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城

摘 要： 历史重叙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民国和“十七年”及“文革”重叙，其文学价值更不可小觑，再叙历史无疑面临着极大的挑战，通过梳理重叙文本的思想脉络，对其历史、现状和缺失进行了深层次解析，导致现代性部分性遮蔽和缺乏前瞻性的反思性干预，除了时间因素的局限，还有主、客观等因素的制约。新世纪语境下，面对现代性逐步暴露出的重重危机或后果，强化反思性重叙旨在弥补缺失、达到干预现实的目的，致使现代性更合目的性地向前发展，也能最大限度地提升历史重叙的文学价值。

关键词：重叙;现代性;反思性;启蒙;颠覆;机缘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9）04-049-07

重叙、反思与机缘相辅相成又是个有机的整体，只有将三者有效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利用文学手段达到干预现实的目的。出于不同的写作动机，注定了对历史同一阶段的叙事不是一次性行为，每一次重叙都与其历史和现状紧密相连，了解其缺失才能更好地完成重叙或再重叙。借助光的反射原理引申为一种不同于直接认识的间接认识就是反思，它是一个过程，也是从把握外在本质到把握内在本质的过渡，掌控好这个过程或过渡反思与重叙才能完美结合。机缘的释义除了机会和缘分，还有试验、冒险或掌握的时机的意思，与重叙绑在一起就出现了是否值得的问题，也就是对重叙或再重叙的价值评估。历史发展总是在抗拒与矛盾中呈现出阶段性的突破，文学叙事之于历史和现实是映照也是一种鉴戒，面对抗拒与矛盾派生出来的种种问题，反思的力量会促使作家完成理性思考，可只有掌握好机缘才会最大限度地体现历史重叙或再重叙的文学价值。

重叙一词从字面上不难理解，要是探讨历史叙事就有了界定的必要，至少该有一个最起码的区分。学界在论述历史叙事时大多标明××叙事，民国作为二十世纪一个重要的转型期，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写作契机，受到众多作家的青睐也不足为奇，可民国叙事在概念意义上就有笼统或宽泛的嫌疑。以辛亥年为起点，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间的文学都应该算作民国叙事，也就是民国时期的作家对“当下”的书写，具有第一次叙述的特征。建国后的作家们依旧钟情于民国叙事，从“十七年文学”到“文革小说”，以至于寻根文学和新历史小说，就是到了新世纪依旧有人愿意书写民国，如此就出现了叙事时间的时间问题，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的作家们借助民国某一时段作为叙事时间，继而进行的文学创作就应该是重叙，却必须还有个界定，发生在民国时期的事情或事件，要是当时的作家们尚未叙述或被忽略，建国后的作家们叙述了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国叙事。事实上，民国叙事之于1950年代以后的文学作品来说大多是重叙文本，至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寻根文学，以及新世纪语境下的“十七年”及“文革”重叙的比例也占有不小的份额。关系到重叙的定义，问题提出之后便有了争论的必要和可能，好在只是作为下文论述的铺垫，也就有了非学术意义上的界定。

