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奖助制度

2019-10-08李锋亮钱婷蔡政庭

大学教育科学 2019年4期

李锋亮　钱婷　蔡政庭

摘要：西南联大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教育思想对当今仍有重要启示意义。西南联大的奖助工作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表现出鲜明的政治性：将育人工作融入奖助制度，秉持以助为主、以奖为辅的原则，全力支持学生完成学业;通过奖学金评选树立典型，引导学生爱国向上;结合社会条件拓宽助学渠道，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意识与能力。在二者的联动作用下，西南联大培养了一大批既满怀爱国热情，又身具优良技能的学子，有力推动了抗战的胜利。其成功经验，对当前高校的奖助工作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奖助制度;高等教育;资助育人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9）04-0080-06

收稿日期：2019-02-25

作者简介：李锋亮（1977-），男，江西萍乡人，管理学博士，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长聘副教授，主要从事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钱婷，清华大学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六级职员;蔡政庭，清华大学研究生工作部教师;北京，100084。

一、问题的提出

通过资助加强学生培养，是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规划的“十大育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更好地实现资助育人，目前不同的研究有不同的建议，然而却鲜有从历史比较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者。笔者认为西南联大资助育人的相关做法与经验极具研究价值，因此本文以西南联大时期的奖助制度为切入口，力图再现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奖助制度运行的原貌，展现制度的特点，揭示背后的深层理念，旨在为当代奖助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鉴。

目前已有分析西南联大奖助工作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以下内容：其一，传记回忆录。这类文献生动展示了联大当年的运作情况，是研究西南联大历史的重要参考文献。其二，官方主导编纂的史料。这类文献主要有两类：一是由国民政府主导编纂的教育年鉴，二是由西南联大的组成高校整理的史料。这两类文献权威性高，内容系统而全面，是研究联大历史必不可少的材料。其三，报纸及过刊。相关的过刊及旧报纸是研究联大历史的重要信息来源。比如穆藕初奖学金的获奖名单就曾在上海《大众报》上公布[1]（P22）。其四，专著及论文。在中国知网上以“西南联大”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可以搜到文献1 757篇。①但其中直接就奖助工作展开论述的不超过15篇，并且大部分文章侧重讨论“助”，对“奖”的兼顾较少，缺乏对联大整个奖助体系的分析[2]。仅有1篇文献专门从单项奖助学金（中美庚款）入手分析其对西南联大成功办学的影响[3]。

总体而言，已有研究西南联大的文献较全面地梳理了当时教育工作的背景及特点，但鲜有具体对奖助工作进行专门分析者，更缺少对联大奖助工作運行机制及积极意义的研究。因此，本文在广泛阅读前述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对抗战时期联大奖助工作进行了较为系统与深入的分析，填补了已有研究的空白。具体而言：一是采用传记与史料相佐证、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选材方式，从浩繁卷帙中析出抗战时期联大奖助工作的运作原貌;二是在已有文献对奖助学金种类、主流教育思想的论述的基础上，侧重分析奖助工作的指导思想及背后原因;最后再对比国外关于奖助工作的有关文献，综合得出抗战时期联大奖助工作对当今时代的全新启示。

二、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奖助理念

西南联大时期，奖助工作的理念在性质、原则和执行上有着鲜明的特点。

首先，奖助工作强调“政治挂帅”。陈立夫说：“战时对青年的工作，首先是争取青年。”[4]“这班学生不但要教，还要养，教养兼施。”[5]（P223）由此可知，奖助工作的政治性，一是强调爱国，力图实现从其他势力手中争取青年这一政治目的;二是强调爱党，对学生加强思想统治的同时施以经济实惠，旨在通过各高校的奖助工作让学生感激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使其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将来学业有成回报国民政府。

其次，以助为主，以奖为辅。受到战争的影响，西南联大的许多在校生家园被毁、举目无亲，面临经济来源丧失、学业难以继续的严重困境。在这样的条件下，资助学生的重要性更甚于奖优激励。因此西南联大将奖助工作重心放在了“助”上，甚至一些奖学金本身也有助学的性质，如杨振宁先生获得的专门资助学生出国留学的穆藕初奖学金[1]（P22）。另外，作为联大核心权力机构的常委会、校务会的议题中，与助学金有关的多而细，与奖学金有关的少而简。1939年的32次常委会中，与奖学金有关的议题仅3次，其余的大多跟各类补助、救济金的发放有关[6]。这既客观反映了助学工作的庞杂繁琐，也表现出西南联大对助学工作的重视。

