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青莞

摘要：我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历程中，北京电影业始终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20世纪初期的北京更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政治地位等因素，使得电影事业的发展在这里呈现出了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模式。而天桥作为“老北京”的象征，是北京平民社会的典型区域，因此，研究北京电影市场发展自然不可避开对这一阶层及其相应市场的调查，通过对天桥电影业发展的研究，旨在一探1930至1948年间北京电影市场在中下层阶级中的发展状况。

关键词：天桥电影   受众定位   放映模式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9）16-0170-02

在20世纪20-30年代，北京居民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便是“逛天桥”。天桥位于北京城南部，前门以南，永定门以北，东面是天坛，西面是先农坛。“天桥好像北京的阁楼，凡是当下不需要的，都可以随手扔到里面，不过，它也并不只是简单被动的接受外化之物，以便让城市维系其他地区的秩序。”[1]天桥就像北京城里一处并不起眼但不可或缺的“垃圾场”，消化吸收着这座城市扔弃的废旧物，再转化为新的物质发挥新的价值，它正是用这种独特的精神风貌在庄严肃穆的帝京保持着旺盛的活力，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目光。

一、“贫民窟里的‘红白蓝”——根植于市井文化的天桥电影院

电影进入北京，最早始于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外国人来北京拍摄纪录片。1907年，北京东长安街路北开办了由外商经营的北京第一家电影院——平安电影公司，随后，前门大栅栏的大亨轩改名为大观楼，也开始放映电影，每晚座常满。[2]当时电影院所放映的影片，大多为滑稽笑片，而又以法国百代公司的影片居于首位。电影的票价也是根据电影场所的设备条件及影片好坏或上映的次序而定。

根据《北京电影业史迹》中列出的“北京最早电影戏资（票价）与售票办法”可推出，北京早期电影院中即便是三等票价平均也可达到大洋两毛，然而根据陶孟和在1930年做的北京社会各阶层家庭经济状况分布调查统计结果显示，低收入（不包括赤贫）与中等收入的家庭约占全市人口的75%[3]，下等的中产阶级和赤贫人口更是占据全市人口超过一半的比例，由此可见，中低端消费水平占据当时北京的主要消费等级，贫困人口依然是北京人口分布的主要阶层，显然，这个城市里的贫民是无法像中产阶级以上的居民一样享受到北京新消费结构带来的变化和解放的，也就更难以将娱乐休闲的花费用于票价并不低廉的电影中去。

但天桥地区电影院的出现，以其低廉的价格极大地满足了当地低收入人群的观影需求，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天桥的电影院在民间盛行，一度刮起全民观影的风潮。

最早真正意义上出现在天桥的电影院是由一个叫钱振彪的人创办的，其后改名钱炳南，原是城南游乐园电影场的放映员。1936年初，西单老商场失火后，钱振彪与其弟振庆、振华、振兴在老天桥先农市场三角地开了大席棚天桥电影，此后天桥电影又迁至天桥南来顺饭馆隔壁的几间房內，改称天桥电影院。[4]

促使天桥电影院能够在天桥获得一席之地的原因除了钱振彪兄弟的实业家精神，更在于天桥电影院独特的放映模式。“所有上映的国产故事片，都是在“街北”大影院如大观楼、同乐、光明等演了很长时间后，才轮到天桥的影院放映，影片到了天桥电影院，一演就是几个月不换。”[5]这恰恰印证了前文所说：天桥地区作为城市回收机制的功能性定位。其他影院下线的影片资源在这里以低廉的价格再次获得放映，即充分发挥了影片资源价值最大化，同时也是作为天桥市场多元化的补充。这里的环境和影片质量虽远不及其他地区影院规模，但对于选择来天桥观影的百姓而言，“如此电影院，倒也可以常予《才子佳人》以相偎依，情话绵绵，心灵交流的机会。”[6]在天桥消费，虽难以得到质量上的满足，但这里却能够带给同样身处这个城市却鲜被关注的群体一个心灵上被满足的舒适感。贫穷的百姓在这里一样可以获得暂时的消费平等与权力，天桥电影院以其低廉的价格和高灵活性、简便易操作的放映程序获得了与其他中高端电影院同样的观片资源和休闲体验，以此来提供给这些社会底层百姓同样自由、舒畅的娱乐的权力。在当时这个恢弘帝都统治下的小小“贫民窟”中，竟为世人提供了一个主流经济和社会秩序操控下的另外一种可能，也为天桥电影院能够在此诞生并大受欢迎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原因。

