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 皓

在《基督教在华传教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1929）这部奠基性的巨著中，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1884—1968）用了一小节的篇幅介绍了新耶稣会的学术传教策略。①“新耶稣会”是指1814年重新恢复的耶稣会，关于“旧耶稣会”与“新耶稣会”的界定，参见史式徽著：《江南传教史》（第1卷），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4页。他如此定位新耶稣会在欧洲汉学研究中地位的变化：

我们难以断言学术活动对于基督教在华传播的效用如何，但是显而易见，新耶稣会在这方面的成就完全无法与以前立足于北京的旧耶稣会相提并论。而且，当天主教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继续以一种学者的方式将中国介绍给西方时，这一领域的执牛耳者早已变成了他人。②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New York: The MacMillian Company, 1929, p.341.

1909年，赖德烈毕业于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导师是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之子卫斐列（Frederick Wells Williams, 1857—1928）。1910 年，赖德烈被雅礼协会（Yale-China Association）派遣来华担任传教士，两年之后因身体原因返回美国，成为职业学者。1927年，赖德烈接替乃师卫斐列的教席，担任耶鲁大学东方史教授。1948年，赖德烈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1954年，他担任美国亚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会长。③王德硕：《北美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述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13—114页。由于赖德烈是学者出身，他自身的经历以及师承又和传教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他对于新耶稣会在汉学领域的角色蜕变具有较为敏锐的把握。不过，他没有进一步详述是谁取代了耶稣会士在汉学领域的领导地位。事实上，答案正是学院派学者，尤其是以巴黎为中心的法国汉学家群体。④关于旧耶稣会的汉学研究，可参见张西平先生及其他学者的系列论著。关于新耶稣会的汉学研究，仅列举几种以作参考李天纲：《中文版序：禄是遒和传教士对中国民间宗教的研究》，禄是遒著，高洪兴等译：《中国民间崇拜》（十卷本），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10页；杨惠玉：《法国耶稣会士夏鸣雷与中西历转换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第115—122页；司佳：《晁德莅与清代〈圣谕广训〉的拉丁文译本》，《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65—72页；王国强：《近代华人天主教徒的西文著作及其影响—以〈汉学丛书〉为例》，《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6期，第140—149页。

一、《通报》的设立与欧洲汉学“中心—边缘”模式的形成

19世纪欧洲汉学的发展需放在东方学发展的背景下审视，而近代范式的东方学研究之形成又与欧洲的全球扩张密切相关。1889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八届国际东方学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上，巴黎东方语言学院及巴黎政治学院（l’École libr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à Paris）双聘教授考狄（Henri Cordier, 1849—1925）和莱顿大学（l’Université de Leide）首任汉学教授施古德（Gustave Schlegel, 1840—1903）决定创设一份致力于东亚研究的学术刊物，《通报》便由此而来。①洪怡沙、魏丕信著，耿昇译：《〈通报〉杂志小史》，见《法国汉学》（第3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08页。《通报》的创刊号（见图1）显示，其副题名是“东亚（中国、日本、朝鲜、中南半鸟、中亚和马来亚）历史、语言、地理和人种学研究汇 编 ”（“Archives pour servir à l’Étude de l’histoire,des langues, de la géographie et de l’ethnographie de l’Asie orientale〈Chine, Japon, Corée, Indo-Chine, Asie centrale et Malaisie〉”）。《通报》的发刊词称，该刊物的创立是为了弥补欧洲学界对于远东诸民族研究的巨大空白。随着汉语知识的普及，19世纪下半叶的汉学家逐渐摆脱了以往的研究路径，不再仅仅局限于对中国经书、邸报和小说的翻译，也不再限于对汉语语法书和汉语字典的编纂，他们开始对涉及中外交往的中文史籍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然而难处在于，为了更好地理解历史上中国与西域及西洋国家的交往，学者们除了应该具备关于远东的知识以外，还应该具备关于近东（l’Orient propre）的知识。否则，此项研究难以进行。汉学家们会不时地被波利尼西亚语（Polynésiennes）或闪族语（Sémitiques）的术语羁绊，而另一方面，闪族研究专家和阿拉伯研究专家也会由于东亚语言知识的缺乏而在研究中倍感束缚，这种困局只有通过学者间的互助合作才能消解。《通报》的设立便是为了汉学家以及研究中亚、中南半岛和马来亚诸民族的学者，乃至研究曾居住在西亚但是目前已经消亡的民族的学者们提供一个相互促进的交流平台。②“Avertissement des directeurs,” T’oung pao, Vol.I, No.1 (1890), pp.I—IV.