一、重叙的历史与现状

任何历史重叙都与当时的政治背景和社会环境有关，“十七年”文学也不例外，革命性叙事是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稳固社会制度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对革命历史的肯定和褒奖。民国作为中国革命重要事件的发生环境，对其叙述或重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民国时期作为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特殊时期， 无论是社会结构， 还是社会运行机制（包括社会生活等）都在急剧地发展、变化着， 是这段历史的总态势和总特点。”[1]“十七年”时期的作家们以高昂的革命热情书写了一段段辉煌的历史篇章，经历半个多世纪的沉淀依旧具有经典的品质，作家们出于社会意识中心的局限，再是一体化文化机制的影响，使这个时期的民国重叙充满红色激情，“文革”时期非理性民国重叙秉承的还是红色文学主题，可之后就出现了杂色，也难怪有人说民国是一张不断被重新涂写的羊皮纸。1980年代以后，寻根文学开始关注现代性对中国社会和民众的影响，形成一股以反思为特征的文学思潮，意识到伤痕文学对现代性的隐匿，又面对现代性暴露的种种危机或后果，大张旗鼓地反思意在于“冲突和弥合”中实施自我疗愈，还试图通过“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挖掘，使人们找到疗救‘现代病的良方。”[2]这一时段的民国重叙极力干预传统文化，发掘其积极向上的文化内核，有意突出“根”的价值，也表达了让中国文化迅速与世界融合的强烈愿望，“这也是对‘正统文化的一种补充，在儒道释的传统遭到质疑甚至否定的历史语境下，他们探寻着另一条传统文化通向现代性的发展道路。”同[2]至于之后的新历史小说，以颠覆、消解和解构为手段，摈弃僵化、呆板的主题，抱着求新的愿望和态度重叙民国，却必须注入西方现代思想，秉承新历史主义，以消解、对抗的姿态形成一股反“十七年文学”的新的文学思潮，其思想之现代、手法之新颖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自建国至21世纪的文学创作中，民国重叙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难能可贵的艺术探寻价值，可1980年代以后，“十七年”及“文革”重叙几乎与民国重叙并驾齐驱，对推动文学事业的发展其作用同样不可小觑。伤痕文学是“文革”结束之后出现的，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或文学潮流，与刚刚过去的动荡年代有关，哀痛和诉求应该是最初的创作动机，对人道主义、人性和人的价值的思考提升了文学的内涵，使其成为一个时段极其绚丽的艺术奇葩，“从审美取向上看，伤痕小说以其强烈的批判性、暴露性、悲剧性开启了现实主义复归的潮流。”[3]总的来说伤痕文学除了浓郁的悲剧意识，恢复文学本真，也就是人的文学同样具有颠覆的效果，尤其是对一个时代的否认在历史重叙中达到了极其震撼的深度，也使紧跟上来的反思文学树立起重叙的信心！重叙是对历史的反刍，反刍作为一种生理現象或物理行为只是个简单的再咀嚼过程，引申为人类高级思维活动也就有了哲学意义上的反思，上升到文学层次，且形成一股强劲的文学思潮其意义的确不同凡响。反省、回顾、再思考、再评价和怀疑是反思的精髓，注定了反思文学对“十七年”及“文革”重叙是一次带有深度发掘特征的跨越，较之于伤痕文学，除了洞察苦难与创伤的历史动因，还赋予个人对历史应负的责任，吸收五四新文学的文化启蒙思想，对历史和现实给予深切关注，尤其是对国家命运和国家利益的思考提升了文学内涵和作品的价值。另外，寻根文学对“十七年”及“文革”等时期的重叙也不可小觑，极力探寻民族文化，开启了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对话的先河！至于新世纪语境下的历史重叙，通过对重叙资源的深度发掘，映照或鉴戒的水平都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且受到了学界和文学界的一致好评，也说明历史之于现实永远都有再深度发掘的可能和必要。

二、重叙中的遮蔽与反思性干预的缺失

每一次文学思潮的兴起和衰落都有其可圈可点的根源，缺失或者说在历史重叙过程中显现的问题与自我意识、时代局限紧密相连。成就往往掩盖缺失，可缺失的暴露必定与时代更迭有极大的关联，“十七年的民国叙事借助‘史传、‘诗骚传统文学资源，建立起一种与权威历史话语相辅相成的形象化历史图景;‘文革時代的小说，继承了十七年的主题先行，并加以扩大，造成叙事目的对形象含混性的彻底排斥挤压，使英雄的纯粹性、历史的逻辑性达到了非理性的荒谬程度，成为非理性地描写历史的理性过程……”[4]这段评述准确地对“十七年”及“文革”时期的民国重叙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却只是针对政治环境和作家掌控社会中心话语权之后出现的弊端，学界和文艺界似乎都无意中忽视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政治启蒙现代性对现代性进行强制性解构，致使“十七年”及“文革”时期的民国重叙对现代性部分性遮蔽或偏离，造成愈加“纯粹化”的历史假象才导致概念意义上的缺失。