再次，鼓励学生“自助”。当时，学生从学校得来的奖助学金往往不足以解决经济困难。“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经济困难的条件下，西南联大没有保姆式地包管一切，而是调动学生的主人翁意识，鼓励学生自主发展，比如支持学生结成自治组织[7]。自治组织能及时而准确地反应学生需求，能在学校已有的奖助体系之外帮助学生解决求学期间遇到的困难，必要时甚至可以直接上书联大校领导[8]。这样既免去了校方一一面对学生的繁琐工作，又能锻炼学生的能力，还可有效分担西南联大的助学压力，可谓一举多得。

三、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奖助学金的种类及来源

西南联大奖学金的种类按照政治性强弱可以分为两大类。助学金的种类则有很多，包括：贷金（之后转变为公费）、校内岗位的勤工助学所得、津贴、灾害补助、医药补助、膳食费等。

（一）奖学金

奖学金的政治性强弱在于有关政党在其中的影响力大小。“爱国抗日”在当时已是无可置疑的主流思想，同时也是对参评学生最普遍、最基本的政治要求，用以区分政治性强弱收效甚微。而政党在奖学金评选中的附带宣传虽不占据主导地位，却具有较强的区分度，如“中正奖学金”以当时中国抗日武装力量最高统帅蒋中正的名字命名，“杨季豪先生纪念奖学金”则取自抗战中壮烈牺牲的国民党空军烈士杨季豪[7]（P56）。这些纪念对象都是军政人物，其背后蕴含的宣传造势之意不言而喻。而如杨振宁先生获评的穆藕初奖学金，政治性相对较弱。虽然也被冠以个人的名称，但穆先生是热心支持学子出国留学深造的大实业家。穆奖的设立者中还有中华民国首任驻印度大使、国民党党员罗家伦，但在评选时并不刻意强调学生是否具有国民党党员的身份。

另外，各省份有专为本省赴高校求学学生设置的奖学金。从1938、1939年的本专科新生名录可以发现，西南联大新生中来自陕西、华北、东北的极少，大部分来自两湖、四川、两广和江浙等省份[9]（P83-132）。生源较少的地方有的是敌占区，有的是条件艰苦难以支撑奖学金给付的革命根据地，因此西南联大没有来自陕西、河北等地的政府奖学金。

（二）助学金

抗战时期的助学金分为两大类：临时性补助和经常性补助。前者主要指为预防或救济突发性灾害而设立、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发放的救济款项，如空袭补助。

经常性补助包括贷金（后来的公费）、医疗补助、津贴等。这一部分补助除了膳食津贴外，都需要学生自主申请，经过审核后方可获得。此处值得一提的是贷金。贷金是由陈立夫首创的“德政”，后来还为国外部分大学所借鉴[5]（P222-223）。与贷款相似，贷金并不具有无偿性，学生在渡过困难时期后需予以偿还。如《对于贫寒学生患急性或长期病症者补助或贷与办法》规定，对学生申请此项补助的，“得斟酌情形，分补助与贷与二项办法”。“请求贷与学生，俟有款进来时，均须尽先缴还贷款”[9]（P616）。同时，贷金与其他大部分奖助学金存在冲突关系，即只要有了其他的经济来源或者在经济上不处于困难状态了，就不得再申请贷金。因此，如前所述，不住在学校宿舍的学生会被认为不是“确系困苦需要救济者”，不得领取贷金。

但随着战争的持续，通货膨胀也在持续，还的钱在价值上实际上达不到贷出时的价值，还不抵贷。国民政府在注意到此现实情况之后于1943年颁布《非常时期国立中等以上学校及省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规定公费生办法》，将贷金制转变为公费、免费制。

（三）勤工助学

除了奖助学金之外，西南联大还积极组建学生服务社，为学生设岗或者推荐兼职，鼓励学生勤工俭学。如《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学生领受膳食津贴之原则及办法》中规定，学生轮流负经理膳食之责[9]（P617）。

但由于是兼职，并非长期聘任，因此学生在校内勤工俭学所得酬劳也比普通员工低。有学生在回忆中写道，自己做兼课的教员时工作时间比专任教员只差两个小时，但酬劳却少了一倍以上[9]（P632）。除了校内的兼职外，学生还可以到校外找工作，如家庭教师、技工、卖报等。这既是学校和学生应对资金紧张的无奈之举，也是让学生在社会中锻炼成长的制度设计。西南联大有学生回忆：兼职可以让人“增加生活经验”，看清周围是怎样的世界[9]（P633）。