1891年9月，第九届东方学大会在伦敦召开，考狄在会议上作了题为《近五年来中国研究述论》（“Half a Decade of Chinese Studies 〈1886—1891〉”）的报告，1891年第5期的《通报》对此文有简略介绍，全文发表在1892年第5期的《通报》上。1893年1月14日，英国的《学术界》（The Academy）刊文对考狄的《近五年来中国研究述论》予以盛赞，称“这篇综述在简要介绍了这五年中去世的汉学家之后，分国别介绍了近年来出版的汉学作品。作者在年轻时曾担任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图书馆的馆员，他的这篇综述的质量与其职业经历极为相称，不仅英文晓畅典雅，而且对于书目信息细节的处理也极为严谨。”③“Chronique: Grande Bretagne et Irlande,” T’oung pao, Vol.IV, No.1 (1893), p.87.

考狄的这篇文章在学术史上较为重要，后来很多有关欧洲汉学史的论述都是建立在此文的基础上，这其中便包括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 1894—1979）的《法国汉学研究史》（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①戴密微：《法国汉学研究史》，载戴仁编，耿昇译《法国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74—122页。考狄称：

正如我们很久以前便预见到的那样，晚近的研究已经有了革命性的变化。以往，汉学家被分为两个阵营，一种是书斋里的汉学家，或者称为国内的汉学家（sinologists at home），就像儒莲（Stanislas Aignan Julien,1797—1873）那样，他从未去过东亚，也从来不说一句汉语，但是常人将他们视为纯粹的学者；另外一种是身在中国的实用汉学家（practical sinologists），不过，一般他们仅仅被视为译述者（interpreter）。

然而，时代已经变了。一方面，很多学者返回了祖国，像声名卓著的资深汉学家理雅各牧师（James Legge, 1815—1897）和威妥玛爵士（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另一方面，东西之间交流的便利也结束了上述那种本不应存在的区分—尤其是对于一种活语言的研究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对于研究中国的学者而言，他们很有必要熟悉两边的情况，并且将在中国获得的实际知识和在祖国获得的科学训练结合起来。诚如我们所见，中国已经被拖进国际政治的舞台中，实际上，由于语言学研究的进展，汉语已经不再同世界上不计其数的其他活语言相隔离，而考古学尤其是金石学（epigraphy and numismatics）这些直到最近才获得其应有的重视的学科，已经为解决历史学上的难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和角度。②Henri Cordier, “Half a Decade of Chinese Studies (1886—1891),” T’oung pao, Vol.III, No.5 (1892), pp.532—533.

在考狄看来，汉学研究本来不应该有畛域之分，“传教士汉学”和“学院派汉学”等名目的划分只是这一学科发展不成熟时所表现出来的地域形态，而阻碍着人们破除这种不合理划分的主要因素是语言。当一些有着丰富在华生活经历的学者返回其欧洲祖国并且在大学里获得教席时，汉学这一学科的评价标准不再是出身，而是学术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和范式。考狄以理雅各和威妥玛为例，此二人在返回英国后分别就任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和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的首任汉学讲席教授。③关于艾约瑟、金斯密、伟烈亚力、庄延龄、威妥玛以及理雅各等英国汉学家，可参见胡优静：《英国19世纪的汉学史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考狄于1869年来华，并在上海供职于美国的旗昌洋行（Russell ＆ CO.），直至1876年3月31日返回法国。1871年，考狄担任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的荣誉馆员（bibliothécaire honoraire），④关于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可参见王毅：《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并结交了卫三畏、裴智乃耳德（Emil Bretschneider, 1833—1901）、谭微道（Jean Pierre Armand David, C.M.,1826—1900）、费赖之（Louis Pfister, S.J., 1833—1891）、巴拉第（Palladius Kafarow, 1817—1878）和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7）等学者。考狄的目录学巨著《汉学书目》（Bibliotheca Sinica）之所以能够问世，与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这一得天独厚的学术资源以及一些人脉资源密切相关。例如，由于与费赖之的亲密友谊，考狄能够充分参阅徐家汇藏书楼的书籍，此外他还得以参阅伟烈亚力和金斯密（Thomas William Kingsmill, 1837—1910）等学者的私人藏书。⑤Henri Cordier, “Préface de la première édition,” in Henri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à l’empire chinois, Vol.I (Deuxième édition).Paris: Librairie Orientale ＆ Américaine, 1904, p.XI.1877年3月9日，考狄结束在法国的休假，从马赛再次启航前往远东。当航船行至苏伊士运河时，他收到了曾任福州船政局正监督的日意格（Prosper Giquel, 1835—1886）的电报，日意格邀请他出任巴黎中国留学生团的督办。是年，李凤苞（1834—1887）作为华人监督，日意格作为洋监督，率领中国第一批海军留学生赴英、法学习，这些学员包括刘步蟾（1852—1895）、林泰曾（1851—1894）、萨镇冰（1859—1952）和严复（1854—1921）等人。考狄接受了日意格的邀请并返回法国。回到巴黎不久，考狄便与时任巴黎东方语言学院（l’École spéci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院长的沙费（Charles-Henri-Auguste Schefer, 1820—1898）建立了深厚的交谊。1881年，考狄在巴黎东方语言学院继任前汉学教授鲍狄埃（Jean Pierre Guillaume Pauthier, 1801—1873）去世后留下的讲席，并开设了有关远东历史、地理和法律的课程。①Paul Pelliot, “Henri Cordier (1849—1925),” T’oung pao, Vol.XXIV, No.1,1925/1926, pp.3—6.

