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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流动态势与“上海制造”的推进路径

2019-09-19杜守国孙丽瞿佳

党政论坛 2019年8期
关键词:人才流动制造业

杜守国 孙丽 瞿佳

[摘 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上海也打响“上海制造”等四个品牌,体现了制造业的重要性, 但上海制造业的发展情况到底怎么样呢?研究发现上海市制造业从业人员呈现持续下降趋势,特别是有工作经验的技能型人才外流现象明显;部分企业面临“招不到,留不住”人才的窘况;上海对制造业企业的吸引力下降;上海市营商环境、城市竞争力和城市能级提升空间较大。

[关键词]人才流动;制造业;上海制造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是技术创新的主战场,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领域。2018年上海提出了打响“上海制造”等四个品牌理念。同年12月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充分体现了中央对制造业的重视。那么,目前上海制造业的发展情况到底怎么样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以产业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相关理论为依据,从制造业人才就业及就业流动性视角开展了本次社会调查研究工作。

一、上海制造业人才流动的总体态势

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和实践,已经证明:人力资源配置特别是人才配置是区域产业发展、产业聚集的重要因素之一①。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正值我国人口红利期,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充足的产业投资相结合,形成了巨大的生产力,是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推力②;研究和实践表明,高素质人才是催生高新技术及其相关产业的关键,发达地区可以凭借雄厚的科技人才催生高技术產业成长,顺利完成传统产业的转移,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抓住了机遇,经过40年的发展已经形成完备的产业链,培养了具备较高技能水平的专业技能人才,人才和产业的吻合度趋于协调。但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原来的发展模式遇到瓶颈,产业转型升级已经形成共识。本文利用近5年的数据,从整体视角分析上海市制造业的发展变化情况。

1.总体情况

通过对人社信息系统中近5年(2014年-2018年)制造业就业全量数据(脱敏)的大数据分析和模型检验发现:

上海市制造业企业数量呈现倒“U”型变化,2015年8月达到最大值52651家后,拐头向下,并持续呈下降态势。同期,上海市制造业从业人员数量始终呈下降态势,从211万多下降到160万左右,五年共减少了22%左右,且存在12个月的周期性规律。对比同周期内,总体从业人员的数量持续呈现上升态势,该门类的下降显得尤为突出。

2.空间分布

从企业的空间分布可以看出,上海市制造业在距离市中心原点(以东经121°28′12″,北纬31°13′48″,国际饭店楼顶中心旗杆为原点)整体上分布较为分散,其中在16-22公里(外环带),27-34公里(郊环带)有两个圆环的集聚带,体现了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中“运输成本”对企业分布的影响力。上海市制造业企业呈现了“历史依赖”和“循环累计”的因果特点,集聚度不高,企业密度南少北多,与上海市制造业发展历史相吻合。

3.人才流动态势

从制造业人员流动性的分析发现:该门类从业人员流动特征明显,各种方式的分类大都呈现净流出(绝对值)状态。在各类占比上呈现了不同的趋势,比如非上海市户籍人员流入占比、高学历人员流入占比、年轻人员流入占比都高于同分类下的流出占比;有工作经验的人员流入占比小于流出占比;性别、工作区域对上海市该门类的影响不大。说明上海市制造业对高学历、年轻人员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对有工作经验人员的吸引力较小。从回归模型也可以看出,受教育程度、工资对流入呈现正影响,但是年龄、工龄对流入呈现负影响,性别对上海市制造业的流动影响不显著。

进一步延伸到制造业的31个行业大类,发现该门类整体下降的主要因素是:低附加值(如纺织业)、高污染(如皮革、家具制造等)、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人员普遍存在外流趋势且比例较大。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反映了企业在市场竞争环境下,市场占有率(定价权)、企业成本、企业利润、环境治理、科技进步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比较符合上海市提出发展高端制造业的定位和政策目标。

