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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晓声怎样写作家

2019-10-10

扬子江评论 2019年5期
关键词:刘宇老方作家

何 力

幸或不幸,高晓声是被他塑造的李顺大和陈奂生所笼罩的小说家。其实在这两位耀眼的“明星”之外,高晓声还塑造了许多其他人物,但长期以来他们的光芒都被掩盖了。本文解读高晓声作品中受关注不够的作家形象,就是想在高晓声小说及其所处文学史语境的参照下理解这些形象,试图做到“顾及全篇,并且要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此外我也想看看,高氏笔下其他人物形象是否果真有被掩盖的另一种光芒,值得重新加以释放。

一、“后设”技巧:《书外春秋》与《陈奂生出国》

1991年,高晓声发表陈奂生系列的最后一篇——《陈奂生出国》。整个1980年代,包括高晓声在内的大陆作家以留学、访问、定居等形式出国,已不新鲜。但对于到了晚年愈加保守的陈奂生,其时种田“收入逐年减少”,再加上“物价浮动”,为何出国和怎样出国必须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为解决这一疑难,小说祭出了“后设”技巧:受华裔教授华如梅邀请,陈奂生系列的真正作者辛主平与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陈奂生一起访美。

后设技巧的运用使陈奂生出国变得顺理成章,而且引出一位在陈奂生系列中从未出场的人物:作家辛主平。辛主平在动乱年代就与陈奂生有交往,后以陈奂生为原型,以“高晓声”为笔名写作陈奂生系列。随着辛主平的到来,小说出现了几处对文学问题的直接讨论。例如,华如梅初见陈奂生,便敏感到真人陈奂生与小说人物陈奂生在说话方式上的相似,赞赏辛主平观察细致;知音赏识令辛主平心情激动,因为过去众多评论文章都忽略了小说人物陈奂生怎样说话的精彩细节。在这里,高晓声既是在发表对评论界的不满,也洋溢着对自己写人功力的自信。到了美国,在欢迎宴会上,众人纷纷表彰华如梅邀请辛主平和陈奂生访美是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研究上的创举。操纵二人访美的实为高晓声,在这里,高晓声真正想做的不是表扬华如梅,而是调侃兼自我表扬。

辛主平的重要性不宜夸大,他仅仅是功能性人物,用来充当陈奂生出国的介绍人。小说重心仍是陈奂生的异域见闻。《陈奂生出国》最早的评论者敏锐捕捉到这一点,因此一方面赞赏高晓声的艺术探索,将之与王安忆《叔叔的故事》并置,一方面惋惜于高晓声的后设探索还不够彻底:“……非但复调结构不能坚持到底,而且连辛主平的角色也渐渐退入幕后,只留下陈奂生一个人去唱独脚戏。这多少是有一点遗憾的。”但换一角度看,正因辛主平不像《叔叔的故事》中的“我”那样大量发表关于写作的议论,才将更多篇幅留给了真正的主人公陈奂生。

在高晓声小说中,以后设技巧写作家,《陈奂生出国》不是孤例。1982年的《书外春秋》中,作为小说人物的“高晓声”就曾现身。小说“开场白”写道: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为陈奂生系列的作者高晓声,“高晓声”则是与之同名、经历相近的写作爱好者。“高晓声”的友人“陈奂生”与陈奂生系列的主人公同名同姓,性格也相同。该系列引起轰动后,“高晓声”被误认为是小说的作者,“陈奂生”身边的看客提出“陈奂生”有权与“高晓声”分享稿费,对号坐在不光彩人物位置上的人,则编造谣言说陈奂生系列利用小说反党,怂恿“陈奂生”找“高晓声”麻烦。“陈奂生”虽一时糊涂,但想及“高晓声”在自己患难时的援助,以及小说并未反党而只反“四人帮”,还没到“高晓声”家门,气愤就已平息。“我”从“高晓声”来信中得知这段故事,写成此篇。