如果日意格没有对考狄发出上述邀请，那么近代汉学史的发展或许就是另外一番面貌了。考狄关于汉学发展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是现身说法。他具有在远东生活的实际经验，回国后又一跃而跻身于法国的主流学界。他的在华经历为他积累了广泛的人脉，卫三畏和伟烈亚力分别是美国和英国的新教传教士，裴智乃耳德是俄国驻北京使团的医生，巴拉第是俄国东正教士，费赖之是法国耶稣会司铎，谭微道是法国遣使会司铎，金斯密则是英国建筑师，并且曾在1876—1879年担任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长。这些人多以汉学研究著称，裴智乃耳德同时还是植物学家，谭微道则是博物学家。这种不同身份的学者间的互动显示：从19世纪后半叶欧洲汉学的角度观察，汉学界是一个由多元身份构成的复合体，欧洲本土学者和海外学者分别居于这一领域的中心和边缘。

在《近五年来中国研究述论》中，考狄以地域为类别，介绍了在中国、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家由西方学者所取得的汉学研究进展，其中关于中国的部分篇幅最大，约占全文的1/4。近代欧洲各国在各个学科门类上都形成了学术共同体，在共同体内部，不同国家的学者都有往来，汉学作为其中的一门学科也不例外。值得探究的是欧洲汉学界与在中国的西方汉学学者的联络机制，正是通过这一联络机制，身居中国的欧洲汉学学者被纳入范围更广的汉学界，而这一点对于汉学研究的发展非常重要。

在“汉学研究在中国”这一部分，考狄首先介绍了成立于1857年的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该会初名“上海文献和科学学会”（Shanghai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Society），表明了其研究的范围包括中国的人文和科学。在最初的十几年里，该会一直隶属于皇家亚洲文会香港支会，其边缘的地位显而易见。接着考狄介绍了成立于1885年的北京东方学会（Oriental Society of Peking），其成员艾约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和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等人的论文获得了考狄的赞赏。考狄第三个介绍的是《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对于这份宗教性较强的刊物，考狄显得不太赞同。他说伟烈亚力任主编时所带给它的光环已经完全失去，巴拉第和裴智乃耳德这种学者的作品在这份刊物上已经难得一见。然而考狄对于《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 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 1872—1901）较为肯定，在欧德理（Ernest John Eitel, 1837—1908）的主持下，这一刊物运行的十分稳定而且有声有色，英国驻华领事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r, 1849—1926）是声名最为卓著的撰稿人。然后，考狄对艾约瑟、鲍尔（James Dyer Ball, 1847—1919）、②很多论著将此人的汉文名译为波乃耶，似乎有误，这种译法的根据或许是《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此人的父亲是美国公理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派往中国的医学传教士，伟烈亚力在《来华新教传教士列传》中称其汉文名为波乃耶（Dyer Ball, 1796—1866）。西方人取汉名虽不像中国人讲究避讳，但父子同用一个汉名的情况毕竟不多。石田干之助（1891—1974）和莫东寅（1914—1956）在他们的汉学史论著中分别将此人音译为鲍尔和包尔，较为可取。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4—25页；A.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67, pp.107—108; 石田干之助著，朱滋萃译：《欧人之汉学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79页；莫东寅：《汉学发达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91页。曾供职于清末驻美教育使团的邝其照以及法国驻华使馆中的微席叶（Arnold Vissière, 1858—1930）、沙畹（Emmanuel-É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 和 于 雅 乐（Camille Imbault-Huart, 1857—1897）等人的成果予以介绍。③“Half a Decade of Chinese Studies (1886—1891),” pp.537—542.邝其照是中国人，考狄之所以介绍他是因为他有英文著述，可见考狄的评述主要是依据学术语言而进行选择。考狄不谈中日两国本土学者的研究，可能是因为他不谙中文和日文。美国也被他忽略，这可能是因为此时的美国汉学完全是欧洲汉学的附庸，像卫三畏这种少有的汉学家已经于1884年去世，而丁韪良等人又身在中国，美国本土的汉学研究可谓无足称道。①可参见钱存训：《记美国汉学家顾立雅教授》，收入氏著：《东西文化交流论丛》，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98页。

