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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具“三足鼎立”学科知识结构的古代音乐史著作

2019-10-09万博

艺术评鉴 2019年16期

万博

摘要:在20世纪诸多古代音乐史著作中,《古乐的沉浮》是一部具文化史视角,在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音乐审美文化心理与历史文化演化规律,以及多学科、多维度的观照中展开论述的“新史学”著作。就其内在结构而言,它也是一部将音乐史、音乐美学史、音乐传播交流史研究合为一体、具“三足鼎立”学科知识结构的古代音乐史著作。该书的研究视角、方法、撰述结构以及文字表述,在当时可谓充满新意,在现在看来仍具有一定的引领性。

关键词:《古乐的沉浮》   中国古代音乐史   学科知识结构

中图分类号:J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9)16-0011-05

《古乐的沉浮——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历史考察》(简称《古乐的沉浮》[1])作为修海林先生的第一部音乐史研究专著以及《文化哲学丛书》中的一本,脱稿于1987年,1989年初版。该书自问世之后,在音乐界乃至文化、学术界影响较大,迄今已近三十年,并被不断再版①,受到学界持续关注。就目前所见有关该书的评论,主要有戴嘉枋先生的《从文化史角度审视古代音乐——读<古乐的沉浮>》[2]、王青的《从<古乐的沉浮>看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3]、马琴的《尊重史实、静水流深——读<古乐的沉浮——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历史考察>有感》[4]、赵思远的《文以载道,史海遗珠——读<古乐的沉浮>有感》[5]、孙可臻的《在历时中展开共时——<古乐的沉浮>读书札记》[6]。这些书评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对该书的认识,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笔者通过对《古乐的沉浮》进行反复研读,收获颇多、感触颇深。故拟结合自己对中国古代音乐史著述研读的学习体会和心得,在已有评论的基础上,重点从该书的内在结构与学科知识建构的角度,对其思想内容、撰述特点、学术价值以及对今人的研究的启发意义等方面,给以点评。

一、音乐史、音乐美学史、音乐传播交流史“三学一体”的整体建构

就撰述体例与学科知识的建构而言,虽然20世纪的诸多中国古代音乐史著作,在撰述体例、历史分期的框架与认知模式上不尽相同,甚至因撰写者自身的学术背景、知识结构的不同而有所侧重,但是从总体上看,仍然是在古代音乐历史知識的历时性框架中、尤其是以朝代体框架为主要参照的体例中展开。《古乐的沉浮——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历史考察》一书则具有文化史视角,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在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音乐审美文化心理与历史演化规律以及多学科、多维度的观照中展开论述的“新史学”著作。就其内在结构而言,该书实际上是一部将音乐史、音乐美学史、音乐传播交流史这三个学科的主体或核心内容,在全书的体例与内容安排上,各自分立却又统一在其“音乐文化史”论述中,维系在“三学一体”的学科知识综合性建构框架中。

其实,这种撰述方式、结构或体例,反映的正是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科知识建构的某种特点。实际上,任何一个艺术门类的历史学科,其学科知识的系统建构必然会涉及到多种学科研究。不仅会与相关学科形成知识的交叉,甚至还会因这种学科知识的交叉而形成分支学科知识,从而构成某一艺术门类历史学科知识建构的交叉、综合而又相对独立的局面。中国音乐史学这一历史学科下属的分支学科,有中国音乐美学史、中国音乐教育史、音乐传播交流史等,甚至不少还是与某些大学科“共享”的分支学科,在此不一一列举。在通常的古代音乐史学著述中,这些分支学科的知识在其朝代体或乐种、乐事及音乐文物的历时性体例中得到反映,是很正常的。但是,随着学科的发展及其知识建构的不断充实、深入与系统化,以及研究者因其学识、兴趣而在研究方向上可作的多种选择,音乐史分支学科的知识建构迟早会进入学术撰述者的视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下半叶,在杨荫浏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问世之后,一部在当时具标杆意义的通史性、朝代体古代音乐史著述已经形成。与此同时,在新的学术文化思潮的影响下,具有“新史学”意义的音乐史著作的撰写,自然会有别开生面的意义。选择“从文化史角度审视古代音乐”,并从不同的分支学科角度来考察、阐述古代音乐文化的历史发展,可以在不同研究方向上拓展和形成新的音乐史分支学科知识系统,并通过某些专题研究的集中阐述、深度拓展,从整体上促进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科的深入发展。我们在《古乐的沉浮》一书三大章结构中看到的,正是作者从音乐史、音乐美学史、音乐传播交流史这三个分支学科来分别阐述和建构古代音乐文化历史发展的撰写思路与内在结构。可能是因为这本书作为《文化哲学丛书》中的一本而有编撰体例上的要求,书中没有用上、中、下三编的方式来设定其撰写结构,但是,该书“三学一体”音乐史分支学科知识的综合性建构,却是明确的。②

