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以来文学的创伤记忆及民族想象

2019-10-10张羽华

扬子江评论 2019年5期

张羽华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在一定层面上反映出了社会生活的本质，体现出创伤记忆的特殊功能，揭示出特殊时代人的精神世界。从某种程度上说，创伤记忆既是人类生活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文学叙述的重要文化资源。作家的主体精神、想象与感受，都以记忆的形式存储在生命的旅程中，形成个体性的记忆。同时，记忆也渗透着个体对历史的根本看法和对现实社会生活的认识，继而传达出作家对生命本质的思考，乃至国家、民族的想象。“记忆连接了过去和现在，并且建构着未来，个人的记忆受它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个人和集体的记忆不但是他们各自主体同一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重要建构成分。”“惟有承认历史神圣性的解体，文学阐释权的播散，我们才能以更谦卑的态度，面对萦绕历史周遭的迷魅，挖掘文学表象之下的记忆”。惟其如此，文学才能通过这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挖掘出历史深层的记忆，进行思想上的辨识和诊断，重铸民族灵魂，不断推动历史的发展，以此建构一个美好和谐而充满幸福的现代社会。

一、文学创作与创伤记忆的内在关系

“伟大的文学，不仅是一种历史见证，同时还具有某种‘历史性’的意义，它提供了对历史记忆的深刻理解，表达了对历史记忆的有力批判。”于是，文学也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不知不觉与历史记忆拉近了距离，逐渐发挥了社会作用，这不是刻意的追求，而是对历史责任的担当，同时也是对历史某些不合理的方面进行深刻地审察和修补。创伤记忆通过文化、历史书写重建过去的人与事，感受过去人的精神创伤，并从中获取心灵的启迪和慰藉。文学在历史的创伤叙述中充当着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传播媒介。强烈的历史意识和现实的生命体验让作家揭开隐藏的历史秘密，继而帮助其得以在民众中阅读，让人类真正找到美好的精神家园。

尽管创伤记忆难以抚平心灵的疼痛，但他们同样显示出宽阔的胸怀。如果把历史与现实对立起来，这是不负责任的。普鲁斯特在《追忆逝水年华》中凭借回忆的方式追寻逝去的时间，寻找记忆中的历史，就是以文学的表现形式来重新对历史进行修复和补救。同样，我们也忘不了哈代、巴尔扎克、大仲马、雨果、赫尔岑、帕斯捷尔纳克、卡巴科夫、索尔仁尼琴等作家对欧洲本民族历史的记录和刻写。扬·阿思曼说，其实文学即是记忆。如果没有文学对历史的刻写，就不会有我们今天对历史的正确认识。“记忆是构成所谓个人或集体身份的基本因素，文学记忆与他种记忆方式拥有共同的社会功能：构建个体与群体的身份认同。”

文学中的创伤记忆，承担了文学结构的叙事功能。它实现了个体的想象性叙事和群体的身份认同。这种记忆在中国文学创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像《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等经典作品都对人类日常生活留有明显的记忆痕迹。同样，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不仅铭刻和重构过去的历史，也记录当下社会的现实生活。作家有了记忆的冲动，才会顺利获得文学创作的灵感和激情，同时也顺便从记忆中获得美学支撑。文学“建构对过去的生活世界的各种想象，传播不同的历史观，寻求各种记忆之间的平衡以及反思集体记忆的过程和问题”。这在反思文学和伤痕文学中，具有明显的叙事倾向。不过，这又体现出作家一种激进的创作精神，或多或少地怀有某种政治偏见。