二、实地调研情况分析

1.调研反映的主要问题

我们通过走访和调研发现,数据分析基本反映了上海市制造企业的真实情况,企业和人员都存在“去”和“留”的矛盾,具体问题有:

问题1:招人难。企业HR普遍反映,制造业招人难,特别是有一定技能要求和高学历的知识型岗位,招聘难现象尤为突出。

问题2:留不住。近年来,由于各方面综合原因,制造业行业人才流动较大,普遍留人难。

问题3:多数企业近期有投资升级计划,但表示可能不选择上海作为投资点。

2.主要原因分析

第一,高等院校缺乏相关专业设置、就业观念转变等是制造业招聘难的主要原因。调研中企业普遍反映,上海的高职、技校学生逐年减少,高校相关专业人才培养少,造成了制造业人才供需的结构性矛盾,如导航专业上海每年仅培养100人,因读研、出国、转行等各种原因,使得真正进入社会从事此专业技术的人才仅个位数,甚至不能满足一个企业的需求。随着国家近几年对职业技能资格证书的清理,给企业在招聘中带来“无衡量标准”的困惑,部分企业只能降低招聘要求,或者招聘无专业技能的新生劳动力,通过企业内部培训等方式提升技能;部分城市(如成都、武汉、重庆)提供更好的落户、住房补贴等人才政策,造成上海的吸引力相对下降。由于制造业生产一线具有严格的“纪律性”“约束性”等特点,即便工资相对较高,但高职和技校的学生还是更愿意选择工作性质相对“自由”的营业员、销售员等职业。

第二,生活成本高、人才政策严,造成人才“回巢”现象明显。随着制造业竞争越来越激烈,部分省市加大制造业人才的吸引力度,上海市比较优势下降。比如高端人才,面临虽有“落户”政策,但希望渺茫的困境;技能型人才较难通过上海市的居住证积分政策,不能满足孩子教育问题;外省市对技能人才工资提高较快;上海市拆违、打击群租行动的力度大,大多产业园区无相应公租房配套,且公租房的申请量大,不能满足技能人才对宿舍的需求等等,都导致部分有工作经验、有技术技能的外来员工外流或者回巢。

第三,商务成本高、营商环境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是企业不愿在上海增加投入的主要原因。上海管理精细,社保缴费、税收规范,这些规范对企业特别是初创型的科创企业来讲,与其他省份相比形成了成本高地。再比如,虽然在“一网通办”“双减半”方面做了较大提升和优化,但是“朝三暮四”(增加受理前的预审周期等)“隐形门”“玻璃门”现象依然存在,在引进前后缺乏政策连贯性等,对比周围省市甚至中西部城市,企业获得感较差。

三、对策建议

创新和质量是上海制造业知名度和美誉度的重要表现。上海制造优化升级的逻辑主线条可以梳理为:城市吸引力形成人才聚焦;人才集聚产生知识创新;知识创新在良好的营商环境和产权保护下转化创新产品,创新产品引导产业发展,产业发展自然提升区域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通过本次调研,我们发现上海在制造业转型升级方面已取得了一定成效,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体力型劳动力呈现下降趋势,技术密集型企业和知识型劳动力上升趋势明显。“上海制造”品牌的提出,为上海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契机。2018年,党中央把长三角一体化提升为国家战略,并强调了上海的龙头地位。针对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建议如下:

第一,在国家战略体制和机制下,加强长三角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体化顶层设计。形成符合区域现状,着眼未来的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规划,避免原来在产业定位和重点方向严重“同质化”现象;注重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战略研究,推动协同創新网络建设,通过政府部门政策引导和扶持,改变原来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以中低端为主,高端产业发展受制于国外,核心技术“卡脖子”,关键零部件靠进口现象;提升产业链中研发设计、产品销售、品牌运营等高端环节占比,做大做强本土企业;加大区域内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广泛实现互联互通;开放重大科研设备共享利用,消除影响企业生产要素流动的限制制度;统一区域内政府服务事项清单、负面清单和权力清单,统一区域内政府监管的标准、规范和惩戒力度。