该书作为文化史的音乐史,在撰写中不仅贯穿有多种“文化视角”,并且还贯穿着一条可以称之为音乐史“文化哲学”观的主线,即作者在全书的“结语”中特别提到的:“‘古乐的沉浮,其实质就是音乐艺术在与人类社会生活发生多种联系时所表现出的人的情感生活的‘沉浮,或者说是人的心灵的‘沉浮”。 [1]可能正是基于这样一种音乐文化哲学观念,作者选择了从三个音乐史分支学科的知识建构与文化阐释的角度,对古代音乐的诸种文化现象加以审势与评判,对历史上重要的审美意识作微观的论述与分析,对不同地域音乐文化之间的传播、交流及历史变迁大势以宏观的把握,并“有意识地去发掘那些隐藏在诸种音乐文化现象背后,使人的音乐情感生活及其行为方式具有生命意义的文化心理形态”[1]。

二、古代音乐史篇章:一幅展示并评价古乐发展大势与人文风貌的历史长卷

《古乐的沉浮》首章以“古乐历史长卷的审势与评价”为题,以宏观与微观、历时与共时相得益彰、多维多向的文化视角,展示并评价了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沉浮变迁、情态风貌。但是该章的写作,却是建立在古代音乐史学科知识系统构成的基础之上的。其中的学科知识点、专题研究成果及史事、名词概念的介绍和界定,以及朝代体概念在章节体例中的呈现都是清楚的,实际上也就是古代音乐史学科知识较为系统的呈现。并且与此书最早的版本相比,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插图本”增补了许多乐谱、乐器及反映历史音乐活动的文物图像资料。但是,“作为文化史的音乐史”,该书的撰写又很不同于一般音乐史教材类著作的编撰,而是重在对古乐发展的文化风貌、沉浮变迁之历史态势的宏观把握以及对历史文化情感心理、心态乃至文化品格、人文精神的微观揭示和评价。由此可以理解,作者对该章的题目,为何用“审势”而非“审视”一词。“审势”之“势”,是形势、趋势、历史发展大势之“势”。作者为我们描绘的这样一幅历史长卷,让我们看到了古代音乐的兴衰沉浮及其动态性发展趋势。从各章节标题的关键词中,可以看到对各历史阶段音乐文化事象及相关历史情感、文化内涵、人文精神、文化风貌的高度概括,这些正是该书“作为文化史的音乐史”的撰写特点。但是,该章的真正精彩之处,仍在于文中各章节以富有诗意与才气,用词讲究而叙述凝炼的文字,对各历史阶段的音乐所作出的文化评价。