“‘五四产生的现代性主要体现为启蒙现代性， 而启蒙现代性则包括个性启蒙现代性和政治启蒙现代性， 前者指向个体、内心， 追求个性解放、人文关怀和自由平等， 对象直指知识分子; 后者指向社会、民族和国家， 追求独立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 对象直指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5]二者之间的差异表现在“以集体性和文化的普遍性为其特征的民族主义与以个体和思维的独立性为其特征的‘个体意识之间的冲突，”[6]可政治启蒙现代性与个性启蒙现代性“从一开始就无法构成实质性的对抗，后者在那个特定时期仅仅是前者的历史衍生物，而无法成为一种独立的现实力量。”同[6]“五四”之后，随着国家民族独立统一思想逐渐普及或被认知，“个性启蒙现代性也成为了远逝的背影，突出的只是民族政治的上下求索。”同[5]如此以来，恰好为政治启蒙现代性与个性启蒙现代性之间的让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认知达到融合的目的是最理想也是最终的整合，尤其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左翼文学思潮的兴起加速了政治启蒙现代性与个性启蒙现代性之间的让渡，之于现代性的整体概念来说，却不具备完全消解或替代的意义。个性启蒙现代性的转变意味着现代性这个概念越来越具有可多层次解读的可能，“五四文学大多从启蒙现代性出发，将城市视为与新文化对立的旧文化环境，与乡村无异。20年代末期，现代性又呈多元化状态，左翼与海派从城市现代性出发，前者表现上海城市的殖民性和无产阶级政治，后者进行对于上海日常消费角度的西方性想象。”[7]左翼作家的努力意在突出政治启蒙现代性的重要性，海派作家则借助民国都市那个平台，以日常消费为切入口对诸多现代行为予以西方性想象，如此以来，现代性就又派生出一个重要的分支。马克斯·韦伯的城市社会学证明，城市是现代性重要的传播途径之一，其实“韦伯想要证明的是，城市不仅作为多元要素之一参与建构了各个文明形态，甚至可以说，还为这些多元要素得以共同塑造现代世界提供了最重要的物理空间。”[8]城市现代性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支，无疑丰富了现代性这个概念，与个性启蒙现代性有相同之处，也存有差异，却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个体。城市现代性与政治启蒙现代性之间注定存有一种矛盾对立的关系，这种对立直到中国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才彻底消除，可作为民国时期重要的意识形态之一，只能逐步处于隐匿状态。“十七年”及“文革”时期的民国重叙中，所谓的现代性表述具有单纯指向的性质，以致于完全被政治化、革命化，期待达到绝对“纯粹化”的目的，被遮蔽的也就是依托都市空间发展起来的城市现代性，却真实也活跃地存在于民国和建国初期的都市文化语境下。20世纪30年代以降，由于海派作家与左翼派作家们持有完全不同的文学创作立场，致使城市现代性突出地反映在新感觉派的文学作品里，“基于这种日常消费性的世界主义风格的想象，新感觉派赋予上海以工业的、暴力的、男性的西方都市色彩……将对上海的消费性经验转化为国际资本主义欲望与物质的冒险经历，其大量描写的性征服、竞技、烈酒、恐怖、高大建筑、异国冒险等，带上了西方人的物质经验与冒险经历，一切都在国际性消费生活的意义上符号化。”[9]符号化的结果就是有意或无意地将生活彻底“艺术化”，以致于海派作家们积极地在文本中“将上海生活置于一个平面化的瞬间状态，避免对上海城市历史与东方性深度内容的深究，以造成对上海与巴黎、纽约等国际性都会并无差异的理解。”同[9]说起来的确有浮夸之嫌，却没有影响城市现代性在民国都市文化语境下极度发挥、发展。建国后出于对资本家的温和态度，使城市现代性延续到“文革”前夕，不同的语境下会表现不同的状态，却反映其真实存在，“当时的资产阶级子女，以戴雷朋太阳眼镜（Ray-Ban）、骑英国的蓝翎自行车（Raleigh）和拥有德国的罗莱佛来反光照相机（Rolleiflex）为荣，因为这三样东西的首字母都是“R”，所以‘3R先生（Mr. 3R）就成为了时髦青年人的代名词。”[10]物质只是现代性的表征，表达了民国城市现代性延续后的境遇，“文革”开始后处于完全隐匿状态是政治启蒙现代性占有绝对主导地位的结果。与城市现代性对应的该是乡村现代性，只是处于次要地位，受到环境、经济、认知等因素的制约，再是乡村与都市之间存有距离和传播途径上的差异，致使政治启蒙现代性得到强大的传播和发展空间，有文学评论者才直言：“十七年文学不仅不是反现代性的，而是现代性的，”[11]其中的现代性应该是政治启蒙现代性，也恰好说明“十七年”及“文革”时期的民国重叙对城市现代性的遮蔽。处于城厢和经济发达区域的乡镇对现代性（包括城市现代性和政治启蒙现代性）具有不同程度的接受能力，也因此形成了富有个性和地域性的乡村现代性，如此以来，所谓的“现代性”在民国重叙中表述的就不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五四启蒙者开始了个性启蒙梦之旅，但对广大民众的政治启蒙任务就落到了无产阶级共产党的身上，因此从‘五四到新中国，个性启蒙现代性逐渐让渡于政治启蒙现代性。”[12]这种逐步让渡的过程也意味着民国终结之后，政治启蒙现代性能够顺利地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上升到文学层面，彰显革命理想就成了不能背离的主题，激情地遮蔽了一切能释放被遮蔽的现代性的渠道和场所，其中就包括城市现代性和非革命性的乡村现代性，即便在场也完全以扭曲的丑恶形象生成反面教材。不能否认，城市现代性具有萎靡、浮华、过度强调个人主义的弊端，却有积极的一面，主要表现在城市建设、经济和文化发展等;乡村现代性除了对城市现代性的吸纳，还不排斥政治启蒙现代性的传播，只是现代性的影响是一种非单纯性的表现才显得不那么纯粹，可作为能局部性地影响乡村社会的意识形态同样不容忽视，文化启蒙运动、乡村建设运动和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经济建设活动，都是与现代性的传播和践行分不开的……如此以来，民国时期的现代性就拥有极其丰富的内涵，那在“十七年”及“文革”时期的民国重叙中理应对其予以正面或公正地书写，遗憾的是，重叙中的缺席或纯革命性的表现造成了对现代性部分性遮蔽或偏离，通过文字显现出来的就不是一个完整的民国，所谓的反思就更无法提起了。

