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俊

摘 要：历史唯物主义是对社会历史观基本问题的正确解决，它立足的是探寻构成历史发展真正的、最后的动力。第一次鸦片战争是我国近代史的起点，也是中国开始“被挨打”的起点。就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进程而言，中国在鸦片战争的失败有其必然性。进入19世纪以后，中国积蓄的社会矛盾在外部力量的沖击下被激化，专制体制内部体系的崩溃、统治系统与被统治系统之间的矛盾、八旗与绿营的腐败，小农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传统封建思想与近代西方思想之间的冲突，封建专制政权的瓦解已成必然。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鸦片战争;近代史

中图分类号：K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8-0119-03

历史唯物主义是对社会历史观基本问题的正确解决，它立足的是探寻构成历史发展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找出人们思想动机背后客观的物质动因。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现，使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真正获得了全面的、巩固的基础。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究其失败的原因来说，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的原因。但如果从整个中国近代史发展的角度来说，其失败具有不可避免的必然性。社会的发展具有其规律性，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发生变化后，社会组织形式、社会意识形态都将发生变革和重组。鸦片战争之前的晚清，已然是风雨飘摇、内外矛盾不断。专制体制内部体系的崩溃、统治系统与被统治系统之间的矛盾、八旗与绿营的腐败，小农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传统封建思想与近代西方思想之间的冲突，封建专制政权的瓦解已成必然。但此时的清朝政府却仍在“天朝上国”的梦里，既不知改革体制，也不知改革军队，最终只能在一次次的失败中逐渐走向瓦解。

一、专制体制下官僚体系的崩溃

自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成为统治中国千年的唯一制度，中央集权随着朝代的更替不断加强。皇帝成为“奉天承运”的“天子”，在皇帝之下，是宗亲贵族和分层的官僚体系为核心的官僚制度和以宗族家长制为核心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监督和控制着整个封建国家以维系自身的统治。为提高整个官僚体系的效率以及确保官员对封建君主的忠诚，国家通过科举制来选拔科举人才进入政府体系，使他们成为掌管一方行政的长官或留在政府体系中成为统治集团中的一员。与此同时，在那些成为掌管一方的行政长官统治的地区，与一般的地方行政长官相对应的地方权力机构之中还包括当地的地方头面人物即缙绅，他们因为在宗法制的影响下控制着整个地区的同姓家族而成为除去政府任命的唯一地方长官之外的当然权力人物。

这些地方缙绅大多为地主或者官宦家族，他们在地方往往具有较高的地位和较大的影响力，几乎为支配平民百姓生活的主要实力。地方行政长官为维持自身的地方领导地位不得不考虑地方缙绅的影响力而与之分权，因此实际上形成了共同管理的局面。横行在地方统治者与地方被统治者之间的缙绅之家形成了复杂的社会关系，对上通过自身的特权干预地方行政、获取自身的利益，对下剥削和压榨辛苦劳作的普通农民。也就是说，传统的中国在地方一级是扩大了的家庭或者说是受到宗族的支配的[1]。这就意味着宗族势力不断扩大的同时，下层百姓的生活也越来越艰苦，在看似统一的官僚体制之下，被不断剥削而失去土地的农民无法挣脱等级的权利的权限和枷锁，有的不得不走上起义的道路，有的沦为无业游民，只有少数的农民能很好地解决温饱问题。

同时，人口的增长也成为这个体制走向衰落与崩溃的重要因素。根据统计，在19世纪中叶，中国人口已达到4.3亿左右，仅在1779-1850年前期人口就增长了56%[1]。人口不断膨胀，但与之相对应的官僚体制中的官职职位却没有随人口的增长而增加，土地与粮食的生产数量也没有同倍增长。中华帝国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它能用一个很小的官员编制，来统治如此众多的人口[2]。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科举获得了能够当官的身份和地位，但却没有对应的官职供他做。各级行政机构中冗员充斥，通过科举升迁的渠道竞争巨大。

从以上两个点分析，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由内而外地产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官僚体系和依附于体系中的缙绅之家处于“统治阶级”，权力与财富的结合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价值人口增长、粮食供应不足，普通的下层人民已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我国的历史上，为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以及与之对应的官僚体系的确起了一定的稳定作用，但随着世界历史进入资本主义，古老的专制体制与西方的民主制度相比大相径庭，并逐渐成为束缚和阻碍一个国家和民族前进的巨大障碍。