如果说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对个体有着深切的人生体验和历史批判的话，那么以城市地理为标志的记忆性写作，更侧重于历史地理文化与现实社会生活的碰撞、交融，给日常生活一种解放的力量，从而为人的生存开辟一条新的路径。比如与“北京记忆”和“上海记忆”相关的文学，就充满了丰富的历史内涵，具有民俗学价值。“文学，作为一种象征化了的记忆行为，承担了非传统怀乡之作所能想象的使命。在此一时刻，记忆、追忆简直像是生死攸关，国家、个人存亡绝续所系似的，俨若生命要经由这一番记忆才能接续被截断的行程，为自己找到存在的意义。”文学的北京体现出自由而忧伤的怀乡情结，充斥着浓厚的怀旧观念，而文学的上海则印刻着都市的历史记忆痕迹，这无疑又是充满诗意的。像刘心武的《钟鼓楼》就带有浓厚的怀旧情结，字里行间展现出各类人物的过往经历，以及作家对历史的反思，同时还渗透出现代人物的生活百态。而王安忆《长恨歌》大量书写上海古老的文化，就具有相当深厚的文化底蕴，展露出时代创伤与人物命运的紧密关系。“如今丧失了直接干预现实功能的当代文学如果要树立自己立足的基石，显然不是重复历史书写的话语，而是让自由意志游弋于融合未来、现在与过去的绵延时间中，在绘制多样的记忆图景中与历史话语构成互补、对话、博弈和交流。”作家以充满创伤记忆的城市生活作为叙事的主体，以个体的感受参与到地方的文化形象建构中，这就必然渗透着对城市未来生存命运的某种思考和隐忧。

历史的灾难和创伤给作家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同时，作家也为消逝的历史铸就了美好的富有人性的外衣。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社会发生转型的关键期。相比邻近的80年代而言，无论是从文化、经济还是从人们的思想观念上看，其心态都发生很大变化。而一些20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作家，他们的快乐时光大多数生活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没有经历来自外在和内在的心灵双重冲击。这些作家明显带着对历史的责任和好奇，从商品经济的束缚中挣脱出来，重新叙述过去。

尽管文学对历史的追忆是想象性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它却寄托了作家对历史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感知，让无法祛除的历史记忆推动着人类自身的完善与发展。“真正有艺术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并不惮于政治，而是按照审美对象化的原则与之进行平等的对话。”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中，只要广泛地阅读这些作品，我们从中不难发现它们呈现出总的叙述倾向——重铸民族灵魂。其中，莫言的创作是一个典型的范例。他在《檀香刑》《丰乳肥臀》《生死疲劳》《蛙》等长篇小说中以宏阔的历史视野，深入历史纵深处，对中国的社会发展进行真诚的思考，对民族历史所遭遇的创伤进行富有人性的体察和探索，从而体现出作家厚重的民族责任感。

文学是作家在历史记忆过程中的生命体验不自觉地呈现和想象性表述。作家在文学的创作过程中超越时空，以多元的方式滑进历史记忆的时空，拨开尘封的面纱，进而参与历史对话。记忆保证了人在时间刻度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位移上的整体性。文学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承载历史记忆，述写某个具体时代和某个具体空间的历史经验，述说某个时代的生存轨迹和精神姿态。作家以文学想象的方式挖掘这个时代人的精神沧桑，批判这个时代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舍弃并改造旧有的不合理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环境，进而为人的生活寻找合理的生存空间。

文学是创伤记忆的有效传播媒介，创伤记忆是文学书写的历史表征和艺术表达方式。“怀旧是一种丧失和位移，但也是个人与自己想象的浪漫纠葛。”作家拂去历史记忆的忧伤，反思历史的负面因素给人类带来的阴影，刻写这一时代人在特殊历史流动过程中的生存命运，也就成为文学表述的责任和神圣使命。“文学叙事中的创伤体验毫无疑问也无法忽略或剔除某种社会建构的属性特征，特别是某些具体个体创伤体验续写特征的创伤叙事，更是一种受社会文化建构制约的文化记忆形式。”在当代文化消费主义语境中，书写个体对历史的回顾、反思和体察，更能够辨清西方文化虚无主义的真实面目，同时，以文学的方式书写历史，也能够医治历史对个体造成的精神创伤，并通过内心的体验去拯救人类的灵魂。

二、创伤记忆与民族想象

一个充满丰富历史文化的国家或民族，必然在记忆深处涌动着对历史文化的无限向往，实现精神的“回乡”。“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身份证，文化记忆是国家、民族、社会重要的认同基础和精神磁场。”而“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所表达的文学精神都是具有群体接受性情感体验基础的文化记忆，应该被构建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记忆”。当然，在某种程度上，站在国家或民族的高度进行文化刻写，本身就饱蘸着情感的创伤记忆。