紧接着，考狄介绍了在华的两大汉学研究团体，一个是耶稣会，另一个是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领导下的海关。考狄称：

在华耶稣会依旧活跃。很久以前，晁德莅司铎（Angelo Zottoli, S.J., 1826—1902）完成了他的前五卷《中国文化教程》（Cursus litteraturae sinicae），此书不仅包括汉语语法，还包括一些基本典籍的翻译。为了完善自己的作品，晁德莅曾经打算再写一卷，其中包含前五卷中所有汉文内容的索引。不过，后来他又扩大了自己的计划，准备放弃编辑索引的工作，取而代之的则是完整地翻译《康熙字典》。晁德莅的作品都是以拉丁文写成，这是为了教会中的年轻人才训练之用。宣承化司铎（Charles de Bussy, S.J., 1823—1902）已经将《中国文化教程》的第一卷译成法文，由土山湾印书馆出版。讲到耶稣会，我不能不提我的挚友费赖之司铎，他已于数周之前离世。作为徐家汇藏书楼的负责人，多年以来，他在我利用该馆藏书时提供了无微不至的慷慨关照。为了写出一部完整的耶稣会在华传教史，他花了二十五年精心搜集了广泛的资料，其中一部分的内容曾在1873年出版的《自圣方济各·沙勿略逝世至1872年在华耶稣会司铎、修士名录》（Catalogus Patrum ac Fratrum S.J.qui a Morte S.Francisci Xaverii ad Annum MDCCCXCII Evangelio Christi Propagando in Sinis Adlaboraverunt）上刊登过。或许是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费赖之将自己所有的手稿都寄给了芜湖的夏鸣雷司铎（Henri Havret, S.J., 1848—1902）。最近发生的骚乱使得芜湖耶稣会教区完全被毁②即1891年的长江中下游系列教案中的芜湖教案。，费赖之的毕生心血也被付之一炬。在耶稣会的另外一个教区，顾赛芬司铎（Seraphin Couvreur, S.J., 1835—1919）为我们奉献了一部《法汉字典》（Dictionnaire françaischinois contenant les expressions les plus usités de la langue mandarine）和一部《汉法字典》（Dictionnaire Chinois-Français），后者是目前法国同类字典中的最优者，顾赛芬因此而获得金石与美文学院（Academy of Inscriptions and Belles-Lettres）的儒莲奖（Stanislas Julien Prize），可谓是实至名归。

就职于海关的夏德博士（Dr.Friedrich Hirth, 1845—1927）是汉学界中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他的两部著作《新关文件录》（Text Book of Documentary Chinese）和《中国文献小辞典》（Notes on the Chinese Documentary Style）是书面汉语写作的最佳指南。其中第一部著作是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爵士的赞助下出版的。我必须称赞赫德爵士在推动中国研究方面所体现出的慷慨气度。海关出版物不论是商业性质的还是学术性质的都是第一流的。海关不仅出版了进出口货物和商船的统计报告，还出版了一些特刊如学术价值极高的《海关医学检查报告》（Medical Reports and Papers），其中涉及渔业、丝业和鸦片等。夏德博士还出版了第一部以德文写成的《汉学论集》（Chinesische Studien von Friedrich Hirth），其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曾发表于各种专业期刊，比如《古代东方商业史》（“History of Ancient Oriental Commerc e”）、《中古东方贸易》（“Eastern Trade in the Middle Ages”）和《中古瓷器》（“Porcelain Industry in the Middle Ages”）等。③“Half a Decade of Chinese Studies (1886—1891),” pp.542—544，译文略有删减。

