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明

晚饭后，吴小丁接到三叔从老家打来的电话。三叔兴奋地说：“村支书木生宝栽了，不但被开除了党籍，听说还要坐牢哩！”

说到木生宝，吴小丁还是有印象的。在村里，木生宝家也算是显赫之家了。这得从木生宝的父亲老木根说起。老木根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是村里的支书（当然，那时叫“大队书记”），一直當到90年代，才把位子“让”给了自己的儿子木生宝。木生宝年纪比吴小丁大些，吴小丁还在读书时，木生宝就已经光荣地走上了村领导的岗位，所以，他们打的交道并不多。印象中，年轻时的木生宝总是腆着肚子背着手，一副踌躇满志的模样，尤其是他用眼睛瞟人的神态，那是一种怎样的骄傲！多少年过去，吴小丁走出山村，也算是阅人无数，其中不乏层次较高的人士，可就是没看过比这更自负的眼神。他实在无法理解一个村干部凭什么拥有那种高傲。

吴小丁知道，三叔对木生宝一家向来充满怨气。其实，三叔和木生宝之间并没有什么重大过节。但是，木生宝的父亲老木根就不同了，他甚至可以说是改变三叔命运的人。

提起老木根，村里人都知道“五斤花生”这个说法。换句话说，如果村里编一本词典，它是必收的一个词条。

改革开放前，老木根是实实在在掌过大权的人。虽说村级书记职务不高，可是对那个年代的村民们来说，那也跟土皇帝差不了多少。由于掌权太久，老木根的权威不容置疑，他在村里向来说一不二。尤其要紧的是，那年头，村民们家里办事情，好多都离不开老木根手上掌握的那枚公章。老木根当然不是好相与的人，找他办事，是有“规矩”的。老木根的“规矩”，大家都很清楚，那就是盖一次公章必须“进贡”五斤花生。

五斤花生，放在现在来说，那算个什么事？可是，在那个连吃饭都成问题的年代，偏偏就有人被五斤花生难倒。三叔就是这样的一个。

那一年，三叔因为在同龄人当中文化潜质突出些，获得了推荐上大学的机会。机会是给了，但事情却没那么简单，按惯例，三叔家里得给老木根送五斤花生。三叔家当然高度重视，举全家之力落实这事。可是，偏偏那年天公作祟，全县的农作物收成都不好，三叔问遍所有亲戚，才勉勉强强凑到三斤半花生。

老木根是讲“原则”的人，收礼也是“一口价”。不管三叔怎么恳求，他就是不为所动，到后来，连门也不给开了。就这样，三叔错过了一次跳出农门的机会，而且此后再没碰到这样的机会，只好老老实实在村里做一辈子农民。

从此，三叔恨老木根入骨。老木根年纪大了，在书记位子上退下后，三叔恨屋及乌，连带对他的继任者木生宝也毫无好感，经常公开骂他们是“父子贪官”。

三叔倒也没冤枉他们。木生宝接过父亲的位子，同时也传承了“五斤花生”的家风。当然，这个时候，“五斤花生”早已被他们家赋予了新的内涵。具体进化成什么内容了，吴小丁因为久不在老家，不是很清楚。听村里人说来，版本颇多，也不知哪个是“标准答案”。

电话里的三叔越说越起劲。原来，为了进一步了解木生宝到底犯了什么事，三叔听到传闻后，竟然罕见地像个闲事佬一样，到乡里和县里多方打听、求证，终于理出了一个大概。事情说起来也简单：前不久，县里在部分乡镇开展专项巡察工作，发现了木生宝收取低保户好处费的事情。雁过拔毛的木生宝，甚至对村里的孤寡老人也不放过，有的贫困户因为像当年的三叔那样凑不齐他需要的数目，眼睁睁地与低保失之交臂;而有的人则因为给他送了钱，家境宽裕也吃上了低保。县纪委得到巡察组提供的这些线索后，对木生宝立案调查，结果又发现了他侵吞各种专项资金的严重问题……

“当年他们父子两代吃了多少个‘五斤花生，现在，总算到了让他们吐出来的时候了！”电话那头，三叔还在兴奋中。

〔责任编辑 周佳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