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廷林

（广州大学历史系，广东广州510006）

忠义观念是传统中国重要的伦理道德观念之一。宋代朝野普遍推崇忠义，引人关注[1]专录或凸显宋代忠义之士除《宋史·忠义传》外，还有南宋王称《东都事略·忠义传》，“宋遗民所作”《昭忠录》、宋遗民“根据宋末元初的野史稗编抄撮而成”的《宋季三朝政要》、经历崖山海战的宋末礼部侍郎邓光荐（1232-1303）所作的《文丞相督府忠义传》。后代尚有元赵景良《忠义集》、明程敏政《宋遗民录》、清万斯同《宋季忠义录》、陆心源《宋史翼·忠义传》、近代王国维《〈宋史·忠义传〉王禀补传》等，可见宋代忠义现象之引人瞩目。。褒恤[2]前人涉及这一问题时或用“旌表”或用“抚恤”，顾名思义，我们认为“褒恤”一词包含了对逝者的“褒”和对生者的“恤”，表述更准确，《宋大诏令集》专有“褒恤门”。（《宋大诏令集》卷220-222，第844-859页，中华书局，1962年）则是国家在行政管理中彰显主流价值导向的一种政治行为，其目的是通过国家对忠义进行提倡、示范、培植，促使之内化为人的欲望，以此欲望引导人们在生死抉择之间舍生取义[3]社会学认为，“人类在取舍之间有所根据，这根据就是欲望。这个欲望规定了人类行为的方向”，且“此欲望并非生物事实，而是文化事实……是人造下来教人这样想的。”（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6年，第117页。）。褒恤忠义对忠义观念在社会的传播、渗透与转化为行动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

“忠义”类传见于正史，始于《晋书》（唐太宗时期完成），至《宋史》蔚为大观[4]廿四史中，首见于《晋书·忠义传》一卷，《隋书·诚节传》一卷，其次《旧唐书·忠义传》二卷、《新唐书·忠义传》三卷，《新五代史》死节、死事各一卷，其后《金史·忠义传》四卷，《元史·忠义传》四卷，《明史·忠义传》七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