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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马克思的国家观及其对国家建设的启示

2019-09-18胡静

学理论·下 2019年8期
关键词:马克思启示

胡静

摘 要:马克思国家观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基础,但由于马克思的国家观是散落于其各个时期文本中的,因而基于马克思的文本梳理马克思的国家观对研究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深化对马克思国家观理解的基础上,结合当下我国国家建设的实际情况,得出马克思的国家观对现阶段我国国家建设的启示:大力发展生产力,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政府社会服务和公共治理职能。

关键词:马克思;国家观;国家建设;启示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8-0018-03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上的精华”。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国家在这一时期应该怎样发挥自己的职能?国家应该怎样应对现阶段出现的新情况、提出的新问题?我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现阶段这些问题的解决在理论上离不开马克思国家观思想的正確引导。这就要求我们在理论上重新回到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在梳理、总结马克思国家观内容的基础上,得出现阶段国家建设的启示。

一、马克思国家观形成的背景

(一)历史背景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国家观形成的历史背景根源于1789年—1848年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史称“二元革命”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犹如战车上的两个车轮,一个在政治领域彻底推翻封建专制的统治,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障碍;一个在经济领域改变了原来落后的生产方式从而推动了生产力前所未有的发展。随着“二元革命”影响的不断推进,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生根发展,与此同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也日益凸显出来。此后1847年英国爆发的经济危机导致大批工人失业,使得原本就突出的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在此社会情形下,现存资本主义国家的合理性受到思想家们的质疑,马克思对国家的思考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

(二)理论基础

1.对洛克国家观思想的继承

从古希腊以来,政治哲学家对国家的论述都是从其自身的权威或者上帝的视角展开的,这种论述视角忽视了社会因素在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根本性作用。近代哲学家洛克首次并颠覆性地改变了这种传统的以国家为本位的国家观,开辟了一种“自下而上”的以社会为本位的新型国家观。这种国家观强调从社会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出发来理解和考察国家的形成及其合法性,对马克思国家观产生了重要的理论影响。

2.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

产生于16世纪并终结于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是分析马克思国家观思想来源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这不仅是因为空想社会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合理成分是马克思国家观形成的重要思想来源,而且还因为马克思直接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家们所拥有的批判精神。

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在未来社会的国家制度和国家职能方面都提出了有意义的设想,其中的一些设想还为日后马克思描述共产主义社会提供了很好的蓝本。如莫尔在《乌托邦》中描绘了如何在乌托邦岛国实行民主管理;圣西门倡导国家实行提高无产者福利的“实业制度”;欧文“认为国家在任何一方面都起不了什么作用,为了某种社会目的可能暂时派点小用场,然后就逐渐趋于消亡”[1]217。此外,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处处体现出地对当时资本主义私有制与阶级不平等、剥削和压迫进行理论批判的社会批判精神也深深地影响着马克思批判的国家观的形成。

3.对黑格尔关于国家哲学思想的反思

黑格尔的国家观是建立在彼岸世界的“绝对精神”这一实体基础上的,他认为国家是绝对精神自在自为发展到最高阶段的结果,它是理性的象征,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它最终会超越现实世界的阻碍达到自我实现理性的诉求。青年马克思是黑格尔哲学的信奉者和追随者,在开始《莱茵报》工作之前,“他原本认为国家、议会或者至少是议会中的‘自由主义反对派,能够代表理性本身,推动人民的自由和民主的实现。”[2]17但经过《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与《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两次事件后,马克思认识到国家理性这种精神、意识层面的东西是不能对现实的社会关系产生根本影响的,由此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国家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国家观。

二、马克思国家观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国家观的内容并不像恩格斯及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有系统地专门论述,通过整理现今学界对马克思国家观内容的主要研究成果,可以把马克思国家观的内容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国家的起源与本质、国家的职能与异化、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国家与意识形态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国家消亡理论等。因为马克思的国家起源与本质、国家职能与国家消亡涵盖了马克思国家观产生、发展与消亡的三个重要阶段,下面将选取这三方面进行论述。

(一)国家的起源与本质

正如上述背景所述,马克思在自己自身的实践活动中发现黑格尔伦理国家观的错误之处后,开始着手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通过对当时现实社会的研究以及对以往国家历史的研究考察,马克思最终发现了国家起源的秘密,国家既不是古希腊人民所认为的那样是自古就存在的不可侵犯的权威,也不是中世纪神学家所理解的是上帝创造和安置在世俗的神圣机构,更不是黑格尔所论证的“绝对精神”在伦理环节发展到最高阶段的结果。他认为国家产生于分工和社会交往的扩大化所引起的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最终导致的市民社会内部的阶级分化。

也就是说国家是各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而阶级的产生又根源于分工和社会交往所引起的生产力的极大发展而带来的物质利益矛盾。《德意志意识形态》一直被学界公认为是马克思国家观思想成熟的标志,在本书中我们可以明显找到马克思关于国家起源于物质利益矛盾不可调和的文本依据:“随着分工的发展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相互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单个人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3]536

那为什么马克思把国家称为“虚幻的共同体”呢?因为控制和掌握国家的成员是拥有社会大部分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在原始社会,由于分工和生产力水平低下,原始人都采取集体劳作的形式进行生产,得到的成果按人数进行分配,因此没有阶级划分,不需要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共同体进行利益协调。而从奴隶社会开始一直到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逐步的发展,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社会被划分为拥有多数生产资料的阶级和拥有较少或没有生产资料的阶级,拥有较多生产资料的阶级为了进一步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便采取国家这一形式对拥有较少生产资料的阶级进行阶级统治,所以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国家仍然是一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由此可见国家虽然起始于阶级利益矛盾的不可调和,但它本质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

