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倩华

摘 要：“恨”文化是韩国极具代表性的一种民族文化，恨是韩国人表达内心无比愤怒郁闷的特殊情绪。韩国“恨”文化作为一种民族特色文化，是对其本民族发展具有独特助力的因素之一，也促使其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性格，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韩国“恨”文化; 民族文化; 外在因素对文化的影响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9）02-005-001

关于“恨”字，汉《说文》有解：“恨，怨也。”在中国语境中，“恨”的基本字义为“仇怨与遗憾”。当其组为词后则又衍生出了愤恨、悲恨等义。然而，对韩国来说这些均不足以解释其“恨”。它的“恨”是一种囊括以上情绪的更为复杂的综合情感。在我看来，这种情感除了仇、憾、愤、悲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两点：一，不满——对现状的不满;二，奋进——改变现状以使不满消解的奋进。本文我将从其古代产生、近代延进、现代发展三个角度来进行浅析。

一、“亡国之臣”带来的文明开化

人类文明宏观上，由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共同构成。大陆文化主要源于大河与农耕，典型是中国。海洋文化主要源于海洋与商业，典型是希腊。单从地理而言，位于半岛的韩国前身——古朝鲜似乎与希腊更为相似。然而，幸也不幸的是，它紧邻着纯岛国的日本与古文明辉煌灿烂的中国。

关于古朝鲜的文明开化，《史记·宋微子世家》有载，武王伐纣克殷后不久，“乃封箕子於朝鲜而不臣也。”箕子其人，为孔子所称“殷末三仁”之一。《汉书·地理志》说“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箕子朝鲜由此诞生。纵受封成为一国之侯，纵此后不必再隐没于山林而可于异乡“大展其志，大行其道”，我想，他心中终究是有“恨”的。于是，自封地朝周，途经朝歌时，他才会因满目萧然而写下“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兮。”以聊寄哀愁。

箕子的“恨”，是亡国的悲怨与无奈。身为人臣，当纣王自取灭亡时，他也曾尽力阻止。自始至终他都堅持其操守，宁“被发详狂为奴”亦不肯离去。

带着他的恨与商的器具礼仪制度，箕子为朝鲜人民打开了大陆文明的大门。作为一名杰出的哲学家、政治家与文化传播者，毫无疑问，箕子东行大大加快了朝鲜发展进程，但同时此后深受中国农耕经济与道德教化影响的朝鲜也再无法成为单纯的海洋国家。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文明开化初期的朝鲜就已深埋下“恨”的种子，并且这颗种子外层是大陆与海洋的冲突，内里则是民族性格初步形成时受外界引导而产生的所谓根基。

二、外族侵掠挤压与日本的殖民统治

历史上进入封建社会后的朝鲜饱受战乱侵扰，内忧外患少有长久停息之时。毕竟，南方的日本自外派遣唐使后日益强盛，北部草原上彪悍的骑兵又是中原王朝都不会轻易招惹的类型。但正因如此，夹在“海盗”与悍匪间的朝鲜逐渐演生出了其坚毅奋进的性格。它当然不甘终日苟且于夹缝之中，正是这种对击打、挤压的不满，带给了其拼搏的动力。

然而，1868年起日本实行明治维新，迈入资本主义世界。1876年，日本正式以武力打开朝鲜国门。当时，仍处于封建统治下的朝鲜根本无法与其抗衡。故此，朝鲜成为了日本以“大陆政策”进攻中国的跳板。从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签订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整整35年，它均属于日本的殖民地。

高中历史课本介绍说“日本侵华过程中对沦陷区实行愚民政策、奴化统治”。清代龚自珍《定庵续集》有言：“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者，必先去其史。”在同化乃至摧毁一个国家的方面，二战中的日本不可谓不得要点。在韩国（朝鲜1897年改国号称“大韩帝国”），因地理位置更接近，受统治时间更长久，日本对其文化侵略的影响远深于对中国台湾、东北乃至内地。但正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同中国人民一样，韩国人民也并未轻易投降。朝堂上，文武官员接连上书请求诛杀国贼，闵泳焕、赵秉世等大臣甚至为此自杀殉国。广大人民更是积极组织义兵，掀起了浩大的反日运动。然而，因为国力相差悬殊，加之韩国内部大批亲日派为虎作伥。直至二战结束，韩国才真正摆脱了日本统治。

日治时期，大韩帝国王室被封为日本贵族，临时政府亦只得流亡海外。战乱时期，最苦莫过平民，敌寇侵掠，国土沦丧;颠沛流离、思乡难归;衣食难觅，不得温饱。这一时期，韩国民族主义空前高涨，每个个体的生活均泡置于融有多种“恨”的社会生活中，故此“恨”完成了从一种尚有些朦胧的社会认知到一种普遍、清晰而又复杂、尖锐的民族情感的转变。

如果说20世纪前韩国所受到的侵略与挤压都还是处于可忍受的范围内，毕竟，家还在，国未亡。那么，日本的全面占领统治则是质变的转折点，因为从这一时期开始韩国切身体会到了亡国之恨，更深刻体会到了弱肉强食环境下国力衰微而任人宰割却反抗不得之恨。

先秦埋下的种子在千年时光中生根发芽。至此，它已有了树的影子。

三、现代社会中大国主导下的被迫分裂

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投降。同时，美、苏军队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别进驻朝鲜半岛南北地区。

当饱经磨难的韩国人民以为和平终于到来之时，1948年，朝鲜半岛正式分裂，其南北地区先后成立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即我们现在所说的韩国则成为了其“恨文化”的忠实传承者。

可明明进入了所谓文明和平的进步时代，对于韩国而言，它却只能承受着侵略与分裂，承受着内战的消耗。它何尝不想统一呢？然而冷战背景下，作为大国角斗的最前线，它并没有选择权。地理位置的重要与尴尬使它不得不成为那个时代霸权主义的牺牲品。

不得统一的境遇大概是至今为止韩国人民最后一重“恨”了。同时，在这一巨大推动力下，其“恨”之树最终得以成形。

当今社会，这株“恨”之树对韩国人的影响可谓体现于方方面面。简以两方面为例：

1.经济短期腾飞。韩国人以“恨”为基，在二战后可谓一改旧容，凭借“新村运动”、“汉江奇迹”，韩国跻身亚洲四小龙、20国集团，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这与其“恨”文化中奋进元素密不可分。

2.民众激进的政治情怀。最朴素而言，无论部署萨德时期、岁月号事件时期，抑或前总统亲信干政案时期，打开新闻频道，相关报道无一不涉及民众请愿、静坐、游行之事，其声势浩大、民情激愤实为惊人，而这主要因于“恨”文化中的不满元素，所以他们抗议宣泄。

自西周初年至今，韩国“恨”之树由种子起逐渐长成，其内容复杂，原因多样。

总之，我认为韩国“恨”文化作为一种民族特色文化，是对其本民族发展具有独特助力的因素之一，也促使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性格，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荆 盼（指导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