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伟

交稿最快

1995年8月，我接管当时《三联生活周刊》留下的残部，成为第四任主编。那时，周刊只留有四个记者，能调度的力量有限，我只能依靠在新闻界与文学界朋友的资源。我想到了要开一个讨论生活态度的专栏，就邀请一帮作家朋友——余华、苏童、格非、叶兆言写小品，当然也就找了王小波。

小波交稿是最快的，他给我的第一篇《个人尊严》就发表在我主编的第一期刊物——1995年第五期上，刚开始的栏目叫“生活广场·大家谈”，放在最后两页，是尾声。现在回想，王小波给周刊开专栏所写杂文，要尊严是个大主题。尊严是人的立足之本，尊重自己、尊重他人，独立自主的人互為尊敬，不被奴役，才有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

给我的这第一篇文章中，他以春运与公厕的现状，说一节车厢里的人“挤在一起像一个团”，公厕肮脏则是“满眼都黄白之物”。他说，“中华礼仪之邦，一切尊严，都从整体和人与人关系上定义”，所以，当个人单独存在时，居然只能算是“一块肉”。我称好，示谢。他紧接着又发我一篇《有关媚雅》，调侃大众被格调蛊惑，易在高雅门槛里装态，其实比媚俗害处更大——找罪受也是小波要挖苦的重要主题。他举例自己听布鲁克纳交响曲与巴赫的合唱，前者是“恨不得一头碰死算了”（遗憾的是他感受不到布鲁克纳的感人之处）;后者是写老太太唱“哈利路亚”，用力过猛，假牙从口中飞了出来，使神圣的赞颂变成了一声“噗”。

当时邀稿要求千字文，篇幅在1500字内，他的叙述简练，有投枪匕首的意思，又带冷幽默，周刊同事们读了，人人叫好，以争相传阅为快。我因此就邀王小波专门开一个专栏。

晚生闲谈

专栏从1996年过完春节他就开始写，刊出是3月下半月那本了。王小波自己给专栏起名叫“晚生闲谈”，与前辈比，他称自己是“晚生”，这“晚生”又隐含些微挑衅的意味。他那时已经用传真机，稿子写完就用传真机传到编辑部。专栏的第一篇是《另一种文化》，“另一种”是指人人心中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暧昧的共识”。小波要嘲讽那种不敢面对自己真实内心，掩藏自己本能趣味，“鬼鬼祟祟”的人。他这样一种姿态，令当时周刊很多人着迷。

王小波有时也来编辑部找我，还是慢慢拖着步子，歪斜着身子，慵懒疲惫的样子。编辑部的人都崇拜他、喜欢他。那时办公空间很小，他也会跷着腿，随便拉把椅子，与年轻人闲聊。我后来在李银河编的王小波书信集中，看到他给刘怀昭的回信，说到他不喜欢“学以致用”的说法，认为“智慧本身就是尺度”，“人有了智慧才能有出息”，“假如你相信智慧是好的，就应该从善如流”。可见刘怀昭当时可能与他交流深入些，两人居然还有私下的交往。刘怀昭是当时周刊思想最敏捷的才女。

我们也有一两次走出胡同去吃饭，胡同很长，夏日的阳光耀目。走出胡同，地安门的马凯餐厅是最高待客规格了，但王小波其实对吃不讲究，他对物质的东西，似乎不屑分辨。他确实是独孤的精神贵族，却一直自诩为“粗鄙之人”。

才华喷溅

他的专栏维持了一年，其中有一些名篇，如《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现在已经成为人人挂在嘴上的名词了。小波要表达的是，对设置别人生活者、对被设置安之若素者的厌恶。他绘声绘色地写了一头能敏捷地上房顶、在屋顶晒太阳、俯视傲视他类、我行我素的猪。

再比如《体验生活》，本在生活之中，却还要去“体验”。他调侃的是要把好日子变成苦日子——那个司务长说“这些菜不吃就坏了”，于是，吃掉旧的，新的又老了。持这样愚蠢生活态度的人，自称“勤俭持家”，现在也有得是。

现在回想，1995、1996年的王小波真是才华喷溅。在极短的时段里，他在小说与随笔两个领域里同时天马行空，旺盛的想象力真如火山喷发，其光焰在喷发中迅速地耀亮，又很快熄灭。人的生命能量其实是有限的，王小波真为这痛快淋漓，奢侈地挥霍了这有限。

记忆中，王小波给我的文章，经常会以“我插队的时候……”“我年轻时……”开头，文中经常会引到英国哲学家罗素，罗素是他的精神导师。王小波告诉我，数学原理本就是他的爱好，数学最能体现逻辑。但我想，还是罗素的《自由之路》，及对权力的社会分析对他影响更深吧！

净土胡同的那些日子，构成了难忘的记忆。王小波以他幽默、不妥协的特立独行姿态，甚至影响了一代人的生活态度，这是他的随笔特别重要的意义。他走了，就再也找不到这样的专栏作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