此外，因为身处战争时期，高校学生还可以参军或者从事军队服务工作，如担任翻译员等[9]（P668）。实际上，按照国民政府的征调条例，所有的大学生都有被征调服兵役的义务。而西南联大考虑到学生参军会影响学业，特别制定了专门的办法，给予参军或者被征调的学生以优惠。如1943年颁布的《西南联大学生征调充任译员办法》规定，非毕业班学生参与此类服务，可以免修军训、体育，并且最高可以抵免32学分;毕业班学生如果必修或选修的未修学分在32分以内，同样可以在服务期满后拿到毕业证书[9]（P668）。

（四）来源及其特点

一是以政府拨款为主，社会捐赠为辅。西南联大作为国立高校的联合体，自身没有过多其他的经济收入。政府的拨款数额大，是用以投放助学金的不二选择。西南联大助学金中占主要地位的贷金、津贴、公费医疗等款项基本都来自于国民政府的拨款。而社会上的捐助并不具有常规性，往往只出现于西南联大受灾之时，故而只能起到辅助作用。

二是广开源，细节流。为了进一步满足奖助工作的资金需求，西南联大采取了开源节流的方式，一方面“热诚欢迎”校外人士设立奖学金、捐赠助学金、贡献救济金，最大限度解决“供应难”的问题;另一方面将本来可以雇佣校外人员的岗位都开放给学生，既可减少办学开支，又能锻炼学生能力。

三是稳定性不强。奖学金的设立者多为校外人士，社会捐赠的奖学金有时会因捐赠者经济困难而暂停发放。①外来捐赠的救济金更是如此。即使是临时性补助，在具体的数额上有时还需要校方协调。如梅贻琦先生曾特意拜访时任国民党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的孔祥熙，为他拨款2万元救济联大学生一事表示感谢[10]。

四、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奖助学金的申请与发放

关于奖助学金的评定，西南联大将二者分而治之，形成了两套运行系统。

（一）奖学金的申请与发放程序

奖学金因为相互之间差异较小，因而相关程序的相似度较高。参考中正奖学金的相关规定[11]，可知奖学金的申请与发放程序一般如下：（1）由奖学金的设置方（如中正奖学金审查委员会总会）确定各个高校的名额、征集评选时间等相关信息，并通知各高校下設的分会;（2）分会将情况反映给教务处，并下发通知到各个院系，由院系组织学生申请。申请时学生须按照要求填写申请表并附上相关证明信息;（3）院系讨论决定人选后出具推荐意见，并提交给教务处，再由教务处汇总提交给分会;（4）分会对被推荐人进行审核，确认名单后报送总会;（5）总会最终确认，并将结果上报教育部备案留档，然后通知分会，公示名单无异议发放奖学金;（6）奖学金直接发放到学生本人;（7）奖学金发放后，各分会将持续关注获评同学的表现，如有违纪违规等现象出现，将停止发放相应奖学金。

从信息在机构间流转的角度看，仅有奖学金的设立以及评选结果会在西南联大常委会、校务会等会议上讨论，奖学金的评比等常规工作则交由相应的委员会具体实施。1939年3月14日的常委会会议上，梅贻琦当众报告了当年获得杨季豪先生纪念奖学金的人选，但是没有具体说明评审的过程和标准[7]（P86-87）;而到了1940年，历次常委会、校务会上都没有记载与奖学金评比有关的报告，仅有关于设立檀香山侨胞捐助的贷金委员会的讨论[7]（P122-162）。

（二）助学金的申请与发放程序

相比奖学金，助学金种类较多，关系面更广，因此发放程序更加复杂，不同的助学金有不同的发放流程。

1.贷金。依照贷金办法的规定，贷金的申请及评定程序如下：（1）学校每月公布贷金的申请时间段;（2）学生从注册组领取并按照格式填写请求书;（3）准备好相应的证明材料及其他附件;（4）在截止日期前所有材料送交注册组;（5）在公示前，由教务处汇总整理学生的申请，对学生的申请资格进行初步审查，然后由贷金委员会草拟给予贷金的名单交常委会讨论，通过后再对结果进行公示;（6）学生领取贷金时，必须本人持注册证前往会计室领取，不得代领。

