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随着高等教育女性比例的提高，高校女教师的发展直接关系高校整体发展水平。笔者通过调查发现，当前我国高校女教师存在职称总体水平低和职业倦怠、职业焦虑、职业期待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主体、客体、环体三个方面着手，缓解家庭与职业的冲突、提升家务劳动的价值，为高校女教师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高校女教师    发展现状

妇女占了世界人口总数的一半，世界的文明是男女共同创造的，是人类共同的劳动成果。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指导下，我国妇女社会地位越来越高，特别在高校教育领域，妇女队伍日益壮大，高校女教师的发展直接关系到高校的整体发展。本文所指的高校女教师是指高校专任教师中的女性，不包括行政人员或高校其他类型工作人员。笔者通过数据分析和调查发现高校女教师发展现状不容乐观，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指导，促进高校女教师的进一步发展。

长江大学地处中部省份非省会城市，合并于2003年，以理工科见长，学科门类齐全，是很有代表性的地方性综合大学。笔者以数据统计和访谈为主，共访谈了30名女教师，涵盖了文理工农医等各个学科，已婚女性占90%，未婚3人，有孩子者25人。对比本研究与相关学者的研究，发现许多相似性。总体说来，改革开放以来，高校女教师发展迅速，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最终将影响整个高等教育的发展。因此，需要社会广泛关注，优化高校女教师的发展环境。

一、高校女教师发展现状

1.高校女教师队伍逐步扩大

中国现代意义的女教师开始于近代，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前高校女教师的比例非常小，据20世纪30年代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女教师占教师总数6.97%[1]。高等教育中女教师的比例就更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实行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接受高等教育的女子越来越多，从事高等教育的女性越来越多。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迅速，女教师的人数逐步增长。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女教师几乎占到专任教师总数的一半。

2.高校女教师的职业发展问题

（1）女教师总体职称偏低。随着高等教育教师中女性的增加，高校女教师的职业发展问题越来越突出。高校教师的主要晋升通道是职称评定，长江大学2017年共有专任教师1797人，女教师为650人，占36.17%，远低于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与长江大学以理工科为主的学科倾向有關。

通过表2可以看出，在长江大学职称中，女性总体职称偏低，大多处于中级或初级职称中。从高级职称开始，女性的比例远低于总性别比，特别是正高职称，只占13.6%。女教师职称水平低于男性非常明显。

（2）高校女教师的职业倦怠明显。心理学家Freudenberger首次提到职业倦怠时，将其界定为“从事助人行业的人由于工作时间长、工作量大、工作强度高所导致的疲惫状态”[4]。李悦池、姚小玲曾对高校女教师的职业倦怠进行过质性分析，认为“高校女教师在特殊的生理、心理、社会角色影响下，科研、工作与家庭不能良好兼顾，工作晋升压力大，投入和产出不均衡是导致其产生职业倦怠的主要因素”[5]。在访谈中，已婚女教师，特别是有子女的女教师职业规划层次低和职业倦怠都表现得比较明显，有孩子者的女教师职业倦怠达到96.3%，只有1人未表示明显的职业倦怠。她们大多疲以照顾孩子和家人，而缺少从事科学科研的时间。大多认为男女可能都会产生职业倦怠，但女教师与男教师相比，工作与家庭的不能兼顾更容易成为诱因。

（3）高校女教师职业焦虑明显。“职业焦虑”是指职场人士由于不能达到目的或不能克服困难，致使自尊心与自信心受挫，或使失败感和内疚感增加，形成一种紧张不安、带有恐惧的情绪状态。职业焦虑会发生在各行各业的各类人群中，高校女教师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相当一部分具有博士学历，对自己的期望值往往比较高，但在职场中往往面临职场和家庭的双重压力。职场女性与男性形成职场焦虑的诱因更多些。已婚女教师需要兼顾家庭和职业，未婚女教师面临着剩女歧视和职业发展的双重压力。在访谈中，相当多的女性表现了职业焦虑，已婚女性的职业焦虑达到70.4%，有19人表示了对自己职业的焦虑，而未婚女教师也表现出这种倾向，3人中有2人表示了职业焦虑。张莉莉的调查显示，女性的职业压力要大于男性[6]。职业压力无法变成动力或目标长期无法实现，就容易形成职业焦虑。这种焦虑将影响女性的健康。赵艳丽的研究表明，高校女教师相对于男教师，更加自卑、高忧虑、心理健康水平较低[7]。

（4）高校女教师职业期待低。职业期待是指从业者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期待，即自己期望达到某个职位高度或收入水平。高校女教师的职业期待往往比男性低。访谈中，女性职业期待低在已育女教师中表现得很明显，79.1%的已育女教师将副教授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还有2人不愿意再追求职称。赵艳丽的研究认为高校女教师与男性相比更加自卑。这种自卑导致她们的职业期待更低。她们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教育孩子或辅助丈夫。但也有少数女性以职业追求为主。但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就会将重点放在家庭，如评上副教授。在众多女教师中，评上副教授就是自己职业追求的最高目标，极少数女性直接放弃了职称追求，直接将重心放在家庭。