近年来，创伤记忆之所以会在西方诸如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家的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主要在于历史在整个20世纪的西方国家中埋下了难以诉说的肉体与精神的创伤。尤其是法国和德国，都经历了战争的洗礼，遭受了法西斯的残暴和民族的屠杀，这给个体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记忆。“真正的历史是无法掩盖或抹杀的，因为创伤记忆总是在人们心中打下深深的烙印”。历史场景作为观众审视的对象已经进入博物馆，或者作为零星的点缀漂移在历史迷乱的天空，它们总是阴魂不散，让生活在社会中的现代人始终感受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和慌张，他们不得不从蒙尘的历史中寻找造成灵魂不安的因缘，去总结历史教训，作出历史批判，以此实现美好幸福生活的愿望，真正迈进人类自由的精神家园。

亨利·柏格森在谈到材料与记忆的关系时，他认为记忆离不开外界与人脑之间的对接与对应，否则就会造成记忆的遗忘。当然，遗忘主要是擦除人们所经历的痕迹，让它永远不能存在人们的记忆中。遗忘无论对一个民族还是对一种国家，都不可忽视。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当我们在现实社会中遭受到苦难后，以沉思默想的记忆或像梦一样的记忆，会帮助我们从烦劳的苦海中逃离出来，去实现诗意的栖居。同时，在面对过去的历史时，我们常常抱着怀旧之心，面对人生在最光辉的时刻所经历的苦难，仍然回味无穷。继而他说：“在遥远的世界里，我们遭受了令我们无法忘怀的苦难，然而，对某些人来说，这个遥远的世界仍然散发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魅力，这些人历经磨难，幸存了下来，他们似乎认为，他们自己最美好岁月都驻留在了那个艰难时世里，他们希望重温这段逝去的时光。”毋庸置疑，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其历史叙事和民族想象，主体性就在于通过记忆的方式审视苦难、体悟苦难、品味苦难，在凝重的叙事过程中寻找民族的灵魂，继而传达出作家的审美理想和价值诉求。

丹尼尔·夏克特认为：“一般而言，人们对具有情绪创伤意义的事件的记忆是持久且相当准确的，但有时也会随时间流逝而发生衰退和歪曲。若某人真的曾经历过某一创伤事件，那么，他几乎总能记住这一创伤事件的核心经历；如果说发生记忆歪曲的话，那么这种歪曲一般都限于特殊的细节问题。若有人坚信自己曾经历过某一创伤事件但实际上却未曾经过，那很可能是因为他或她曾经畏惧、想象或听说过这样的创伤事件”。如果说夏克特主要是从文化学、心理学来阐释记忆的准确性的话，那么加布丽埃·施瓦布则从文学、权力与主体之关系来剖析创伤记忆与文学创作的审美关系。在他看来，不存在没有创伤的生命和记忆，也没有创伤缺席的历史。受创伤的生命创造着人类的一部分历史，而经历着的这一历史的人在不断重建模糊的历史记忆。生命个体始终经历着、负载着国家、民族的历史想象，“创伤性书写和匿名在心理与社会生活之间的过渡空间展开，调节着两者之间的交流转换。创伤性书写验证了创伤的个体和集体表现——秘穴和幻影”。张炜的超长篇《你在高原》系列前八部小说也更多的是从中国跨越数千年的历史浩瀚里寻找精神的脉络，聚焦于“革命”“家族”“一代人精神史”的过去时态，从漫游的历史情景中挖掘个体、集体，乃至上升到民族国家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苦难式生活，透视出人类的善与恶，价值认知与意义追寻，进而探索中华民族发展的秘史。

在创伤记忆已成为当代文化学核心概念以来，创伤就像一种两极化的回忆，它会在不幸带来的持续伤害和彻底克服了这种不幸的状态之间来回移动。“在历史研究中，创伤这个概念总是伴随着新的挑战而发展的。它首先要面临的问题就是过去和现在的差别。创伤代表了过去发生的事在现实中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影响，但是它又是一种特定过去的持续显现。”可以说范稳是一个有着强烈历史感和方向感的作家。他立足于大西南，通过云南边疆地区和重庆抗战的历史想象和文化寻根，寻找过去社会生活痕迹，重现国家、民族历史的命运变迁，以及抵制外辱的英雄气概的场面。他在近几年陆续创作了系列与历史记忆有关的长篇小说，并迅速引起了批评界的注意。《大地雅歌》《悲悯大地》《水乳大地》《碧色寨》《吾血吾土》《重庆之眼》等，集中从藏民族风情、民俗文化、民族秘史、滇越铁路文化、中国远征军以及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等历史多角度、多侧面透视出现代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负载了那个时代的社会不幸和人类苦难”，为中华民族拒绝遗忘提供一份精神证词。