《古乐的沉浮》在讲述中国古代音乐发展历程的时候,并非是对音乐史知识点的简单陈述与罗列,而是从一个个事例中总结出历史发展的规律。这种规律性的总结,若是没有“宏观”视角,是难以做到的。例如,该章首节讲原始乐舞的文化心理,作为专题研究成果,其论述摆脱了通常音乐史教材、著作的论述模式,而是以文化心理分析为主线,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总结出原始乐舞乃至民族音乐文化心理的三个基本特征:思维的超越、文化的认同、情感的宣泄。文中的论证视角宽阔而具新意。例如仅在论证“图腾之乐”这一个问题上,就引证了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马林诺夫斯基的《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来佐证自己的观点。[1]又如,对于先秦“人道”精神,作者在文化评价上,既指出先秦社会思潮及音乐实践中“由对天道、神道”的待奉而转向对“人道”精神的推崇,肯定“新声”的流行和人性的解放以及“礼崩乐坏”局面产生的历史必然及其人文价值,同时又指出,音乐思想领域中先秦诸家论乐却常常是以“新声”为关注甚至批判的对象,去思考和正视“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拉开了历史上“雅俗之争”的序幕③,并从更高的伦理道德和理想社会的发展层面去反思现实,同样体现了一种“人道”精神。这样的思考与区分,不同于一般的认识,有其深刻之处。作者还将魏晋南北朝称作继春秋战国以来的第二次“新声”泛滥时期,继续历史上的雅俗话题,但是又从“以俗入雅”或“以俗代雅”的角度从认识上作进一步的深化,同时又加入了俗胡兼采、“情變听改”的内容,将二者所具有的不同时代文化特征进行比较、区分,对音乐史上雅俗问题的思考和评价提供了多种着力点。再如,作者通过对体现唐乐高度成就的法曲《霓裳羽衣曲》的产生、流传过程的论述,最后总结到:“当民族音乐文化在传统的轨道上向前推进的时候,其强大的推动力恰恰来自文化内在机制的开放性与兼容性,这或许正是当我们向历史寻求可借鉴的经验时得到的一个‘遥远的回声”[1]。并且,作者在谈到隋唐燕乐时,专门谈到“在这种异质文化的接近、兼容过程中,传统文化的血液中由于获得新输入的营养而加快了自身的新陈代谢,从而更多地焕发了自身的青春活力”[1]。在这样的文化评价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作者面对民族音乐文化得以取得良好发展的机制与规律的认识。再有,关于汉族世俗生活中“载歌载舞”能力相对于其他民族的逊色一筹而言,文中提出因“地方戏曲艺术在民俗生活中占据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一些地方“汉族的歌舞音乐主要是以戏曲这一‘乐的综合艺术领域中找到了自己的栖生地而延续自身”。[1]如此等等,不一而论。这种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却又站在一定历史高度,从多种文化视角给予观照,以既富哲理而又具诗化意蕴、概括精练的语言,揭示古乐文化存在的深层含义并给以评价,各章节皆有。

三、古代音乐美学史篇章:学科知识系统核心内容的建构

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史学科基础知识系统的建构,其核心内容尤其重要。该书第二章“古代音乐审美意识探微”约有9500字,是可单独成书的篇幅。这一部分是作者在专题研究基础之上,对已完成的古代音乐美学史核心内容研究成果的集中呈现。此章包括对“乐”与“和”这两个古代音乐美学史上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审美范畴的字源学考证,以及对其美学内涵与特征的详细阐释,用力甚深。④这种探讨至今看来,仍是对古代音乐审美核心范畴研究方法新颖、考证深入、论证扎实有据、论点独到而有新意的典型案例。

此章的先秦诸子音乐美学思想部分,主要包括对先秦儒、墨、道三家中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音乐美学思想的研究。其中,对诸家音乐思想有高度的概括、提炼和阐发。在该章中份量尤其重的,是对《乐记》《声无哀乐论》《溪山琴况》这三部最重要的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典籍的研究。⑤作者对于这三部著作的研究,用力甚深,阐述详实、观点独到,长期受到国内外美学界和音乐美学的关注并获得较高的评价。

在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史上,《乐记》《声无哀乐论》《溪山琴况》这三部著作所代表的三种体系、领域各不相同的音乐美学思想,称得上是这门学科知识构成的三块基石。这也是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史学科知识系统构成的特点所在。如《礼记·乐记》作为儒家音乐思想的集大成者,地位极其重要。历代儒家人物所谈的,更多的是对其进行诠释。嵇康《声无哀乐论》的独特性,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徐上瀛《溪山琴况》是古代琴乐表演美学理论的集大成者。因此,这三部著作作为三块基石,在古代音乐美学史学科知识整体建构中,其份量之重,其学术地位之重要,其思想在整个古代音乐美学史上所占的比重,都是无法用“三书”的数量来衡量的。结合作者在1991至1995年发表的古代音乐美学史研究成果,⑥可以看出该书所呈现的古代音乐美学史核心内容,在建构和拓展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史学科知识结构方面的重要性。因此,可以说该章无论从篇幅上,还是从其在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史学科知识构成中的重要性上讲,都是完全可以将其作为学科知识的核心内容来看待的。或者说,该章正是作者通过专题研究的积累而建构起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史学科知识系统的核心内容,并为其后数年的整体拓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对这些成果的深入阅读可以发现,作者对《乐记》《声无哀乐论》《溪山琴况》音乐美学思想的研究,不是浅尝辄止、大而化之,而是宏观着眼、微观入手,将这三本书的概念、思想及其论述进行拆解、梳理、分类、分析然后再整合,形成具有机、立体结构的认识成果。作者所提炼出来的概念和命题及其解读、辨析和总结,都是在整体的观照上形成的,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学养与功底。这些成果至今仍是作者古代音乐美学史研究中最具价值和特色的成果。而且,其中亦可见其日后探讨“乐本体”“音本体”问题的发端。