就像高晓声的域外经验触发了《陈奂生出国》,《书外春秋》也自有一段本事。据知情者丁保林介绍,陈奂生系列的原型为高晓声本族兄弟。陈奂生系列形成影响以后,该原型曾与高晓声就稿费问题发生争执;事后这位原型感到懊悔,也是实事。无论是人物原型欲与小说作者分享著作权,还是争端最后的喜剧收场,本事饱含着源于实际生活的戏剧性和幽默感。高晓声没有错过将本事化为小说的潜在可能,陈奂生系列的人物原型再一次成为《书外春秋》中“陈奂生”的原型。但是,如果让虚化的“高晓声”和“陈奂生”搬演实有其事的幽默情境,小说势必显得游戏有余,厚重不足。《书外春秋》意识到源自实际生活的戏剧性的价值,也察觉到本事可供玩味的“意义”毕竟有限,因此,未满足于照录本事。现实中的稿费争执,焦点为个人的物质实利,小说中的争执则闪烁着社会风云的折光。“陈奂生”向“高晓声”问罪,除了想分稿费,另一重要原因是有人煽风点火,认为陈奂生系列满纸“陈奂生”反党的事迹将成为“陈奂生”的罪状:“……现在的气候变了,有的地方听说已经动手了,这里马上也要动。”煽动者当然是在虚张声势,但所言“新时期”之初变幻难测的气候,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真实性。小说尾声,有感于这一事件背后的杀气,“高晓声”致信高晓声:

最后他说,高晓声这个名字,看来你我都不能用了,省得纠缠不清,大家让让路,改掉算了。又说,像陈奂生这样的老实人,你小说里分明同情他,他竟想出头找麻烦;那么,有些认为自己挨了批的人,心里又会打什么算盘呢?现在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人,太多啦!要当心!

我默然。

造谣者的煽惑动摇了见识有限的“陈奂生”,也成为横在写作者“高晓声”和“我”心中的阴影。“我”复述“高晓声”的故事时一派戏说语调,其实对自己所处创作环境有严肃认识。这种认识来自于小说家本人的意识,又传导给小说家的两重分身——“我”与“高晓声”。严肃的现实关怀使得《书外春秋》自曝其虚构性的写法,没有成为自反的叙述游戏;它不同于西方后设小说和文学理论旨在探索写作的“本质”,也不同于中国作家某些凌空蹈虚的“先锋”制作。

《陈奂生出国》写作家辛主平最终是为了写来到国际空间的陈奂生,《书外春秋》写“陈奂生”最终是为了写“新时期”作家动辄得咎的尴尬处境。

1983年高晓声出版小说集《陈奂生》,收《“漏斗户”主》《柳塘镇猪市》《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书外春秋》共计六篇作品。在小说集前言,高晓声明确说“关于陈奂生的小说一共写了五篇”,当指《柳塘镇猪市》以外诸篇;从《“漏斗户”主》到《陈奂生包产》,高晓声对四篇“关于陈奂生的小说”的主题和人物加以详细阐释,独有《书外春秋》一笔带过。收录《书外春秋》的小说集《陈奂生》,没把这篇小说与陈奂生系列其他诸篇等量齐观。1991年,高晓声将陈奂生系列集为长篇《陈奂生上城出国记》,在后记中说“关于陈奂生系列小说,一共7篇”,即《“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陈奂生战术》《种田大户》《陈奂生出国》,以大量笔墨写“陈奂生”的《书外春秋》被排除在外。不收《书外春秋》,原因不在于此“陈奂生”非彼陈奂生——毕竟严格说来,《陈奂生出国》中的陈奂生同样已非陈奂生系列前作中的那个假定性人物;而是因为,《书外春秋》以文学方式再现的作家境遇,与陈奂生系列整体格格不入。它可算作“关于陈奂生的小说”,但不属陈奂生系列。

二、奋笔疾书的作家:《我的两位邻居》与《刘宇写书》

辛主平和“高晓声”的面目相对模糊。《我的两位邻居》和《刘宇写书》两篇则大力刻画复出作家形象,塑造了两位令人印象深刻、一直在奋笔疾书的作家。奋笔疾书既是一种昂扬的创作状态,也是人的生命力经受了长久压抑后并未枯竭的证明。

进入“新时期”,《我的两位邻居》中的老方不懂得善自珍摄,因主动承担超负荷的工作而加速了自己的死亡。透支生命完成的工作中,既有熬夜创作小说、辅导青年作文这类高尚的事业,也有替老友反复起草申诉材料这类俗务。

