。正如《元史.释老传》所说“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5]。1253年，忽必烈接受了八思巴的密续灌顶，进一步确立了藏传佛教在蒙古宫廷的地位。1260年，忽必烈称帝，封八思巴为国师，成为全国最高的佛教首领，同时兼管吐蕃事务，藏传佛教的势力可谓达到了顶峰[6]。

3 麦积山石窟受藏传佛教的影响

南宋时期，秦州地区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阵地，宋金之间在这里进行了长期的拉锯战。在元朝统一华夏大地的战争中，元朝统治者的战争策略是先灭西夏、金，最后为南宋，关陇地区自然成为蒙古铁骑首当其冲的经略对象[4]。在征服与被征服的过程中，使得秦州地区的民族成分较为复杂，其中吐蕃、回鹘、党项、蒙古等族都在这一地区生存。

公元7世纪，佛教及佛教艺术从不同的地域传入吐蕃。一种新的艺术样式与本土艺术不断交流、融合，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的吐蕃艺术[7]。此时，藏传佛教在青海、河湟等地逐渐形成，并成为河湟地区人们最主要的宗教信仰。其中，藏传佛教在离秦州地区不远的临洮、岷州等地较为兴盛，秦州地区与其接壤，藏传佛教也随之传入秦州地区。至公元12世纪左右，随着汉藏民族之间的交往持续加深，汉藏两种造像风格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形成了具有鲜明辨识特征的“汉藏佛教艺术风格”。尼泊尔工匠阿尼哥在建筑、雕塑、绘画等方面对元朝的贡献，直接影响到中原地区佛教艺术的发展，并对其产生重要影响。人们都将其所制塑像称为“西天梵像”或“梵像”，表现出对其艺术风格的认同[8]。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麦积山石窟、仙人崖石窟、甘谷元代华盖寺、天水武山水帘洞石窟等相继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部分洞窟中的元代造像就是例证。另外，经过洞窟内的藏文发愿文，寺院所藏藏文文书，武山千佛洞石窟出土的古藏文木版画、墨书藏文经书残片、藏式覆钵塔等系列考古发现，进一步为渭河上游地区深受藏传佛教密宗思想的影响找到佐证。

4 麦积山石窟的藏传佛教造像及艺术特征

4.1 35窟主佛造像及佛座装饰

35窟位于东崖入口第二层栈道，与36窟、37窟毗邻。此窟开凿于北周时期，原作已损毁，元代重塑主尊1身。窟高为173 cm，宽为151 cm，深148 cm。洞窟形制为平面方形，四角攒尖顶窟，长方形门道，四壁前低坛基。窟形基本完好，正壁开龛，龛内佛座上莲台为平面椭圆形，双层仰覆莲束腰式。龛外塑莲瓣式尖楣，转角处塑一石胎泥塑梁柱，顶部正中及四角各塑出一朵莲花。

重塑造像高肉髻，小螺发，双耳垂肩，有纵向耳孔，眉间白毫相，双眉细弯，上眼睑凸而宽大，有黑色釉装饰眼珠。面型圆而短，上部较宽，短颈，束腰，身着偏袒右肩袈裟，袈裟紧贴于身，上有阴刻线装饰的田相图案，双手置于腹前。正壁龛内有浮塑贴花式背光，背光呈椭圆形。龛楣及佛座周围有浮塑金轮、火焰、连珠、摩尼宝珠、卷草、莲瓣、金刚杵等装饰图案。从整体造型上看，主佛为典型的藏传佛教造像，其束腰的躯体造型、隆起的塔状螺髻、工字型的莲花须弥座及其繁复的装饰都是藏传佛教艺术明显的特征。但仔细观察，也会发现汉地传统艺术形式依然存在。其汉化特征较为明显的地方表现在造像的面部特征及衣纹表现手法上，造像面相宽平，国字脸，眉眼平直。藏式脸颊削尖，眉眼上挑的特征基本消失。佛像两腿处和胸腰间也存有一些写实的立体式衣褶，形成独具特色的汉藏融合式造像艺术特点（图1）。

另外，工字型莲花须弥座是西藏化的重要体现，其莲瓣及莲座整体造型皆巧妙精细，其造型与上部造像十分协调，台座呈大梯子形，底边外张（图2）。这种莲座形式逐渐发展，成为明代西藏和内地造像中常见的束腰莲花座母体。其特征为莲瓣宽肥，尖端上卷，台座边缘饰双层连珠纹，紧贴底座，即所谓的“落地珠”[9]。元朝时期，藏式风格特征的莲座下沿，连珠大多为落地式，可以以此作为造像年代的重要参考依据。包括其深束腰及佛后背处的身光和头光，为该历史时期所独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莲座上亦明显富有藏式元素的装饰，如金轮、金刚杵等图案。此处的轮圈被画成了一个简单的圆圈，内做朝向8个方向的线条状饰物。除轮圈外，还有金刚杵的装饰图案。金刚杵是4个带有莲花座的金刚杵组成，杵头从中心点向4大方位散射。在对须弥山进行宇宙学的描述中，巨大的十字金刚杵横在下面承托着宇宙，代表着绝对的定力，意为把须弥山四面比作宏观世界宇宙的中心，具有不可摧毁的稳定性，这也是金刚杵会出现在须弥座上的重要原因[10]。