四、音乐传播交流史篇章:古代音乐传播交流及其地域文化特征的历史研究

《古乐的沉浮》的第三章以“华夏古乐的传播、交流及其地域文化特征”为题,是在历时的、大略的朝代体框架中,展开论述的。就该章的论述特点来说,一是以传播与交流为题展开论述,从一开始就在历史音乐研究中建立了传播学与交流史的互动,而非仅限于对音乐交流现象及其特点的描述;二是将音乐史学与文化传播学研究相结合,着眼于文化传播的历史大势及其规律,以华夏文化与外部的传播交流和内部的传播交流这两大块内容,从整体上建构起论述框架。这是该书最早在该研究领域提出的一种认知或论述模式。在具体的论述中,虽然该章所论,也涉及到许多具体的历史知识,并以具体的历史事实为依据,展开论述,但该章的一些新见,却多出于宏观的论述。作者从宏观的角度,首次提出了古代音乐传播、交流中存在着的“两大流向”,即从“西-东”(先西而后东)与“北-南”(由北而南或由南入北)来谈中国古代音乐史上华夏文化与外部文化以及文化内部多向多重的传播与交流。这样一种有关中国音乐史上的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认知模式,在修海林的课堂讲授中,一直沿用到对近现代音乐现象的宏观把握。正如其在该章开首就强调的,“在世界范围的音乐文化传播、交流过程中,外来音乐文化对华夏音乐的传入并不是侵蚀、吞没它,而是反被吸收、消融在它自身的文化系统中,甚至转化并形成一种新的民族音乐文化特质” 。[1]作者后来提出的文化建设和发展中的“主动选择”问题,对此有进一步的论述。⑦这些论述至今仍有启示性。

在历时中展开共时,是修海林中国音乐史学思想方法论层面的一个重要观念。这个观念最早在《古乐的沉浮》“结语”中提出,后有详细阐发⑧。历时与共时的问题,在当今的音乐学界尤其是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涉及较多。但在80年代的音乐史研究中,注意将二者结合、在历时中展开共时的研究方法是具有先进意义的,这一特点在第三章中得到了体现。其研究是在历时性框架中对相关史料进行重新的梳理、分析与整合,在历时与共时的交错中探讨问题。其中很多内容的论述都具有开拓性且意义重大。在第三章,作者在讲述古代音乐文化流播的历史进程时,提出了另一個重要观点是,认为“华夏古乐尽管是乐有南北,声有东西,其流播尽管也是或北乐南流或南乐化北,但在文化的相兼互融状态中,却形成了一个经久不衰、共生共荣的文化系统。这也或许是华夏古乐之历史传统从未间断、消亡的基本原因吧!”同时,为避免认识上的另一种偏颇,作者又指出,在同一个文化共生状态中,“文化中吸收与兼容并不意味着文化自身品格的改变,这是应当充分意识到的”。

该章的最后部分专谈因自然气候地理环境影响而形成的人文传统与古乐审美观,特别是历史音乐传统的形成与历史沿革的关系等。这样一种学术思路,不仅在当时,至今仍是前沿的。该书所谈“审美观”,就作者在音乐美学理论研究中一贯强调的,既包括哲学美学思辨观念层面,也包括感知认知层面的内容。从文中所涉来看,其中与“地理文化特征”有关的古乐审美观,包括“乐通阴阳”(涉及到古代的“气”论及乐律学理论)的观念、乐舞的产生及其功能、天人合一的观念等等。在地域性民族音乐的形成方面,作者通过对数个典型案例的新释或论证,在历史音乐框架中,说明地域音乐文化与音乐审美评价的关系。这方面,以季札观乐中“能夏则大”的评价,建立夏、周、秦在地域音乐方面的联系,是在历时中谈共时、由地域谈音乐传承关系,实际上是谈历史音乐传统的问题。