二、高校女教师职业发展问题原因分析

1.两种劳动的不平等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了两种生产理论：一方面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中，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在社会发展中，两性分别承担了不同的角色，男性承担着物质资源的生产，而女性承担着人自身的生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公私领域的分离。生产属于公共领域的活动，人类的繁殖属于私人领域的活动。公共领域的活动日益占据重要位置，私人领域的活动逐渐被忽略，从而使女性受到影响。

2.家务劳动与职业发展的冲突

从妇女解放被提出，家务劳动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但几百年过去了，妇女依然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高校女教师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一般具备较强的社会生产能力，而家务劳动又消耗大量时间和精力。特别是当前竞争日益激烈的子女教育，家庭需要花费大量人财物对孩子进行精英教育，许多妇女在各种培训班中疲于奔命。早在20世纪90年代，魏国英就提出职场女性多重角色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她们的身心健康，强调绝大多数知识女性自觉自愿地承担家庭劳动[8]。2003年，张莉莉通过对7所研究型大学的500多位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研究，通过两性对比方式提出女教师在事业与生活的冲突、职业发展和性别障碍三个方面比男教师遇到更大的压力和挑战[9]。在家务劳动中，子女教育占据主要位置。在笔者的访谈中，发现妇女家庭与职业的冲突更多来自孩子，而非丈夫。家庭中两性地位相对比较平等，如许多家庭男性会做家务占到60%。高校教师家庭中，并没有谁一定得做家务，但女性会更主动地承担家庭，认为这是自己的义务。

程芳、周二华通过对10种管理期刊的实证研究，认为高校女教师的发展有五个阶段：尝试阶段（23岁—30岁）、调整阶段（31岁—40岁）、重建阶段（41岁—43岁）、再次调整阶段（44岁—47岁）、衰退阶段（48-55岁）[10]。随着国家生育政策的放开，二孩政策在给家庭带来幸福和喜悦的同时，对高校女教师而言却喜忧参半。因为女性在生育和抚育子女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意味着高校女教师如果生育二孩，需要花更多时间和精力在家庭责任上，意味着妇女的重建阶段将随着二孩的抚养延迟，职业发展的影响也会更大。

3.传统认知的影响

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影响。女性解放让妇女走出了家门，但家务劳动并没因此发生改变，依然需要女性承担。所以有人认为妇女解放不仅没有让妇女得到解放，反而让妇女更加辛苦。妇女因为生理上的原因，在子女抚养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孩子的教育上两性并没有差异，现代教育非常强调父亲在教育中的角色。但妇女因为在襁褓中的抚养不可替代性而延伸出整个儿童期、少年期等抚养。因此，人们认为教育孩子是妇女责无旁贷的事情。

妇女社会评价的依附性。社会对妇女的评价不是从自身出发，而是用男人评价女人。无论多么有成就的女人，如果没有完整的家庭，或优秀的儿子，女人都不算是成功的。“能否兼顾家庭与事业”是评价女性的重要标准，对男性的评价单一得多——自身成就。可见社会并没有把女人当成独立的个体，而只是家庭的成员，虽然是家庭的重要成员。

传统观念对女性的歧视。妇女解放提倡了几百年，妇女的地位提升了很多，但社会对女性的性别歧视依然还在。如就业市场的能力歧视、婚姻市场的年龄歧视、广告市场的外貌歧视等。高校教师招聘中的性别歧视，女性的职业选择面往往比男性狭窄。进入高校职场后，女教师需要面对各种歧视，以年龄为由的各种催婚、催生，以容貌为由各种美容瘦身等。这些都是高校女教师自卑和职业期待低的诱因。传统观念强调理想的女性是贤妻良母，这种评价都是依附他人完成的，让妇女深陷贤妻良母的责任当中，正如魏国英所说，许多高校女教师自愿主动承担家务劳动[11]。社会的这种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女性的职业期待，她们会主动放低自己的职业预期，以丈夫职业为重，以家庭的整体利益为主。

三、促进女教师职业发展的路径分析

1.从客体看

进一步提高生产力水平，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认为妇女受压迫的地位并不是天经地义的，而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恩格斯详细地阐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以及三個阶段中妇女的地位变化。恩格斯认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12]“而这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13]。现代工业革命后，社会生产能力越来越强，妇女参与公共劳动的机会越来越多。同时社会生产的发展，使家庭劳动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恩格斯指出保证妇女参加公共劳动的条件是“家庭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14]。只有处理好私人领域的劳动，将其社会化，才能让妇女放心地进入公共领域劳动。

法律上保护妇女的特殊权益。女性有特殊的生理需求，如女性生理期的工作安排，女性哺乳期、孕产假等，都应该给予足够的法律保护。高校应该给予女教师更多的关注，如孕产假的工作量减免、申报项目和职称评审中年龄限制的适当放宽。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认为家庭中男女的婚姻“仍然为众所周知的经济影响所支配”[15]。经济分配中女性依然处于弱势，当前的法律没有特别关注家庭主妇的劳动，但家庭劳动同样是社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法律特别是婚姻法应该给予劳动成果未被货币化的家庭主妇更多保护，同时强调家务劳动在家庭经济分配中的意义。