考狄在1877年返回法国后，成为欧洲汉学界举足轻重的学者，然而终其一生，他再也未曾踏足中国。④“Henri Cordier (1849—1925),” p.3.以上大篇幅征引的原文显示，考狄对在中国进行的汉学研究情形极为熟稔，这说明他和在华的欧美汉学界之间必定存在一种迅捷且密切的联络渠道。

二、新耶稣会与欧洲主流汉学界的互动

作为汉学研究的高水准专业刊物，《通报》能够较为清晰地反映欧洲和中国两个汉学研究所在地之间的密切互动。以下围绕新耶稣会从三个方面对这种联络机制进行阐述。

1.在华出版的汉学刊物定期寄往欧洲。这种信息在《通报》中俯拾皆是。《通报》中有“书目”（Bibliographie）一栏，专门介绍新到的书刊。耶稣会是刊物来源的大宗。1893年第2期的《通报》载：有两份来自上海的《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Journal of the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于1893年3月抵达欧洲，一份发行于1893年1月的第25卷第2期，其中包含了学会会员名录，另一份是发行于1893年12月的第26卷第1期，其中包括高延（J.J.M.de Groot, 1854—1921）的《中国佛教僧侣的尚武精神》（“Militant Spirit of the Buddhist Clergy in China”）等论文。编者收到顾赛芬所著的以部首为序的新编《汉拉字典》（Dictionarium linguage Sinicae Latinum, cum brevi interpretatione gallica, ex radicum ordine dispositum），该字典由河间府的耶稣会于1892年出版，全两册共1200页。此外，中国海关的一种定期刊物也刚刚抵达。①“Chronique: Chine,” T’oung pao, Vol.IV, No.2 (1893), p.223.

需要略加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汉学刊物取义较广。施古德在1890年第4期《通报》上发表了《中国的色盲》（“Color-Blindness in China”）一文，该文是为了回应美国浸礼会女传教士斐女士（Adele Marion Fielde, 1839—1916）在1890年6月期《博医会报》（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上所发表的有关色盲的文章而作。②G.Schlegel, “Color-Blindness in China,” T’oung pao, Vol.I, No.4 (1890), pp.335—336.在1894年第2期的《通报》上，施古德又撰文回应美国美以美会医学传教士师图尔（G.A.Stuart, 1859—1911）发表在1894年2月期《教务杂志》上的有关化学术语译名的文章。③G.Schlegel, “Scientific Confectionary,” T’oung pao, Vol.V, No.2 (1894), pp.147—151.需要指出的是，师图尔是新教在华医学共同体博医会的成员，并且曾担任博医会的会长，而博医会则是中华医学会（China Medical Association）的前身，其学术遗产至今仍嘉惠国人。这两个例子可以显示欧洲汉学界中心和边缘之间互动的方式。《教务杂志》是宗教性刊物，《博医会报》是医学专业刊物，二者都在中国发行，它们与汉学研究虽有关联但毕竟相对疏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施古德的回应较为迅速，这体现了欧洲汉学界中心和边缘之间的联络时效。