4.2 48窟佛及四臂观音造像

48窟位于中区下方，此窟开凿于北周，元代重塑或重修。窟高228 cm，宽320 cm，深190 cm。窟形为长方形浅廊式穹隆顶双龛窟，形制与69、169窟有点类似，都是在两个独立的龛内供奉主尊，龛外塑有两身力士（图3）。每龛外侧塑有龛柱，下有覆莲柱础，上有莲花摩尼宝珠，龛上部塑有尖拱形龛楣。前廊处壁面及龛内壁面泥皮大都脱落，两龛内左右壁各露出原凿的两个方形桩孔。右龛外还留存少数木桩，应为塑做尖拱龛楣所用。窟前部塌毁，廊前所凿建筑形式已无法判断，后部双龛形制基本完整。双龛顶部及右龛门道壁面有重绘壁画痕迹。正壁并列开双穹窿龛为一体的洞窟形制在麦积山较为特别，呈现出独特的洞窟建筑特点。现存圆雕泥塑4身，其中佛1身，四臂观音1身，力士2身。二力士为原作，尚保留有北周风格，局部有重塑痕迹。双龛内佛、四臂观音及浮塑的莲瓣形背光均为元代重塑，内容独特，造型别致，具有浓郁的藏传佛教特点。

右龛内主佛顶做磨光高肉髻，面部呈方圆形，短颈、宽肩、细腰，结跏趺坐于叠涩束腰式仰覆莲花座上，脖颈处有裂痕，肩阔膀圆，袒右肩，斜披袈裟，小臂及双手已损毁，腰际有残损，其余保存基本完好。阴刻衣纹细密，腹部作旋涡纹，质感轻薄贴体，其衣纹表现手法与35窟主尊如出一辙，佛像两腿处和胸腰间出现了写实的立体式衣褶。其造型、背光、佛座与左龛相同，背光正中上部宝相花中有浮塑狮头，这种装饰在西藏大昭寺大殿饰梁边上的百余件木雕狮上可看到其源头，很有可能是古希腊罗马头部式肖像传统的变体[11]。花饰、兽头下浮塑有仰头长啸的双狮，形象生动，别具一格，独特而富有情趣。

左龛内四臂观音，主二臂双手损毁，次二臂手指残损，腋下有裂隙。其他保存基本完好，面部已被烟熏。脸型方正略短，头部上宽下窄，五官较为集中，眼睛位置偏低，眉额部显得较为宽大，如儿童的面部比例，四肢修长，手足较小。头束螺髻，四臂伸出前两臂于胸前，后两臂分开曲举。上身袒露，饰项圈，双肩披巾，下系长裙（图4）。

四臂观音在密宗观音信仰体系中是最普遍、最常见的一种观音身形。梵名 Sadaksari Avalokite vara，即人们根据其形象通常称为“四臂观音”，心咒为—嗡嘛呢叭咪吽。《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是最早提及四臂观音图像和六字大明咒的汉文经典，由中印度惹烂驮国密林寺高僧天息灾（？—1000年）译[12]。这部经的梵文版本大约在6、7世纪已经出现，至公元9世纪《大乘庄严宝王经》译出并流传之后，这一明咒的守护者——四臂形观音才正式提出，11世纪以后广为流行，最后成为西藏地区最主要的保护神之一[13]。

从麦积山石窟现存藏传佛教造型特点来看，整体造型简洁概括，体量饱满，肩宽细腰，造型浑圆。衣质轻薄，随着形体起伏而变化，与整体造型浑然一体。这一时期的中原佛教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受元代“西天梵像”这一造像风格的影响。麦积山石窟35窟主佛及48窟左右龛主尊及四臂观音造像就是这一造像风格的体现，且表现出区域地理位置上的风格差异性。汉地佛教艺术对藏传佛教艺术的吸收，汉文化与西藏固有审美情趣的融合，更进一步反映出秦州地区元朝汉藏佛教艺术交融的时代特点。

5 结束语

自公元7世纪，藏传佛教艺术随着藏传佛教的形成而广泛传播，在上千年的发展历程中，通过不断吸收和融合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中原内地等不同地区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手法，形成了具有鲜明藏民族宗教文化特征的佛教艺术体系，并不断向外发展和辐射，影响到遍及佛教发展的诸多地区。麦积山石窟现存的藏传佛教题材造像就是例证，但在其创作过程中，在藏传佛教图像学及造像仪轨的基础上，依然吸收了本土佛教艺术的特征。麦积山石窟现存于35、48等窟的元代造像，呈现出明显具有地域特征的造像艺术风格，即在“西天梵像”造像艺术影响下，表现出麦积山石窟特有的地理区域差异性。另外，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和现存于麦积山石窟部分洞窟中的元代题记，进一步说明元代佛教造像活动在麦积山石窟的延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