现代性自1980年代完全发展起来后，寻根文学也应运而生，却是在冲突与弥合中祈求自我疗愈，对“文化”和“根”的追寻，之于文学来说，在一定意义上的确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可“他们往往采用世俗的价值观念去表现超越世俗的审美精神，这些都使‘寻根陷入了重重困境，也使他们遭到了诸多评论者的质疑与批评。他们所倡导的浪漫的、回归民族传统文化的文学创作最终只是一个虚拟的‘神话。”[13]不否认寻根文学一开始就有意开掘主题的深度、拓宽题材的广度，很多作家不约而同地用艺术的目光极力探寻民国，这个时期的民国重叙较之于“十七年文学”和“文革小说”的确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文学成果有目共睹，其影响也是深远的，“20世纪80年代，在‘后发现代性的中国，对西方文化危机和现代性话语‘破产的认知已经构成中国人文视野的重要方面，这决定了寻根话语对‘世界的想象不可能如五四新文学那般乐观和坚定，‘世界的面目已日益显露复杂性，而对民族传统的重新发现和整理正是对这个面孔嗳昧的‘世界的回应和对策——寻根话语在新的‘世界‘和‘西方意识的格局中，确立了对‘传统和‘民族的重新体认。”[14]这段评述准确地把握了寻根文学的创作思路和思想脉络，却没有充分地揭示其最终退场的根本缘由，暧昧和妥协致使具有反思特质的新一轮文学思潮的反思力度出现了先天性虚亏，“现代性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 只有合理与不合理以及认同的程度不同。”[15]认同程度加上现代性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同状态或后果，合理与否是对其加以改造或反思的现实依据，寻根文学对现代性予以反思的态度没错，对现代性的发展后果缺乏准确估量也在情理之中，二十世纪末期接受现代性的能力和程度究竟尚處于发展阶段，却成了寻根文学致命的缺陷，尤其在秉承的基础上建构民国重叙文本时，以反“十七年”及“文革”时期的历史叙事或重叙为基调，却有意或无意地忽视被遮蔽的现代性之于民众生存非革命化的影响，也使历史重叙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五四文学”的翻版或延续，关键是对民国时期的现代性缺乏前瞻性的反思性干预，不能不说是一种缺失，却为再介入民国重叙提供了历史性的参照或鉴戒。

寻根文学的反思勇气和信心是值得称赞的，现代性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反思的过程，后起文学思潮理应很好地传承，可惜，当寻根文学退场之后，随即登场的新历史小说干脆放弃了对现代性的反思，只是将其作为参照以达到解构历史的目的。1990年代以后，民国题材依旧是不可或缺的历史重叙资源，对现代性的反思却让位于被现代性支配下的欲望化叙事。新历史小说以颠覆、戏谑和诡异的艺术手段为民国重叙注入了新的生机，却将“十七年文学”的斗争史改写成一部部欲望史，“其对历史理性的怀疑和对偶然性的极端强调也有利地影响了小说的选择机制和结构形式……最终的后果是对十七年文学民国叙事的全面解构”。[16]新历史小说的颠覆和消解源自对西方文学艺术思想的吸纳和利用，颠覆和消解的冲动却与其受现代性的影响或支配有关，也难怪从客观、真实的艺术世界走向主观、欲望化的私人花园。欲望化书写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一种体现，可书写者对现代性依旧保持着乐观、向前看的姿态，对现代性后果估量不足或根本不予以关照，除了客观因素，更主要的是现代性演变成一种单纯的叙事动因之后，所谓的反思便被同时激发的创作冲动消解了。