2.对于汉学研究者和汉学研究机构的消息动态十分灵敏。仍然以耶稣会为例。1893年第4期《通报》载：“由于健康原因，江南教区中以对中国动植物研究著称的韩伯禄司铎（Pierre Heude, S.J., 1836—1902）不得不前往菲律宾调养身体。”④“Chronique: Chine,” T’oung pao, Vol.IV, No.4 (1893), p.383.1900年第5期《通报》载：“夏鸣雷司铎已经于1900年10月21日在马赛港启程，前往中国。前一阵子，他在欧洲调养身体以恢复受损的健康。接下来，他将继续主持《汉学论丛》（Variétés sinologiques）的编辑工作。”⑤“Chronique: France,” T’oung pao, Série II, Vol.I, No.5 (1900), p.508.1905 年第5期的《通报》刊载消息：“崔越群司铎（Eugène Baumert, S.J., 1864—1901）接替董师中司铎任徐汇修院的院长。”⑥“Chronique: Chine,” T’oung pao, Série II, Vol.VI, No.5 (1905), p.649.这一消息似乎混淆了人名，崔越群卒于1901年2月18日，⑦Inscriptions sur les tombes des jésuites (en chiNo.is) 2 grandes boîtes, 巴黎耶稣会档案馆藏，档案号 FCh 382, 耶稣会士编号110; P.Gandar, S.J., “Un peu de statistique,” Relations de Chine, Vol.1, NO.4 (1904), p.219; Catalogus Patrum ac Fratrum S.J.qui a Morte S.Francisci Xaverii ad Annum MDCCCXCII Evangelio Christi Propagando in Sinis Adlaboraverunt.Chang-Hai: Ex Typographia Missionis Catholicæ in Orphano trophio T’ou-sè-wè, 1892, Appendix, pp.34—35.（徐家汇藏书楼所藏增订本）接替董师中的应该不是崔越群，而很可能是崔颋才（Charles Baumert, S.J., 1865—?）。然而不管是谁，较为确凿的是，徐家汇耶稣会团体负责人的变动受到了法国国内政学两界的密切关注。1902年第5期的《通报》透露，徐汇修院院长同时兼任法国教育部的在华通讯员一职。无独有偶，1898年11月11日发行的《亚洲学会会刊》（Journal de la Société Asiatique）登载：“徐汇公学在古恒（Maurice Courant, 1865—1935）和沙畹的介绍下成为亚洲学会的会员机构。①“Varia: Chine,” Lettres de Jersey, Vol.XIX, No.1 (1900), p.188.

3.《通报》的“讣告”栏目实际上反映了一个以法国为中心同时辐射世界各地的汉学研究共同体。近代欧美汉学发展史上的名家，一般在去世之后不久，其讣告及小传便会出现在《通报》上。②可参见黄时鉴：《〈通报〉的“玉树凋零”传统》，收入《黄时鉴文集III：东海西海》，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第140—144页。在《通报》成立的前50年，所登载的和耶稣会有关的人物讣告（见表1）。

表1 《通报》中关于耶稣会士的讣告（1890—1939年）③马建忠本为耶稣会士，后来出会还俗。黄伯禄并非耶稣会士，但是他与耶稣会的关系非常密切，因此将其计入。布鲁克和鲍斯曼虽然未曾来华，但是两人在中国研究方面造诣颇深，其学术成果为主流学界所看重。

以上皆可显示法国主流汉学界与在华耶稣会的密切互动。同时，在徐家汇藏书楼，我们也可以看到一套从创刊到民国结束（1890—1948）这一时段较为完整的《通报》。④《徐家汇藏书楼西文藏书目录初稿（34·35）》，上海图书馆编印，1957年，第47页。徐家汇藏书楼还有一套考狄题签赠送给费赖之的《汉学书目》。这些表明二者之间双向性的互通有无。

除此之外，考狄在《近五年来中国研究述论》一文中提到顾赛芬曾获得过儒莲奖。翻检早期阶段的《通报》，可以看出在华耶稣会士获得儒莲奖的次数之多令人惊叹。笔者主要依据《通报》，并参考其他史料，对1875—1920年历届儒莲奖的获得者及其获奖作品进行了统计（见表2）。为了准确起见，凡是不能确定者暂时阙疑（表格中以“—”表示）。

表2 《通报》等所刊载的儒莲奖获得者及获奖作品（1875—1920）

（续上表）

① 打*表示关于此人的生卒年暂不详，下同。

（续上表）

① “《通报》1915年第5期”中的年份只代表期数，不代表实际出版年份。1915—1921年这段时间，《通报》由于人力、稿源及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常有无法如期出版的状况发生。表中的1915—1920年即属此情况。

在1875年至1920年这46年间，在华耶稣会共获得10届儒莲奖，获奖作品11种，得奖人数共9人，分别为晁德莅、顾赛芬、黄伯禄、徐劢、方殿华、戴遂良、禄是遒、管宜穆和田国柱。①笔者按：此处将黄伯禄计入，黄氏为耶稣会培养的国籍司铎，以拉丁文、法文和中文撰述汉学著作多种，他虽未加入耶稣会，却是清末江南天主教区汉学研究群体中的佼佼者。关于黄伯禄的小传，可参见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70—275页。对上表进行分析，可以看出：