二、泡沫下的幻影——受众错位的天桥电影市场

自从“天桥电影院”出现后，天桥又于1940年12月开设了天桥吉祥园电影院，但由于业务不振，几个月后宣告倒闭。此后又先后出现了“新民”、“中乐”、“天乐”三家电影院和一家仅有电影屋子大小规模的“上海电影院”。一时间，天桥小电影院在天桥盛行，其所获得的利润不亚于北京的中型电影院。

但天桥地区条件的局限性依然无法避免诸多影院在此破产的厄运，分析天桥地区电影院由兴到衰的原因，除了设备老旧、条件太差等客观条件外，我们还可以从天桥最早出现电影院的新世界游乐园和城南游乐园的发展历程中找到原因。

新世界游乐园建于1913年，地处华严路和万明路交叉口，为五层洋楼，二、三楼分别是戏园子和电影院，门口售票，票价为30大枚铜板，购票后楼内游戏可以随便玩。[7]

1917年，一位名叫彭秀康的商人在天坛北边租了一大片空地，建造了城南游乐园。戏园、影院和舞厅设在北面，游艺园从早8时至午夜开放。成人票价为十个铜板，儿童减半。购票入园后，游客可以不限时间场次的游玩。[8]

然而，尽管两家游乐园一开始都获得了极大的欢迎，但都没有能够坚持下去，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受众的定位错位。当时北京去天桥的人们大多并不熟悉机械装备，在董玥教授的《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一书中》就曾用数据佐证了这一事实：“在一份1930年的工会调查中列出的工厂只有一家电力公司、一家火柴厂、一家供水公司，以及一家刚刚增设的印刷厂……虽然这座城市拥有百万人口，受雇于现代工业的人却寥寥无几。”第二点失败的原因在于这两家游乐场的受众有限的消费能力，前文已提到，天桥的受众大部分为城市的贫民，对他们而言，与其花高昂的门票进行休闲娱乐消费，不如选择在场外看上一场免费的杂耍表演，同样也能起到放松的效果。加之底层贫苦人民大多从事的是体力劳动，固定的工作与休闲时间对于他们而言几乎是一种奢望，所以去游乐园放松的频率更少之又少。因此，天桥这两大游乐场的失败究其根本，是没有结合北京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与工作方式。同理反观天桥的电影行业同样如此，“天桥的商贸是和表演结合在一起的，在买卖交易的同时，就有消遣娱乐。在这里，那种专门在固定上班时间之外排解工作疲倦的娱乐休闲却没有什么市场。”[9]作为固定时间段播放影片、花钱投入一段时间、长时间里没有新的电影片源的天桥诸多电影院而言，同样存在巨大的问题。

三、结语

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对天桥的兴趣开始重新燃起，但董玥教授依旧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他认为“就算今天的北京能够重建天桥文化的商业一面……这里的活力和动态也都不可能再复原以往……回收再生，作为老天桥的本质，已经永远地消失了。”[10]但也有学者对这一观点抱有乐观的看法，“当历史跨入21世纪的时候 ，一個继承优秀民族文化传统的天桥，将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11]不论未来天桥将何以发展，我们不可避免地会从它别具一格的空间结构、发展历程以及市场模式中窥探到它在20世纪初对于北京城中下层小市民娱乐消费方式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而天桥在北京这座帝王之城的发展变迁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将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参考文献：

[1][7][8][9][10]董玥.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2]李自典.民国时期的北京电影[J].北京档案，2014，（04）.

[3]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4]田静清.北京电影业史迹（1900-1949）[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

[5]崔金生.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天桥看戏看电影[J].北京档案，2010，（09）.

[6]首都电影院 国泰乃友邦根据地 中央为国产本营[N].新京报，1939-03-07.

[11]黄宗汉.老北京天桥的平民文化[J].北京社会科学，199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