有论者指出:“《我的两位邻居》中的主人公方铁正,应是取材于‘探求者’最早过世的方之。从小说中方铁正的年纪、他曾说过的再活五年的声明,以及癌症过世的状况(方之因肝癌去世,小说中老方所患疾病是肺心病。——引者),都跟方之的实际状况相符。”1979年10月,距“反思文学”代表作《内奸》发表未久,方之去世。1979年年底高晓声写下悼亡文章《痛悼方之》,6天后开始写作《我的两位邻居》。据此推测高晓声有感于“探求者”之死而创作《我的两位邻居》,合情合理。不过,小说中奋力写作的老方其实同样是高晓声自己的写照。章品镇写于1980年的《关于高晓声》,这样描述高晓声的写作激情:“春节回乡下一个半月,就写了四个短篇,五万五千字。最近看到他眼睛充血,说是两夜三天没有好好睡觉,赶出了两个短篇。他真是在拼命追回那被‘四人帮’糟蹋了的时间。”高晓声《曲折的路》也自白一写小说就情绪激荡,作品完成,方得安宁;文末表示甘愿为写作少活几年时,高晓声也许会想起方之不久前的死。该文还坐实《我的两位邻居》中老方瘦到推不动肋骨处皮肤的细节,源于1978年夏高晓声的真实形象。虚拟人物老方复合着小说家对自己和友人的体认,其意义便不限于一般悼亡,而带有物伤其类的悲怆:知识分子曾罹难而生还,如今却纷纷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施行自戕。

在老方的献身面前,“我”与老刘流露迷惘之态。他们只敬佩、而不准备发扬老方的精神。老刘代表了幸存者的另一种活法。“文革”结束后老刘没有官复原职,他为此耿耿于怀,反复申诉。与老方拼命工作不同,老刘将劫后的生命用来锻炼身体,以延长寿命。参加完老方的追悼会,老刘照例锻炼起来,“当时我的神经显然出了毛病,我竟辨不清什么叫生,什么叫死,不知道我的两位邻居,活在世上的究竟是老刘还是老方。”在老方之死带来的悲剧气氛下,“我”无法苟同老刘虽生犹死的养生之道,但小说也保持了难得的分寸,一开头就声明:“我”与两位邻居都是老友,只是老方之死带来的哀伤之情,必将使“我”过誉老方、疏慢老刘。这一声明意味深长。通过把老刘与老方设计为一对老友,小说意在说明二人价值观相异却并非绝对冲突,而是历史进程碾压带来的心理后遗症的一体两面。老方的神圣,是必有一死的人的神圣。老刘的世俗,也是历经劫难的人的世俗。

谈及高晓声小说,多有论者举出《山中》《鱼钓》《钱包》《飞磨》等作品,来证明高晓声在《李顺大造屋》和陈奂生系列等现实主义作品以外的创作实绩;在扣准时代脉搏的现实主义题材范围里,高晓声也有未引起足够注意之作,《我的两位邻居》就是一例。

写作激情与死亡阴影的联系,在两年后的《刘宇写书》中继续蔓延。小说开篇写1978年夏酷热干旱的气候,自然气候异常隐喻的是政治气候的变动。“右派”刘宇感受到“气候”骤变,并由写作体会到生命意义的恢复。就在写作生涯迎来转机时,刘宇得知自己罹患癌症。时代感召和病魔两方催促下,刘宇开始埋头苦干,期望完成一部对党和人民有益的作品。书杀青前,陪伴刘宇熬过漫长苦难的妻子因中暑过世。妻子死后,刘宇没有停笔,十天后书写成,去医院检查,发现癌症竟是误诊。刘宇与死亡擦肩而过,小说也戛然而止。丈夫因“气候”转变获得新生,妻子则因反常气候死去。小说将深长的苦涩抛给读者。

高晓声的自述文字有助于理解刘宇。《曲折的路》说,1978年上半年,高晓声确认自己将回归文学。当年6月,他在酷暑中投入到一部未公开发表的长篇小说写作中:“……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我写成了十八万字的一部小说,自己则象患过了一场九死一生的大病。”长篇之外也有短制:“这以后,我又陆陆续续写了些短篇小说。总算替重返文学队伍准备好了一份薄薄的见面礼。”1995年的《我的特别保健法》也是一篇写在《刘宇写书》背面的文字。文中高晓声谈到被误诊为胃癌的往事,事在1977年;“六个月零十四天”后的1978年上半年,胃癌被确诊为虚惊一场。误诊一事在高晓声致钱中文的信中,有相同记述。基于相似的婚姻状况、相似的写作激情、相似的误诊经历,可初步断定《刘宇写书》具有自传性。虽然如此,在高晓声与虚拟人物刘宇之间,有意味的错位还是存在:

其一,1978年6月,高晓声已知晓误诊真相,他是在误诊疑云消散后,投入到写书事业;刘宇写书则一直被癌症阴影笼罩,写毕才得到确诊。误诊时间线的改写并非细枝末节的问题。让疾病的幽灵漂浮在刘宇左右,大大强化了刘宇写书的悲壮感,从而将误诊这类无关本质的生活插曲,转写为“右派”神话的组成部分。其二,高晓声第二任妻子伴随高晓声走进了“新时期”,刘宇之妻则倒在“新时期”门槛上。刘宇之妻的死可以理解为象征性地代刘宇受难,但这桩意外事故很少《我的两位邻居》中老方之死的崇高意味。中暑而亡难以成为公共性话题(可对照《天云山传奇》中,在罗群平反后死去的悲剧人物冯晴岚),更多的是黑色幽默笔法带来的宿命感。其三,创作谈《曲折的路》和小说《刘宇写书》,明宣暗示着现实与虚拟世界中的作家是在新形势下“创作”一本崭新气象的书;发表于1987年的《正邪冰炭二十年》中,高晓声挑明,他在1978年夏“修改”的,是一部“文革”前完成、后被蛀蚀的长篇旧作,经一番回忆和改定后,自感没有摆脱“左”的影响,故未发表。文章解释清了《曲折的路》的语焉不详之处:读者未读到小说家1978年夏完成的长篇,原来是因高晓声对这部耗费了大量心血之作感到不满。另据陈椿年回忆,高晓声私下自道1978年秋冬躲在阁楼上写作,一口气写了七八个短篇。长篇失败后才在秋冬转写短篇,高晓声在小说体制上的选择与季节时令更替同步。在速写“新时期”普遍思变的社会心理的意义上,刘宇写书的酣畅淋漓具有“真实感”,至今也还能激动人心;但现实中小说家发现自己无力复活旧作、只好改换轨道、才情重新焕发的形象,也是研究者应该记取的真实。

“文革”结束后,悲悼其他作家在非正常年月的非正常死亡,成为许多幸存者的写作主题。作者作为死者亲故,记述中带有政治控诉不具备的生命温度。《我的两位邻居》和《刘宇写书》也参与到这股写作风气中。两篇小说未正面渲染政治劫难,主要着眼于日常性消耗和牵动全局的细微痕迹,故事于是多翻转和意外:老方的肺心病与“文革”中受批斗有关,但他的死是在尘埃落定的“新时期”,与此前遭受迫害无直接联系;刘宇受莫须有的癌症煎熬和刘宇之妻死于中暑,也有别于一般政治受难。高晓声小说加入作家之死的挽歌时,也为齐声哀吟增添了一点异样的声音。

三、文学青年种种:《定风珠》《陌生人》与《一诺万里》

《定风珠》《陌生人》和《一诺万里》三篇小说都以文学青年为主人公,也都在代际模式下进行演绎。高晓声的视点转向文学新人,不仅丰富了他笔下的作家形象序列,也借此提出青年成长、文学热等问题。

1980年的《定风珠》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施竹平刚从北京开会归来,便被青年作家胡定追问“形势”。胡定是施竹平的学生,学生时代即表现出圆滑、无定见的特征,曾揭发施竹平;“文革”结束,胡定的信念依然不稳固,希望从老师这里得到指点。师生就此由被揭发与揭发的关系,扭转为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1982年的《陌生人》里,文坛新人王允溪当面对老作家表达仰慕,私下则把仅有一面之缘的老作家当成和文艺界的接触剂,向他人虚构与老作家的“友谊”,以得到发表作品的机会。王允溪与果戈理《钦差大臣》的主人公同属冒名者谱系,只是在高晓声这里,批判对象从社会全局具体到了文坛的江湖化问题。

两位文学青年丝毫不存老方和刘宇那样崇高的写作理想。他们不潜心打磨作品,过分关注写作以外的因素。小说又都以前辈宽厚的口吻,将个别现象与某种青年类型结合起来:

当老教授和老作家把青年成长置于当代史进程下来理解,他们获得了历史性的达观认识,从而不会拘泥于个别青年的品行问题。但“五十年代”的朝气在当下文学青年身上已经失落的今不如昔之感,挥之不去。

同为文学青年,《一诺万里》中的农民傅能万与过分聪明的胡定、王允溪截然不同。傅能万钦佩作家皇甫诚的小说,特地从五千里外赶来拜访。皇甫诚虽担心来访是骗局,还是在临别时赠给傅能万盘费,傅能万承诺明年将再次拜访。一年后,他果然光临,“像走亲戚一样”捎来一篮柑枳,三两香菇,二两木耳。临别,傅能万承诺将在自己的小说发表后再来。皇甫诚对傅能万的诚恳已无怀疑。他此前曾劝说缺乏写作才能的傅能万放弃写作,现在却隐隐觉得,傅能万既然宣誓等作品发表后再来,也许真有再来的可能。

