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石头城，气候和社会经济变化的复合性影响表现出“人—水—梯田—作物—森林”诸要素的关联反映。干热河谷灾变、工业化农业、文化土壤和人口流失等，是纳西传统山地农业系统面临主要问题及挑战。各种“建设”“发展”的力量正强烈干预纳西山地生活，对当地环境、农业及食物系统造成根本性影响，而传统智慧的衰微无疑是难以挽回的损失。

气候变化、广泛的土地退化和水资源短缺，对于农民来说，限制了提升作物单产的潜能，直接影响到“收成”和一家人的生存。他们必须对自己的生活做出调整，改变耕作习惯和品种，乃至改变饮食习惯。

“亚热带迷宫般的山峰和幽深的峡谷”，使得石头城拥有相对独立的小生境，承载了种类丰富的动植物。因山地地形和多民族聚居的多样性，这里仍然保留有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和生物文化系统，但这些具有环境友好内涵的山地生产方式正在面临弱化和消失的威胁。

农民被拴在土地上，但有自己的时间

世界变动不居，西南山地仍在生长。

山河里，钟表无用，纳西时间追随着太阳、月亮。人们的“日历”建立在不同地块和山野产出的基础上。一天的劳累之后，是打跳或麻将。一天又一天，集体仪式以娱乐和休闲的日常形态，展示着另一种地方的高级活动。

上午，太阳还未现身，人已在“一亩三分”地中。中午，地里的庄稼与百虫一起摇摆、涌动、飞舞，高原猛烈的光让人睁不开眼，只想找一处阴凉。但田野的某个角落，总有人背着篮子出现，或空或满。下午，太阳归到地里，家屋里又一波劳作开始了。

围绕着每一年事先计划好的耕种、采集，每天都很忙，也随时可以休息。农民被拴在土地上，但有自己的時间。传统日历是这种经验性智慧的例证，显示出人、社群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密切关系，与各种外部力量的相处。

“石头城妇女文艺队”队长李瑞珍的一天这样度过：“早上六点半起床，七点做早饭。一边做早饭一边喂牲畜，喂完牲畜吃早饭。吃完早饭，有时候去田里找猪草，有时候要帮忙人家干活。中午十二点以后，回家做中午饭吃。下午一点左右，不休息就要直接去田里干活。下午六点以后回家做晚饭。有时候因为有演出，晚上八点就要去参加排练了，一般要排练到晚上十一二点多才回家，十点半结束算是最早的一晚了。”

农业对于粮食供应至关重要，事关人类最基本的需求。而粮食生产又直接依赖自然资源，包括生物多样性、土地、植被、降雨和日照，这些资源与气候及天气条件存在紧密且无法分割的联系。

气候变化、广泛的土地退化和水资源短缺，对于农民来说，限制了提升作物单产的潜能，直接影响到“收成”和一家人的生存。他们必须对自己的生活做出调整，改变耕作习惯和品种，乃至改变饮食习惯。

太子关、阿祖山、牦牛岭……围护着石头城。除了雨季，越过千山万岭，来到这里的空气，总是缺乏水分的干热风。这里不见霜冻、冰雪，年温差小，昼夜温差较大，终年“气候暖和”。

但不少村民认为，“这些年来，风变大了”。

金沙江畅快的激流已经沉重。河谷内，水坝拦蓄形成大量静水，白天相对于山坡升温慢，而山坡气流加速蒸腾，拉动谷底冷空气上升;白天集聚的热量，夜晚缓缓释放，拉动冷空气下降，带走热量、水分，让河谷越发燥热。

白天与夜晚的拉锯，放大了谷底来的风，随意吹倒高秆作物。

“十年九旱”，已经成为石头城人对地方气候的总体评价。金沙江河谷一线，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类似宝山大河这样充足的水源。如何应对水资源短缺，是当地人无法回避的难题。