第二,加大人才政策协同力度,建立长三角区域人力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机制。增强区域人力资源比较优势,稳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长三角地区总体的区位优势明显,各省市的人力资源存量和流量特点存在一定差异,区域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应加大各区域的人才政策协同力度,因地施策,形成区域内对国内外不同层次人才的吸引,优化区域内人力资源结构比例;积极培育区域性、开放性的人力资本市场,实现人才跨区域有序自由流动,消除人才流动的各种瓶颈;地方政府可从职业介绍、降低社会保障费率、增加子女教育公平性、技能培训和技能证书互认、定向降税、公租房等方面进行政策研究,协调和规范政务管理和服务方面资源,形成相对统一的标准和管理流程,避免“制度分割”和“不公平”对人力资源要素自由流动产生的限制;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既要避免因结构调整造成的大规模失业问题,又要避免可能出现的区域性“用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等就业矛盾;通过改善劳动者素质结构为提升区域产业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提供持续的创新驱动力和可持续发展力,提升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素质结构及两者之间的协调性发展。

第三,建立完善的培训机制,从职业教育方面创造“上海培养”的品牌和品质。近年来,国家取消了大量职业技能证书认定,上海需要尽快落实以行业协会、企业、高校为主体的标准化技能培训和考核机制布局。加大职业教育机构,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机构和高等职业教育机构改革力度,推动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常态化,缓解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通过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缓解产业升级和劳动力素质较低的矛盾。比如上海人社部门推出了“地方教育附加”“政府补贴培训”“农民工培训补贴”“高技能实训基地”等众多提升技能的专项经费补贴政策,也实现了网上快速申请,但这些补贴政策在实践中的知晓度过低,建议政府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通过精准推荐的方式,加大宣传力度,让广大制造业企业和劳动者充分享受相关政策福利,形成“政府、单位、个人”三方投入的培训机制,提升劳动者素质,提高产业和劳动力素质的吻合度。

第四,关注成熟企业的智能升级,提高劳动效率。上海在积极引进高价值链、高科技企业,培育未来产业的同时,还要关注成熟企业的智能升级空间,由于这些企业生产线已投资较大,产品处于“生命周期中后期”,市场需求还很大,可以通过较少智能化改造投入,提高人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比如有些企业通过信息化、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对现有厂房、生产环节进行改造和优化,明显提升了老旧生产线的产出效率和产品质量,进而提升了该企业的竞争力和品质效应,对这类企业向“智能制造”的升级应关注并给予扶持。

第五,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上海比较优势,切实提高人才的获得感。一是主动减少对政府管理和服务无价值的审批事项;二是对应保留的审批事项,按照“一件事并联审批”模式,优化办事流程和系统,提高审批效率;三是合理布局,有效增加公租房的供应量,并优化公租房的申请流程,使其确实起到相应的政策效果;四是在落户、居住证积分等政策细节上,做出更加合理的加分评价;五是加大制造业园区的交通配套力度,形成灵活的机制,促进园区交通出行的便利;六是营造一个宽松的融资环境,让有能力的创业者更容易获得资本支持,提升人才的获得感。

总之,“上海制造”提出了符合上海转型升级的目标,上海有能力抓住时机,集聚人才,提升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创新优势,培育本地龙头企业,重塑“品质+质量”的辉煌。

注释:

①阳立高 、李永奇、韩峰、龚世豪:《人力资本积累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实证研究》,《科学决策》2018年第3期。

②安礼伟、张二震:《全球产业重新布局下长三角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江海学刊》2015年第3期。

③王志华、董存田:《我国制造业结构与劳动力素质结构吻合度分析——兼论“民工荒”、“技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人口与经济》2012年第5期。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第57期中青班学员)

(责任编辑 王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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