文中对地理自然环境、民族文化形态与音乐审美心理气质、性格和音乐风格情趣的关系,是从历史上被视为“郑卫之音”的民间音乐、“楚声”歌舞、琴派风格、南北曲风甚至畲族妇女习惯用“假声”歌唱的原因等多种方面进行探讨的,富于启示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给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可拓展的空间。

五、结语

《古乐的沉浮》一书,是新时期新一代学子在新的学术思潮影响下产生的一部具“新史学”意义的中国音乐史著作。产生这样一部著作的学术、文化氛围,在该书的“新版序言”中有较充分的表述。据作者本人所说,该书最初的撰写,就是想“完成一部像《美的历程》那样的音乐史著作”。从某种意义上讲,此书可以说是一部音乐史版的《美的历程》。

通过对《古乐的沉浮》以及修海林教授的《音乐美学通论》《音乐学之统合》等其他著作、论文的研读,结合他对学生的授业、解惑,均可看出先生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与敏锐、深刻的学术见解。读先生的文章或听他的讲课,每读一遍、每听一遍,都有新的收获,都有新的启迪。先生在1997年再版序言中曾说到,“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学术使命,需要有所‘言。问题只在于,‘立言之始,一要谨慎,二要求实。特别是不要在基础理论问题上铸成大错。唯一能够避免的办法,就是对待任何学术问题,都要老老实实,实事求是,至少保证在目前的认识基础上不出原则上的错误” [1]。先生经常对我们讲史学、美学研究中学理基础的重要性,正是此意。

注释:

①包括1989年初版(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再版(山东文艺出版社)、2013年新版(插图本)(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三版的内容基本未有变动,正如作者在再版序言中说的:“对待一本书的再版,最好的态度就是保持它原有的面貌。”

②王青《从<古乐的沉浮>看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交响》2015年第2期)一文是从多元的学科交叉研究角度,认为该书“在总体上形成了以史学为基础、以审美为理解、以传播交流为事实的文化历史认识逻辑”。

③详见修海林《古乐的沉浮》,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3年,第一章第三节,21-31页。雅俗之争、“戎华兼采”问题在该书多章论述中一直贯穿其中。

④相关专题研究成果为:《“乐”之初義及其历史沿革》(《人民音乐》1986年3期)、《“乐”——古乐文化的传统审美心态》(《中国音乐学》1989年3期)、《“和”——古代音乐审美的理想境界》(《文艺研究》1988年4期)、《“和”之初义及其文化学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0年4期)。

⑤相关专题研究成果为:《先秦诸子音乐美学思想概述》(《中国音乐》1985年3期)、《<乐记>音乐美学思想试析》(《音乐研究》1986年2期)、《论嵇康的音乐美学思想》(《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5年2期)、《<溪山琴况>音乐美学思想》(《音乐研究》1989年1期)。

⑥《氏族社会音乐形式美及其美感特征》(《中国音乐》1990年4期)、《周代雅乐审美观》(《音乐研究》1991年1期)、《古代音乐美学思想读书笔札(魏晋-隋唐;宋-明;清)》(分别刊载《中国音乐》1991年2、3期;1992年4期)、《上古三代的音乐审美意识》(《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3年3-4期)、《春秋宫廷诸官的音乐观及其审美意识》(《云南艺术学院学报》1995年2期)。

⑦修海林:《关于中国音乐“双文化”现象的若干思考》,《音乐研究》,1993年,第4期。

⑧详见修海林:《在历时中展开共时——为中国音乐史研究开拓新路径的感想》,《中国音乐》,2000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修海林.古乐的沉浮——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历史考察[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3.

[2]戴嘉枋.从文化史角度审视古代音乐——读《古乐的沉浮》[J].人民音乐,1991,(02).

[3]王青.从《古乐的沉浮》看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J].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15,(02).

[4]马琴.尊重史实、静水流深——读《古乐的沉浮——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历史考察》有感[J].音乐时空,2015,(10).

[5]赵思远.文以载道,史海拾珠——读《古乐的沉浮——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历史考察》有感[J].戏剧之家,2017,(10).

[6]孙可臻.在历时中展开共时——《古乐的沉浮》读书札记[J].黄河之声,201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