二、专制体制下军事系统的衰落

清朝常备兵的两大系统由八旗兵和绿营兵构成。八旗兵是清朝满族统治者的嫡系部队，其中的官员和士兵都是由旗人组成，因此其地位和俸禄相对绿营兵更高且待遇更好。但自清朝中叶始，人口增长的压力导致八旗兵的兵饷不足以养活他们的整个家族，因此很多士兵为维持生活除了当兵外不得不替人做工、做小本生意、租种田地等。同时，由于常年太平无战事，很多八旗兵只在军队中“挂职”以领一份军饷，却不参加军队的日常训练，也不住在军营里，而是在家族中过着正常人的生活。战事较少、承平日久、军备废弛，八旗兵的战斗力逐渐下降。相比于西方的近代军事和新式武器，他们的战斗力不堪一击。绿营兵是清军入关以后收编招募的汉人军队，相比于八旗兵，绿营兵的人数更多、待遇更差、驻屯更分散。而且“绿营中的营，没有固定的编制，而是根据驻守地区是否要冲、执行任务繁简程度而决定”[3]。一旦发生战事，士兵只能从各地抽调。这就意味着绿营在营以下的秩序非常混乱，不但政令难以协调统一，整个国家军队的战斗力也十分低下。八旗和绿营的组织和战斗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就充分暴露出其弊端。

1847年，整个清王朝的总兵力达到80万人，这是当时世界上一支最庞大的常备军[3]，然而如此庞大的军队却分散在国家的各个区域，抽调士兵的速度跟不上战事的推动，一旦发生战事，地方官员上报北京城，再由北京城下旨集合部队迎战，这个过程常常耗费几个月之久。也就是说，曾经的清朝引以为傲的清军编制不适应近代的战争。

就士兵方面来说，清朝招募的士兵是终身制的，这就意味着一旦被招募为士兵，他的一生就为军队效力，也就是说在军队中的士兵在年龄上老幼不一，身体状况不一，老弱病残者大有人在。况当时没有规定多少岁是老，怎么样为弱，关于人员的裁补方面也是毫无规定，这些直接导致了士兵战斗力的下降。就士官方面来说，当时部队中的士官来源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自身行伍出身;二是科举、世袭、捐纳的。通过这样的方式选拔出来的军官不但难以领军作战，甚至在领军作战时起到的是负面影响。

还有一点可以说明的就是在专制集权制下，军队的绝对指挥权归于皇帝一人，在交通不便的情况下，由于战况必须报上皇帝并由皇帝“下旨”做出应对策略，军队才能够执行，容易导致延误战机。加之皇帝不了解地方实情，军队将领为保住官职也往往虚报军情，皇帝指定的策略并不能保证正确。

清军的编制、近代武器与近代军事人才的缺失、军队中士兵的战斗力低下、交通的不便利、皇帝的绝对权力等，在这些原因下由此不难看出，在鸦片战争中清军不堪一击场面的出现与制度之间的关系。

三、专制体制下小农经济的破产

以个体家庭为单位并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生产结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着主要地位，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主要财富的土地中的大部分掌握在人口中占少数的地主手中。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相比，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经济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土地的私有和买卖[4]。土地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生存资料，但同时又限制着小农的视野，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小农经济的稳定性寓于其保守性之中[4]。在小农经济之中，社会以家庭为单位精耕细作，通过辛勤的劳动，农民的生活可以做到生产、消费和再生产的循环，安居乐业是人民最朴实的梦想。这种稳定性和保守性是十分致命的，一方面让农民们对新的生产方式具有较强的排斥力和抵抗力，另一方面人们的生活逃脱不了土地也就无法解放双手、解放思想去创造和开发新的生产方式。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之上。与此同时，总有一部分大地主或利用自身的特权或者通过暴力手段不断地集中农民手中本身就缺少的土地，少地与失地的农民随着朝代的延续日益增多，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就被不断地激化。