每年3月至5月是最繁忙的季节，粮食种子要赶在“芒种”前下地。“可这些年，雨季推后了十天到半个月左右。”石头城人认为，近十年来干旱情况比较多，其次是洪水和暴雨。

水是山地农耕的命脉，水的头尾正是石头城梯田的边界。它从宝山大河出发，顺着根系状大大小小的沟箐、水渠，穿过村寨。留恋着梯田，一台接一台，最终汇入金沙江。

这里山高谷深，坡度36度以上，表层物质极不稳定。在石头的缝隙间，凭着双手和锄头，一块块地、一条条输送生命之水的沟渠被营造出来。1026亩梯田，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大部分用作水田，因为人们要摆脱常年的饥饿状态。灌溉、栽秧的顺序从高往低，靠江边气温高的田块在最后。那时候，“栽秧”是一种集体活动，男女老少，热热闹闹地互相协作。一边劳动，一边拉家常，对山歌。田间阴凉处，置备食物和酒水。老人充当“歌头”负责领唱，配以锣鼓，引导栽秧的动作和节奏。

石头城灌溉用水主要来自从水源地“色勒阁”（Sei Lei Ko）流下的宝山大河，沿宝山大河深箐的几处泉水。有四条干渠，“俄泽开美、各爪开美、母爪开美、吾艾立开（E Zei Kai Mei，Ge Zhua Kai Mei，Mu Zhua Kai Mei，Wu Ai Li Kai）。

“现在‘各爪开美源头的水还有一点。枯水季节没有一点水，出现此情况已经有六七年了。”村民们说，近十余年来逐渐完成的干渠“三面光”改造，带来了便利，也带来了新问题：土沟时代沿线众多湿地、小泉眼干涸，树木死亡。他们认为，宝山大河和泉眼的水量相比以前减少了，但现有的水资源基本能满足农业灌溉。因为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不是每家都有人在家种地;稻谷种得少，水田就少，玉米种植面积增多，用水量减少了。

耕作方式和作物品种的变化

1999年10月1日，石头城人的“双脚解放了”，通往世界的汽车路修到了村落上方。2012年8月4日，“最后一公里”竣工，公路直达石头城。

生活由此加速。青壮年和男性劳动力大量外出打工挣钱，妇女和老人成了村里的主要的劳动者。由于劳力不足，闲置的田地一些租给亲友，一些出现弃耕、抛荒。地里的作物也有了新的任务，“为经济收入服务”。

不少村民这样认为，“如今交通这么方便，要吃什么，丽江买回来就行了。”中秋节，不少人家也不再自己做月饼，也是从“丽江买回来”。

近年来，石头城水稻种植面积及户数迅速减少，2016年有四户，2017年只有一两户种了两三亩。水稻不种了，大米来自本村商店或丽江;小麦种植也受到冲击，“丽江一袋一袋的面粉，要什么有什么”。

石头城牧牛科村民张秀云最后种水稻是在2013年。她特意带着孩子一起劳动，“让他们知道大米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而不是电饭锅里来的。”水稻已经有好几年没种了，如今两个儿子都在丽江城里，离开了土地。张秀云很担忧，“他们以后的生活依靠什么？”

此前的调查显示，从2002年到2017年，石头城农户种植的作物品种数量不断减少。尤其是2007年以来，趋势明显。本地品种和引入改良种的比例缩减，而杂交种所占的比例呈迅速上升趋势。村民大多购买种子公司的杂交种。红色农药包裹的玉米粒撒落泥土，此后还要施放复合肥、喷洒农药，乃至除草剂。

在感慨农作辛劳的同时，我们也质疑收获的果实。除了填饱肚子，它是否还会带来健康或其他社会问题？当农民失去真正意义上的土地，失去种子，失去与之相关的传统农耕知识，农民也就不再是农民。

从水稻到玉米再到软籽石榴、油橄榄，水田改旱地，水生作物变耐旱作物，石头城人的耕作方式和作物品种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水田少了，水渠建成“三面光”，梯田和山体的含水量随之减少;水少了，作物被迫选择耐旱品种，梯田和山体的含水量再度减少。

和善豪老人出生于1947年。看起来瘦瘦小小，大概是因为耐受风雨，习惯了每天爬上爬下的生活。爷爷是世传的大东巴，父亲担任过民国“丽江县国民议会议员”，携乡友创办了石头城第一所现代学校——“保立完小”。老人在丽江中学毕业后返乡，在多年的运动中，当过小学教员、生产队会计，更多的时候埋头地里劳作。2012年，他受前任之托，接任了“石头城老年协会”的秘书长。