任何记忆方式的进行都离不开生存环境对他的影响。或者说，每一个事件的记忆都依靠外界的影响，个体受其反应，内化为一种属于“我”的东西。严格地说，记忆纯属于个人的事情，这与个人的经历和价值取向有关。像贾平凹、苏童、叶兆言、毕飞宇、莫言、铁凝、方方等作家之所以能够写出厚重的文学作品，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作家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对国家、民族历史责任的担当精神。

三、创伤记忆的精神价值取向

“记忆是人的一种心理活动、心理机能，其基本功用并不简单是为了使人记住什么和回忆起什么，而还应是人的精神生活借以被内化、筛选和延续的活动，特别是它还可使人的文化主体、精神主体或情感主体在无意识中被组建，一句话，它也同人的其他心理机能一样，一起参与了人的生产和建构，特别是‘精神人’的型塑。”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学创作就是对个体精神和个体生命体验的延续，对某一历史时空话语的反思与重建，从而有力地表达出亲历者或生活体验者对历史现场的想象和再现。文学不能完全说是历史的记载和传承，但又实在地为历史书写提供了有力的传播媒介。“‘不可叙述之事’和‘可以叙述之事’，由此共同构成了自由主义记忆的故事策略”。个体记忆隐含着历史，也隐含了作家的生命体验，印证了特定时代在作家心理留下的踪迹，标示着作家在特定历史时期成长的精神历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叙述，作家更多地是带着冷静的思考，哲思的穿透态度，真实地进入历史现场，去把握历史事实，并凭借个体人生经验，进行必要的想象和重构。比如赵本夫的“地母”三部曲，书写着村庄和城市的严重对立，激活了农村人在“城”与“乡”之间为生存奔波而带来心灵阵痛的场景，从而折射出土地所隐喻的时代意义。

阿来长篇小说《机村史诗》（六部曲）应该是拯救民族记忆的最好典范，它不仅涉及到民族历史发展的脉络，还关注到民族历史的精神层面。“实际上，人类的精神创伤是无所不在，关键在于我们作家如何独特地对之作出表达。为了获得记忆叙事的原创性和亲临性，把精神创伤延伸到社会文化和政治历史的深层面”，真正揭示出民族生存的密码。方方长篇小说《武昌城》仿佛就是一座充满创伤记忆的古老城池，传达了岁月对古老城市的记载，激荡着城与人在战争语境中的人间世态和苦难世相。无论是莫正奇、罗以南、梁克斯，还是喜云和马维甫，都在战争的风云中企图寻找美好的未来，哪怕牺牲生命也有所值，可是不幸的遭遇却给他们造成了沉重的精神和肉体的伤痛，从中真正体现出北伐时期无数英雄推动历史前进的牺牲精神和可贵品质。

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作家几乎参与了个体历史记忆和民族想象的建构过程，为我们提供了持续认知的审美客体。在沉重的历史创伤叙述中，作家不只满足于默认苦难的历史事实，更要有着巨大的勇气和穿透力去理性地追问逝去的历史，反省历史的另一面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以创伤记忆的情怀重铸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想象，同时也密切地关注现实社会的人生命运，注重人的精神挖掘，探索人的终极价值，追逐人类未来美好的生活梦想，进而为文学创作开辟一片美好的艺术天地，是作家的义务，也是一种责任。

【注释】

①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51页。

②王德威：《历史迷魅与文学记忆——〈现代中国小说十讲序〉》，《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1期。

③王侃：《年代、历史和我们的记忆》，《文艺争鸣》2010年第1期。

④刘顺：《论文学中的记忆》，《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

⑤[德]阿斯特里斯·埃尔：《文化记忆理论读本》，冯亚琳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3页。

⑥赵园：《地之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

⑦刘大先：《从时间拯救历史——文学记忆的多样性与道德超越》，《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3期。

⑧吴秀明：《当代文学“历史化”的历史观问题探讨——基于政治和革命的视角》，《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网络版)》2016年第12期。

⑨[美]斯威特兰娜·博伊姆：《怀旧的未来》，杨德友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⑩段吉方：《创伤与记忆——文化记忆的历史表征与美学再现》，《河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

⑪陶成涛：《文化乡愁：文化记忆的情感维度》，《中州学刊》201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