在对外贸易中，鸦片战争前，茶叶在中西贸易中长期居于支配地位。当时西方茶叶最主要的来源是中国，英国商人把本国生产的毛纺制品运到印度销售，再从中国购买茶叶带回英国销售。在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出的商品中，所购买的茶叶占到从中国总进口值的一半以上。1765-1775年平均每年从中国进口的总货值中，茶叶占71%，在1785-1794年中，这一比例提高到了85%[5]。每年英国商人都要从中国进口大量的茶叶，但是中国大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的社会不需要英国生产的商品，英国的商品无法打开巨大的中国市场，结果就导致了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为此，1773年，东印度公司在东印度建立起一个鸦片垄断组织，送入中国市场。鸦片虽是通过非法渠道流入的中国，却在整个中国明目张胆地蔓延。很快，进口鸦片所支付的白銀把出口茶叶的利润抵消了，鸦片贸易的兴起打破了中国贸易的出超状态，白银开始外流。

鸦片贸易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货币制度和税收制度的混乱。当时的中国实行的是复本位货币制度，鸦片贸易入超、白银的大量外流导致国内的银价上涨。而农民是用铜钱和谷物折算成定额的白银来支付税收。也就是说，由于白银越来越稀少，因而它与其他货物相比就贵了起来，农民的实际税率比以前翻了一番甚至更多，小土地所有者越来越交不起税收，不得不变卖土地，陷入绝境。原本牢固稳定的自上而下的社会等级体系在东西方的碰撞中逐渐地松散，社会的底层酝酿着叛乱的隐患。

四、专制体制下封建思想的冲突

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反映、维系政治大一统的统治思想。儒学的政治内容，归结起来可以列为三类：天道观念、大一统思想、纲常伦理[4]。《汉书》曰：“天者群物之祖也……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博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中的天道、专制君权与宗法制三者紧紧融合，形成了从统治者到民间的统一的思想。在这样的思想体系之下，百姓们失去了对“个人”身份的认知和认同，社会维持着一以贯之的旧秩序，在中国旧秩序里，“经典的教义只能容忍限于传统内部的变化，扩大的家庭制度支配着个人，恪守职责的道德行为准则凌驾于人的情欲、物质利益和法律条文之上”[2]。

在另一方面，“天朝上国”的观念在中国的历史上源远流长，并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华夷观”，①这种观念与儒家思想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在近代“夷”字的标签被贴在了与中国往来商业、传教的外国人身上，由此形成的新的“华夷观”逐渐成为从清朝统治者到普通百姓之间一致的思维定式。在这样的思维定式之下，前来中国经商、传教的外国人被中国人本能的视为与历史上文化落后、愚昧野蛮的民族相类的“夷人”。在“天朝上国”观念的形象下，当时的清朝政府和社会将对外开展贸易看成是对“夷人”的一种恩赐，“原不藉外夷货物以”。正是这种对外国人畸形的认识，在鸦片战争前夕，清朝的对外政策以三个长时期以来遵循的假定为依据：中国在战争中占优势;中国善于使外来民族“开化”;中国有贵重的商品可使外国人接受纳贡的地位[2]。很显然，这三个假定在当时都错了。

在“华夷观”统治之下，在19世纪初期的中国，能够懂英文的人才少之又少。在中西方的交涉中，由于语言翻译的误差而导致的外交冲突不断，甚至直接加快了双方走向战争而不是和平商议。以林维喜被杀案件为例。1839年7月，几个英国水兵在尖沙咀殴打几个中国村民，其中一名叫林维喜的农民因胸部重伤与第二天死去。按照中方人的观念，只有用罪犯的生命抵偿被害者的生命，才能恢复正义世界的道德平衡，而按照西方的标准，故意杀人处以绞刑，误杀罪给予赔偿。林维喜案究竟属于误杀罪还是故意杀人罪，这在中方和西方之间很难达成一致意见，甚至因为观念冲突而导致中英双方外交上的治外法权的冲突，使林维喜案成为中英双方走向战争的导火索。

自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世界历史开始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英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朝着现代化发展，而中国仍旧处于封建王朝，经济基础的不同带来上层建筑之间的巨大差异。在中西方文明的碰撞和冲击下，封闭僵化保守的中国与渴望扩张侵略的英国之间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然而，此时的清朝却仍活在“天朝上国”的梦中，自以为地大物博的清朝有着西方国家不敢挑起战争的绝对“好处”，却不想内部的矛盾已经蓄势待发，战争一旦爆发，就会像多米诺骨牌那样，层层的危机接踵而至，失败已成为必然。

参考文献：

[1]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J].社科信息，1992（5）.

[2][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M].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3]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第2版）[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4]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5]庄国土.茶叶、白银和鸦片：1750-1840年中西贸易结构[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