因为这位老人，我们在石头城找到了一本地方故事书。他说，很小的时候，石头城还有东巴的正式活动。比如杀猪时，最好请东巴到场，不请主人也要“贡一下”。“猪血出来后，嘴里咬着一个蔓菁（以前粮食少，蔓菁是猪的最好食物。喂蔓菁，猪就油多一些，喂南瓜油少一些）。身上放一颗杜鹃籽。在石城边捡最干净的三个石头放在火里烧。火钳夹起后，放在水里。一摇会响，代表不好的就不见了。然后把石头放在猪肚子上。然后东巴念经，完了再烫猪。”

20世纪70年代起，石头城开始使用农药，90年代出现乐果、敌百虫。这些年，除草剂也来了。老人说，以前各条沟渠边有好多几人抱的黄果树，可能是因为洗衣粉、洗涤剂的使用，这些大树都死了。

农药、化肥和高产品种的引入，在解放部分劳动力、释放产能方面取得了奇效。粮食产量激增，人们种植的蔓菁少了，因为蔓菁在施用化肥农药的土壤里反而生长情况不良。不仅是猪的口福少了，所有牲口都要担心农药中毒。不小心吃了喷过农药的草，牛马这样的大牲口也会死亡。

因为劳动力不足，也图省事，梯田植物也遭受除草剂的侵袭。不过，人们慢慢发现喷洒除草剂后田埂容易倒塌，对农药有了新的认识。

过去的三十年，中国经历了一场“隐性农业革命”，食品消费结构的转型引发了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在21世纪中国，食物中毒、肥胖、“三高”等食源性疾病以及水体和大气污染，已经成为导致人口死亡的主要因素。

工业化农业在食品供给上取得了引以为豪的成就，却以巨大的环境代价和人民福祉为牺牲，种植业和养殖业中因片面追求产量导致过量使用农药、化肥和抗生素等化学投入品，已让农业成为最大的面源污染源。这一体系所依赖的基础正变得越来越脆弱，它不能为维持人类生存提供所需的资源，并且对自身已构成了威胁。

“最后一代农民”

石头城的亲属群体主要由“四大家族”组成，大和（Wo Ko Shi）、小和（Pu De）、木氏（Wo De Ga）及李氏（Mu De），其下又有小的分支。

納西人的传统里没有定居农业社会里常见的“家谱”。但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石头城人的姓氏与字辈已经符合汉地文化的规范。和善豪说：“那时候，谁是哪个字辈很清楚，后来就乱了。”

祭天，或者不祭天，这是个问题。

石头城“四大家族”都是祭天的族群，场地各有所属。“上面那些村子，人是后来的。他们不祭天。”

石头城老年人协会于1996年成立，1998年起主导恢复每年5月的“祭天”活动。中断了四十多年，献给祖先的祭品也变得难寻。

“老年协会那时比较困难。愿意参加祭天活动的会员，凑一点钱，凑一点米和肉。祭天要杀一头小黑猪，大约十七八斤，这头猪的钱也由大家拼凑出来。以前，祭天活动分两期来开展。最正式的一次是正月初三开始，活动开展四五天后休息一段时间，再继续到正月十七八结束。仪式由东巴主持，但是石头城很早就没有东巴了，后来就由长者主持，一般就是简单祈祷几句。祭天坛上摆放的物件老人都知道，如竖三棵神木——两枝栗树一枝柏树、宰猪献血、内脏挂在树上等，只是不会念经了。”和善豪老人介绍说。

石头城最年长的两位男性，活了差不多一个世纪。2017年时满90岁的和仙诚、李茂源老人，一位曾长期担任石头城生产队队长，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两人对过去正月祭天只有朦胧印象，“在10岁左右还在举行”。

记忆总是筛选、重写。纳西民族传统的核心构成——东巴文化，如今在石头城只能看见凤毛麟角。随着作物品种和耕作方式的改变，关乎根本的传统农业知识也岌岌可危。青年人基本都在城里为时尚生活打拼，害怕密集的劳作，对乡村生活不感兴趣，也普遍缺乏地方知识。

年近60岁的村民木根忠时常要往返二十多公里山路，去帮某公司管理1200亩油橄榄基地。他很担忧，两个儿子都在丽江城里就业，不会回来了。

“两三千的工资只够他们自己花销，没有一点结余。在城里生活根本攒不下钱来。”木根忠感叹，“我们是最后一代农民！”