1.儒莲奖的获得者身份多样。除了耶稣会士以外，获奖者有沙畹、斯坦因、高本汉以及葛兰言等欧洲汉学界的一线学者，有考狄在巴黎东方语言学院的同事阿贝尔·德·米歇尔，有英、法、德等国驻华外交官出身的翟理斯、德韦理亚和佛尔克等人，也有新教背景的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库寿龄，还有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司铎邓明德和萨维纳等人。

2.早期的儒莲奖所奖掖的大多是字典、翻译和目录等基础研究。字典方面，有顾赛芬的《法汉字典》、施古德的《荷华文语类参》、邓明德的《法语-倮倮语字典》以及翟理斯的《汉英字典》等。翻译方面，有德理文的《〈文献通考〉法译本》、晁德莅的《中国文化教程》、顾赛芬的《〈康熙字典〉法译本》和《中法对照公牍选编》、沙畹的《〈史记〉法译本》以及管宜穆的《〈教务纪略〉法译本》等。目录方面，包括考狄的《汉学书目》、拉古柏的《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7世纪的中国货币图录》以及古恒的两卷本《朝鲜文献书目》等。耶稣会士的获奖作品也多属此类基础研究，但是也有一些比较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的研究论著，如黄伯禄的《中国置产契据研究》、徐劢的《中国武举科试实则》、方殿华的《金陵志》和禄是遒的《中国迷信研究》等。

3.字典、翻译和目录书籍是汉学研究中必备的基础性工具书，能够获奖的往往是一些标准作品，但是这类书籍的受众广泛，编纂的工作量巨大，难度较高，因此早期的儒莲奖有一定的鼓励性质。以1892年的儒莲奖为例，该年的提名作品有三部，分别是柏立（Bailly*）的《汉法字典》（Dictionnaire chinois-français）、时任京师大学堂化学教习的毕利干（Anatole Billequin, 1837—1894）的《汉法字典》以及时任巴黎东方语言学院教授的罗斯奈的《〈山海经〉法译本》得奖者是罗斯奈。②“Chronique: France,” T’oung pao, Vol.III, No.2 (1892), p.189.由于顾赛芬的两部《汉法字典》已经于1886年和1891年两次获得儒莲奖，不管是出于学术评价抑或是奖掖均衡的考虑，1892年的儒莲奖没有再授予字典的作者，但是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该奖项对于基础研究的偏好。

事实上，如果我们将视野扩大到汉学以外的学术领域，耶稣会汉学与法国主流学术之间的关系可能会更加明晰。1914年，法国金石与美文学院将儒莲奖授予《中文史籍所载地震年表》，该书由黄伯禄原著，管宜穆和田国柱续编。与此同时，法国科学院（L’Académie des Sciences）将瓦尔兹奖（Prix Valz）授予时任佘山天文台台长的蔡尚质司铎，同时将奇哈切夫奖（Prix Tchihatcheff）授予时任法国远东舰队司令的奥德马（Louis Audemard, 1865—1955），以表彰他对长江上游水文地理的观测、记录和研究。③“Chronique: France,” T’oung pao, Vol.XV, No.3 (1914), pp.467—468.瓦尔兹（Benjamin Valz, 1787—1867）是法国天文学家，奇哈切夫（Pierre Alexandrowitsch de Tchihatcheff, 1808—1890）是俄裔法国博物学家和地质学家，法国科学院以他们二人姓氏来命名该奖项，旨在奖掖相近领域的卓越科学家。尽管学术领域不同，但是瓦尔兹、奇哈切夫与儒莲的地位相类似，耶稣会汉学家与蔡尚质等耶稣会科学家以及奥德马等法国海外军政人员同样处于法国学术界的边缘，然而他们却深为主流学界所器重甚至是依赖，这是由于他们除了自身具备良好的学术训练以外，还具有难得的在地调查研究的条件，因此可以为主流学界提供一手的研究资料或者基础性研究著作。

由此我们或许可以说，在以法国巴黎为中心的欧洲汉学研究领域中，耶稣会汉学构成了场域边缘的一部分，中心和边缘之间存在密切互动。上文的分析同样显示，中心对边缘的依赖并不亚于边缘对中心的依附，如果没有边缘的存在，中心也难以成其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