整合高校资源为女教师提供发展的环境。高校人才资源丰富，无论是教师还是大学生都是社会的优势资源。高校可以充分发挥这些资源的作用，协助女性完成孩子教育、家庭协调及技能培训等工作。发挥高校的服务功能可以从服务女教师开始，帮助她们减轻家庭压力，不仅有利于女教师的发展，还有利于高校人才培养，促进高校进一步发展。

2.从主体看

女性需要加强自我解放意识，妇女的解放不能只依靠他人，女性要有自强意识。高校女教师的职业社会认可度较高，个体生存能力较强。因此高校女教师的独立性应该更多地摒弃依靠思想，社会实践一再告诉我们，依靠谁都不如依靠自己，通过自己的动力创造幸福生活。树立自信心，高校女教师的职业发展障碍，有部分来自自身的自卑，看不清自己的人生价值。高校女教师应该站在社会的角度考虑自己的价值，自己的教学和科学研究都可以创造巨大的社会价值。

将自身解放与家庭利益、公共利益相结合。高校女教师的职业压力主要来自家庭与事业的冲突，缓解这种冲突最好的办法是将事业与家庭利益结合起来，而不是将两者对立起来。当然两者不可避免会发生冲突，妇女应该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妇女解放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家务劳动的完全社会化也不是立马会实现的。高校女教师必须放平心态，平和地面对生活的冲突。同时将更多的家庭成员纳入家务劳动的范畴，如丈夫、孩子，让所有家庭成员共同承担家务劳动。在劳动中构建幸福家庭，在劳动中教育孩子。

3.从环体看

提升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社会劳动是没有高度贵贱之分的，公共劳动是光荣的，家务劳动也是光荣的。家务劳动关系着人口的再生产、关系家庭的和谐、关系后代的教育、关系着社会的稳定。应该充分认识家务劳动的重要性，将其提升到与公共劳动同等重要的地位。只有这样，家务劳动才会吸引更多的人参与，从事家务劳动的人才不会有自卑感。

消除对女性的歧视。李树茁、姜全保、刘慧君研究表明性别歧视对国家有重要的影响，减少了劳动适龄人口总数，使人口老化加剧，同时加剧了婚姻市场的矛盾[16]。消除社会性别歧视有利于形成良好的高校女教师发展环境，只有消除了性别歧视，社会对女性的评价才会更加公平，才会更加注重女性的工作能力，而不会因为性别怀疑其能力。女性才会更加独立，不会因为自己是女性而认为依靠理所当然。

歧视的消除需要社会的广泛参与，特别是大众媒体的宣传。当前一些商业宣传强化了单身问题，将一个私人问题变成公共焦点;强化了女性外貌的重要性，反而忽视了能力提升。因此，在社会媒体如此发达的社会里，必须注重媒体宣传的导向性，以正能量宣传为主，从德智体美全方位塑造人物形象，形成正面积极的引导效应。

正如习近平在2015年的全球妇女峰会上所说：“我们要以男女平等为核心，打破有碍妇女发展的落后观念和陈规旧俗。我赞赏潘基文秘书长发起的‘他为她倡议，希望越来越多男性参与进来。”高校女教师的发展不仅需要女教师自身努力，更需要男人的积极参与，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参与。

参考文献：

[1]杨振声.女子的自立与教育[J].独立评论，1932（32）：90-91.

[2]教育部教育统计数据[EB/OL].http： //www. moe.gov. cn/ s78/A03/moe_560/jytjsj_2016/，2016.

[3]长江大学人事处[J/OL].新浪风，2017.

[4]Freudenberger. H. J.. Staff Burn-out[J].Journal of Social Issues，1974（30）：159 -164.

[5]李悅池，姚小玲.高校女教师职业倦怠的归因分析——基于NVivo10的质性分析[J].高教探索，2017（12）.

[6]张莉莉.女大学教师与工作相关的压力源研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4）：44-50.

[7]赵艳丽.高校女教师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研究[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5（8）：56-59.

[8][11]魏国英.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知识女性的角色选择[J].北京大学学报，1995（3）：79-82.

[9]张莉莉.女大学教师与工作相关的压力源研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4）：44-50.

[10]程芳，周二华.我国高校女教师的职业发展研究——基于10种管理期刊的实证研究[J].现代教育管理，2010（2）：55-57.

[12][13][14][1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5，179，179，93.

[16]李树茁，姜全保，刘慧君.性别歧视的人口后果——基于公共政策视角的模拟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06（2）：90-112.

基金项目：长江大学2017年工会、教代会工作专项研究课题“高校女教师生存状态分析——以长江大学为例”;长江大学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妇女解放运动研究”（编号：2015csy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