四、归来以后:《糊涂》与《天意》

作家“新时期”之初复出的豪情满怀,很快便被新的现实所挫。《糊涂》和《天意》先后触及这一主题。

归来者的历史自信在官场和官样文章的包围中,已经显露危机。但呼延平尚能借“人民终将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的前景,来充实或说抚慰自己。附注标明写于1989年5月、入集前未公开发表的小说《天意》,将呼延平想象中的前景搁置起来,表现归来者的困境时更为用力。故事时间向前延伸到1962年,向后延伸到1988年。作家王子顺被这段时间里的社会变迁磨灭尽了锐气,先是“文革”前夕完成的长篇迁延不得出版,“新时期”短暂风光后又因新人辈出而边缘化——眼看新书出版无望,王子顺只能感叹,一切都是天意。熟悉小说家的读者,不难从小说中读出自嘲意味:1979年至1984年,高晓声表现出喷发式的创造力,一年出一本编年小说集,1984年以后,高晓声公开发表的小说渐少,思想和艺术上的进展也有限。亲身体验过文坛短时间内的沧桑变化后,高晓声将自己的体悟投射到王子顺身上,将后者的精神世界涂抹成一片灰色。

高晓声塑造王子顺性格时,显现出向王子顺精神状态靠拢的一面。但若说高晓声无保留地认同主人公,也不可思议。收录《天意》的小说集《新娘没有来》在“作者的话”中说:

话中不再高调地以摆渡人自居,但仍用愤激语调伸张着严肃文学的意义。如果说高晓声跟踪描摹农村和农民心态的小说,主旨在渡人,《糊涂》《天意》这类作品则意在渡己。或许,高晓声有意用王子顺形象来警告自己:卑顺的天意论绝非小说家应抵达的彼岸。

结语

通观以上9篇写作家的小说,虽然在数量和总体成就上难以与小说家写农民农村的作品抗衡,但已能见出高晓声对作家形象持续性的经营。在不同时期的创作中,高晓声不停改换面具,将生活实感和写作实感托付给笔下作家。

【注释】

①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至九)》,《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4页。

②高晓声:《陈奂生出国》,《小说界》1991年第4期。引自《陈奂生上城出国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页。

③陈思和:《又见陈奂生》,《小说界》1991年第4期。

④石湾:《冬祭高晓声》,《文艺报》2012年1月16日,第12版。

⑤⑥高晓声:《书外春秋》,《花城》1982年第3期。引自《高晓声1982小说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页、40页。

⑦高晓声:《陈奂生》,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第1-10页。

⑧高晓声:《陈奂生上城出国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223页。

⑨黄文倩:《在巨流中摆渡》,武汉出版社2011年版,第141页。

⑩据高晓声自注,《痛悼方之》完成于1979年11月2日,《我的两位邻居》写于1979年11月8-15日。高晓声:《痛悼方之》,《北京文艺》1980年第1期;高晓声:《我的两位邻居》,《雨花》1980年第1期。

⑪章品镇:《关于高晓声》,《人物》1981年第1期。

⑫高晓声:《曲折的路》,《四川文学》1980年第9期。“一张皮紧包住骨头,推也推不动”的细节,也见于小说《刘宇写书》。

⑬高晓声:《我的两位邻居》,《雨花》1980年第1期。引自《高晓声一九八〇年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页。

⑭小说中的酷热气候有所本。常州地方日报报道:“1978年6月26日——7月10日常州连续15天出现35℃以上高温天气,其中37℃以上的天数有11天,最高气温达39.4℃。”庄奕等:《看58年间常州高温记录》,《常州日报》2010年8月9日第A03版。

⑮高晓声:《曲折的路》,《四川文学》1980年第9期。

⑯高晓声:《我的特别保健法》,《祝您健康》1995年第2期。虽时隔多年,此文对误诊来龙去脉的说明应该仍是可信的:从误诊到确诊可以精确到“六个月零十四天”,诱人联想高晓声似乎对照着当年病例在写作。

⑰钱中文:《忆高晓声》,《钟山》1999年第6期。引自高晓声研究会编:《高晓声研究:生平卷》,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57页。

⑱高晓声:《正邪冰炭二十年》,《人物》1987年第1期。引自《高晓声文集:散文随笔卷》,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第142-143页。

⑲陈椿年:《记忆高晓声》,《钟山》1999年第6期。引自高晓声研究会编:《高晓声研究:生平卷》,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1页。

⑳施竹平和《陈奂生出国》中的辛主平的名字,似由高晓声第一任妻子邹珠萍化来。1957年,高晓声因“探求者”事件受到批判,同年与邹珠萍结婚。1959年邹珠萍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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