另外，申请贷金还需要满足一些特定条件，并且相关条件随着制度的运行而不断被完善：（1）不能同时接收其他津贴或贷金;（2）1937年11月3日的常委会议决，申请贷金者必须是住在学校宿舍内的学生;（3）1940年3月5日的校务会议规定，受过纪律处分者不能完整获得全部贷金，如记小过一次即停发两个月的贷金，两次则停发半年，记大过则停发一年。

除了贫困外，因为其他原因如突发急性病症需要再申请贷金的，有补助和“贷与”两种救济途径。如果确实因贫困无力支付医疗费的，由本人向教务处申请、校医院出具诊断证明及相关委员会审查后，经常委会审议，会由学校依据医疗费用明細直接将补助款项给予医院，相当于现在的报销。同时因为这样的款项是临时性救济的补助金，不属于津贴或者其他贷金，因此可以与贷金同时获得。“贷与”与贷金相似，要求学生渡过难关后用其他收入优先偿还。

2.津贴。给予学生的津贴一般会直接指明用途、发放原因和具体金额，如膳食津贴。依据1939年《国立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学生领受膳食津贴之原则及办法》，膳食津贴与贷金的金额相同，每人每月7元[9]（P617）。这类津贴由学校直接发放，因此只需相关机构确定名单、签名盖章等手续齐全后，经常委会讨论决定直接发放。另外，膳食津贴在发放时也与其他助学金不同，它以“不将现款发给个人为原则”，由专门的机构即出纳组统一管理，有需要就领，不能多领，少领的不能补领。

3.勤工助学。凡是在校内兼差的，均由学校相关部门统一支付薪水，并将相应开支做入学校的预决算，在常委会、校务会等会议上作统一的汇报。在校外兼差的则由各单位自行给付。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校内兼差的薪水虽然较低，但是相对较为稳定，信用度较好;在校外做兼差，就有可能面临克扣工资、拖欠报酬、欺压剥削等不公待遇。同时，西南联大虽然鼓励学生做兼差，但是对学习成绩的要求也没有放松，一旦挂科较多同样面临退学的处境。

（三）奖助程序的特点

1.强调评定程序的公平、公开、公正。西南联大奖学金主要采用院系评定推荐、学校复核的模式进行，即从考虑学科的差异性及培养规律的角度，对优秀学生的评价主要请院系负责。同时，奖学金的评定推荐上，也充分尊重各组成高校的自主性。助学金及助困方面的项目，则主要是由学校统筹评定，这是公平性的重要体现。在西南联大的统筹评定过程中并无校际差异或歧视，始终一视同仁。

2.奖学、助学内部自洽，且联动性强。西南联大的奖学工作和助学工作尽管各有程序，但并非互相独立，而是联动进行。首先，奖学金总体体现对优秀学生的奖励，而部分奖项已反映出非单纯奖优而是对学生发展性支持的先进理念。如中美庚款与穆藕初奖学金专为支持学生海外留学而设。庚款由清华大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管理，其中中美庚款肩负着维持留美公费生选派的重要职责①;穆藕初先生本人当年以民间基金的形式，从五四运动中选拔了许多优秀学生资助其出国发展，其中包括段锡朋、罗家伦、方显廷等民国名人。这些人学成归来后继承了这一理念并自发设立了穆藕初奖学金。杨振宁1945年获评此奖项，并于第二年出国留学[12]。其次，奖、助学金可兼得。获评贷金的同学同样可以申请奖学款项。第三，助困项目之间不可兼得，以保证资源的高利用率。一方面，校内的经常性补助相互不可兼得，如学校发放的贷金与膳食津贴;另一方面，校内的补助款项与外界性质相同的款项不可兼得，如校内提供的贷金和来自于地方政府的贷金。勤工助学报酬为学生劳动所得，并非资金借贷，是故虽为助困项目，但与贷金、津贴等并行不悖。

3.注重考查学生的品行。同样是在战乱时期，曾有古人唯才是举，不拘一格降人才。西南联大在奖助学金评定上，重成绩，更重品行。在申请奖助学金时，对学生都有一条相同的要求：学生到目前为止没有违规违纪行为。如果学生违纪情节恶劣，即使是地位特殊的救济金，依据《西南联大关于战区学生救济办法》甲项第四条，同样会被取消受领的资格[9]（P613）。