新世纪语境下，家族叙事是继反思文学和寻根文学之后再度兴起的文学思潮，之于历史重叙，尤其是民国重叙丰富了历史的想象，也提升了文学内涵，却对现代性的切入依旧停留在表层。家族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封建统治者极力推崇的微组织形式，新文化运动中反家族势力是重中之重，“封建性”和“私有性”致使其成就了新文化语境下最纠结的痼疾，可思想启蒙家的竭力批判和否定只是思想武装，用革命的手段予以彻底消除才能达到最终目的，也成了现代文学和“十七年”及“文革”时期的民国重叙或叙事的主调，却无法逃避高调叙事的泥淖。新世纪家族叙事采用多维度秉承的文学手段，以审视的目光对家族予以“复杂化”书写，也恰好映照出叙事客体本身所具备的非单纯化的性质，可由于极力运行家族叙事与革命叙事双重轨迹，致使“家族与民族、现代与传统、激进与保守、进步与循环、偶然与必然、理性与非理性、眷恋与决绝等等，不无矛盾地汇聚在新世纪的家族历史叙述中，没有哪一种‘声音的叙述可以成为引领潮流的主调。”[17]这种“声音”的繁杂或缺失，固然有其复杂的现实和历史原因，可对“现代与传统”的审视依旧以“五四”文化启蒙为基点，不说没有挣脱由家族与革命形成的陈旧的叙事链，面对现代性在新世纪语境下派生出来的种种困惑或困境，只能于历史中寻找某种契合，其暧昧的态度与寻根文学有相似之处，缺乏前瞻性的反思性干预才致使重叙与反思出现人为性的断裂。

从以上解析可以看出，“十七年文学”的激情、寻根文学的暧昧、新历史小说的颠覆和诡异，以及新世纪语境下家族叙事的断裂，造就了众多风格迥异的民国重叙文本，却没能形成完整也完美的反思性批判体系，现代性作为一种合目的性的意识形态贯穿民国始终，重叙与反思并存才能使其在对抗和矛盾中充满张力。现代性在不同语境下呈现的后果也大不相同，除了时间因素的制约，还有客观和主观意识上的契合或被迫，遮蔽引发的不完整叙事，以及对其后果估量不足，导致缺席和对前瞻性的反思性干预的忽视，致使重叙与反思发生人为性的断裂。新世纪语境下，现代性依旧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强化反思性民国重叙也就有了预料之中的机缘和必然。

民国重叙在新中国文学史上的确占有重要的地位，可单一的叙事不可能让文学百花园里万紫千红，尤其是1980年代以后，文学资源的丰厚和创作热情的高涨，众多可圈可点的文学作品释放出异常瑰丽的光彩。重叙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手段，作家们的艺术目光自然而然地介入了历史的时空，“文革”结束后，首当其冲的就是伤痕文学。“十七年”和“文革”时段是诸多重大事件的发生期，那些标志性事件就成了伤痕文学重要的重叙资源，可伤痕文学在取得文学地位和普遍关注后很快陷入两难境地，过分地凸显矛盾性似乎还不是重叙的硬伤，隐匿现代性才使其失去了深度反思的品质，“正是处于多重相互抵触和排斥的紧张关系里，伤痕小说无法真正通达辩证扬弃之途，当启蒙实践遭到抵消和压抑之后，矛盾性恰恰成为伤痕小说最后一根救命稻草。”[18]现代性在伤痕文学里的缺席或隐匿有其固有的根源，却又究竟是历史重叙中的缺失。政治启蒙现代性在建国后到“文革”结束期间始终占有主导地位，之于现代性来说不再是一个完整的概念，被遮蔽的在经历政权更迭之后并没有消失，其真实的半隐匿或隐匿状态反映出那一时段的社会矛盾，却没有保持绝对静止的状态，尴尬与冲动也只能于压抑和纠结中显现，文学层面上的缺失就又是不得不说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