當农村开始围着城市转

在石头城，“有石头的地方就住人，没有石头的地方就种田”的情景，已经一去不复。

以前大春小春农忙时，邻居、亲戚、朋友全来帮忙。人多力量大，帮完这家帮下家。现在，人情之下的劳务交换、互助，只限于极亲密的家庭之间，请同村的人干活也需要支付酬劳。

除了自家田地，50出头的李瑞珍还帮村里一位“老板”管理十几亩经济林木。她挥下锄头，泥土嚓嚓回响。劳作的间隙，她聊起上涨的犁地价格：“现在村里赶牛犁田的有三四个，一般都用旋耕机。牛犁去年每亩80元，现在每亩100元，所以今年有很多人选择自己人工挖。但是用牛犁地的效果好，因为牛犁得深一些。”她打算第二天请牛犁地，计划小春这块田种小麦。

石头城户均收入从2002年的8317元增长为2012年的27685元，大部分家庭以务工为主要收入。2012年，本土旅游业的收入开始显现，农业收入（种养殖）总比例维持从30%下降到23.8%。在村周边就业的收入下降，小额贸易的收入稳步上升。传统种养殖养活家庭的方式无声无息地发生了改变。

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只要不下雨，城门口总有人闲坐，晒太阳、打扑克或者聊天。

说起社区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木文川有些无奈。“冬季春节前的那段时间是专门上山找柴，春节以后的那段时间是去找栎树叶、采松毛。早上早早出去在山里面找来放在田里，下午把猪圈基肥带到田里，一起堆肥。现在咋个做呢？把猪圈里的猪粪都丢到水沟里面，用水冲下去，冲在道路上。把畜圈里的猪粪背到田里面的人是越来越少了，他们忙于打牌、忙于晒太阳……”

石头城面临的难题还有来自教育体系改变的冲击，由此引发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徙。城内城外户籍人口814人，常年在外的达426人。

和永军是石头城第一批出门打工的人，他在广东一干就是十年。2007年回来后，很快学会了建造钢筋水泥房屋的手艺。从此基本在村内做工。接受过外部世界的“洗礼”，他有很多不同于“石头城人”的认识。“出去读书，视野是开阔了。但农村出去的孩子，心是纯洁的，容易受影响。如果农村的医疗、教育、购物得到保障后，村子里人出去的会很少。”

宝山中学撤并已经七年，孩子们读初中要到丽江。不少父母跟着去了城里，边照顾孩子上学，边打工。对此，木文川有这样的看法：“中学撤走后，农村的壮劳力出去，导致农村的很多事情不好开展。而学生是‘半成品出去。16岁初中毕业再出门，有了自理能力，如果书读不好，至少还有能力打工。多在家里待两年，对社会上的礼节也略懂一些。星期六星期天，是青少年犯罪的最高峰。会沉浸网吧、电影院或是商场。有些贫困的家庭，可能一个月的伙食费半天就吃完了，生活费没有了。会不会蠢蠢欲动，会不会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做出不应该做的事情之后，老师会不会教育学生，学生会不会产生厌学情绪？两口子不能都出去打工，需要有一个人留在家里照顾老人。慢慢的，两口子见到的不一样了，离婚率只上不下。”

和永军认为，“现在最大的错误，是农村围着城市转。”

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农村提供了摆脱贫困的契机，然而也给亿万小农带来了巨大挑战。文化和经济强势正在掏空农村，以发展和进步之名夺走财富、人口、田地和家屋。留在土地上的农民，只不过是泥巴里的生产工具，或者田园风光中的人物景观。

没有人，就没有地方，更不用说传统知识的承载。农村失去青年，也将失去自身。

木文川对此也很困扰：“现在，很多地方说是‘三八六一九九部队，其实是‘六一都没有了，‘三八都很少了，在一些山里面就只剩‘九九部队了。而且这支部队在战场里面，已经丧失了自身的生存能力。中国的自然村、村民小组一天一天地在消失。这是社会在发展，还是倒退，乡村是复兴还是衰败？这是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

“候鸟催耕急，梯田贴石危。”山地族群对于地方、对于资源和信仰的支配权力仍然处于弱势。族群文化受到社会与环境扰动，被迫采用不适当的资源利用方式，是金沙江干热河谷分布面扩大的重要原因。

纳西民族最终在金沙江流域形成，其文化适应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规避生态系统的脆弱环节。石头城的梯田并没有漫山遍野扩张，而是保持着人与自然的合理尺度。这样的约束，来自水和土的资源限制，最终归于每一位劳作者对大自然的态度，以及身后的社会与文化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