五、对新时代我国高校奖助工作的启示

习总书记强调，高校必须积极回应“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资助育人可以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抓手。如何实现资助育人，除了学习国际做法[13]，还需要借鉴我国历史上的优良经验，西南联大的相关做法就值得深入挖掘与分析。西南联大政治挂帅、以助为主、以奖为辅，鼓励学生自助的奖助工作，在运行中紧密结合青年实际，有效地将育人工作融入到奖助体系之中，培养了一大批既满怀爱国热情，又身具优良技能的学子，有力推动了抗战的胜利。这对新时代我国高校奖助工作制度仍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让奖助学金成为“价值塑造”的重要载体

西南联大奖学金评定格外强调品行，这一做法一直传承至今。清华大学强调培养“肩负使命，追求卓越”的学生，实行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培养模式，将价值塑造放在首位。这样背景下的奖助工作，也应着力回答学生肩负什么使命、如何肩负使命、怎样追求卓越这些基本问题。

首先，在奖项设置中渗透育人理念，坚持立德树人。如清华大学专门设立“一二·九”奖学金、蒋南翔奖学金、林枫辅导员奖等奖项纪念并传承爱国奉献、追求卓越、全面发展的精神。其次，树立典型，朋辈激励。优秀学生将自己的故事和经验通过现场分享、新媒体平台传播等方式，示范引领更广泛的青年树立学术理想、增强学术志趣，成就科学人生。最后，把“扶困”与“扶智”“扶志”结合起来，构建物质帮助、道德浸润、能力拓展、精神激励有效融合的资助育人长效机制，实现无偿资助与有偿资助、显性资助与隐性资助的有机融合，着力培养受助学生自立自强、诚实守信、知恩感恩、勇于担当的良好品质。

（二）奖助体系为学生的综合成长提供舞台

1.探索建立发展性资助体系。学生在学期间海外交流比例日益上升，而诸多国际项目通常只能提供部分资助，很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由于经济上的顾虑不敢申请。秉承“发展性资助”的理念，清华大学推出面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海外交流支持的“鸿雁计划”，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给予经济和心理的双重保障，让学生们“想申请、敢申请、能申请”，全力支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全面发展、成长成才。

2.探索设立契合研究生培养特点的前置式奖学金。研究生培养侧重学术能力与职业素养，传统意义上可评价的“成绩指标”少，对学生个人科研探索的激励如何体现是值得探讨的话题。清华大学探索设立前置型奖学金，将奖优“后置”视角转变为“前置”支持视角，对研究生提出的优秀项目通过“申请-审核”制给予全程式支持，主要支持类型包括原创作品类、创新创意类、社会调查类和交叉学科类。

3.完善契合学生特点的自助体系。传统的勤工助学岗位多是辅助性的事务工作，如在图书馆协助整理图书，协助自行车有序摆放等。我们建议应充分激发当代大学生的创造性，让学生在勤工助学岗位上发挥价值是完善自助体系的重点。比如请学生自主运营学校的24小时阅览室、超市等，以及完善研究生“三助”岗位体系建设。通过承担一份“体面的”有竞争力的工作，学生不仅可以缓解经济压力，更重要的是从中锻炼提升了团队协作与管理能力，在“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中获得全面发展与成长。

（三）充分服务于学校人才培养战略

1.评价标准的制定应体现学生培养的导向、规律与成果。清华大学校长邱勇院士提出，一流本科生教育是一流大学的底色，一流博士生教育体现一流大学人才培养的高度。奖助学金评定应为学生培养服务，这主要体现在不唯文章数量、影响因子论英雄，重点考察学生表现与培养目标的契合度，全面考察学生发展情况，鼓励个性发展。本科生侧重“底色”的纯度与饱和度，研究生侧重“高度”与坚韧性。同时，奖助学金评定中积累的大量数据，也可以用于分析研究、加强改进培养环节。

2.完善奖助体系，有效服务于人才培养战略。在清华大学的战略规划中提到，要在2020年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要“更创新、更国际、更人文”。探索完善国际学生的奖助体系，是对国际学生和中国学生趋同化管理与服务的有益尝试;同时有助于吸引国外优质生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世界舞台输送优秀人才，积极服务国家倡议。

（2018年是西南联大成立80周年，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第一年。谨以此文略表清华后生对先辈们筚路蓝缕之历史、刚毅坚卓之精神最诚挚的敬意，以及对资助育人工作和中国教育事业光明未来的无限期盼与祝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