在这里应当说明一个问题,马克思并不是从市民社会和国家分离的角度出发,而是通过对市民社会内部的分工和社会交往的研究进而科学地得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即国家起源于市民社会的内部因素。他的这一科学研究结论得益于对黑格尔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分离思想的启发,也就是说马克思对国家起源的研究是在颠倒了黑格尔国家观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

(二)国家的阶级统治与社会管理职能

由于国家是“虚假的共同体”,是统治阶级借以获得利益的手段,因此马克思认为国家的首要职能便是阶级统治职能。例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这样指出:“法国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恰恰是和保持这个庞大而分布很广的国家机器最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他在这里安插自己的多余的人口,并且以国家薪俸形式来补充它用利润、利息、租金和酬金形式所不能获得的东西。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又迫使它每天都要加强压制,即每天都要增加国家政权的经费和人员,同时又必须不断地进行反对社会舆论的战争,并由于猜疑而去摧残和麻痹独立的社会运动机关。”[4]567

也就是说国家是由专门的管理人员通过对市民社会的成员管制、控制、指挥来发挥其政治统治职能的,而且国家的首要职能必须是阶级统治职能,否则统治阶级就会因为无法维护本阶级共同体各个成员的私人利益而无法维持本阶级的统治地位。但国家不仅仅只存在阶级统治这一政治職能,还有社会管理的职能。虽然在学界,很多学者和理论研究者对于马克思是否认为国家具有社会管理职能这一观点持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但我们通过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那句话可以推断出马克思是肯定国家具有社会管理这一职能的。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国家职能时说其“既包括执行由一切社会属性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由此可以看出,国家的阶级统治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是一对辨证联系的范畴,阶级的统治职能派生出社会管理职能,没有社会管理职能的辅助,国家的阶级统治职能就难以维持,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的冲突和矛盾就会日益加深,不利于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和本阶级利益的获取。

(三)国家消亡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论述人在现存社会中被剥削、异化等不合理的状况时就曾初步设想过合理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他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对现存不合理社会(国家)的克服:“这种共产主义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与本质、对象化与自我确立、自由与必然、个体与类之间的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它知道他就会是这种解答。”[5]78而在其后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初步描绘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蓝图:“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51

在马克思看来,阶级、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它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一直永恒地存在下去。马克思立足于唯物辩证法,破除了黑格尔关于永恒国家的神话,他认为国家必然也会经历从“无国家社会——国家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为了找到科学、合理的解释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马克思开始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并创立了唯物史观,正如他所说,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人类精神发展来理解,他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因此“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正是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为未来社会国家必然消亡走向共产主义社会找到了科学的依据,同时也为无产阶级消灭国家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方法。

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后发现,国家之所以存在是根源于物质利益的矛盾,而阶级的存在又是根源于物质财富分配的不均衡,所以他认为消灭国家的首要条件是经济的高度发展,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以及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其次,还需要全体社会成员思想道德觉悟的极大提高。这样国家对人的统治和管理才能过渡到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国家才会真正失去其政治性质而走向消亡,这样在未来社会里将不再存在国家,代替国家行驶公共管理职能的将是人人平等且可以随时更换的社会组织。

三、马克思国家观的启示

马克思国家观虽然诞生于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发展于共产主义运动之中,与现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同,但正如萨特在评价马克思等哲学家时所说的那样,他们的哲学是任何特殊思想的土壤和任何文化的前景,“只要它们表达的历史时代未被超越,它们就不会被超越”。放眼世界,从整体来看,当今世界仍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社会形态,它们之间不论是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是意识形态都存在着差距;从部分来看,各个国家都存在着不同的社会矛盾,人们在生活中也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平等,这些种种都与马克思设想的未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美好社会存在差距。由此可见马克思国家观思想产生的历史土壤依然存在,它的理论在当下时代仍不过时、依然适用。当下,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攻坚时期,重温经典回到马克思的文本中去,可以为现阶段我国国家建设得到几点启示。

第一,大力发展生产力,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马克思不管是论述国家的起源和发展还是论述国家的消亡,无不提到生产力的发展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例如在论述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时,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3]582-583;在谈及国家的职能时,他指出国家的阶级统治职能之所以是其首要职能,是因为现存国家主要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各个人的经济利益;在论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时,他指出只有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时候国家才会自行消亡。可见,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根本上说这是由生产力的状况决定的,因此,加快生产力的发展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有着决定性的意义,现阶段我们仍然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第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马克思在1875年《哥达纲领批判》中就曾指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要经历社会主义这一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内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从而建立起新的无产阶级政权的国家才能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形式来消除阶级对立和阶级压迫,才能最终使国家“自行消亡”。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的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因此,只有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才能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保障。在党建的过程中,首先要加强党员干部队伍自身的建设;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会起作用,党工作的好与坏关键还是在于党员自身这个内部原因,因此在党建的工作中要切实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和选拔任用机制。其次要加强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创造者,党只有与他们保持密切地联系才能洞察社会实践发展带来的新变化,才能据此提出顺应时代要求的新政策、新方案,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第三,提高政府社会服务和公共治理职能。马克思在论述国家职能时认为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首要是具有进行阶级统治的政治职能,其次是具有维护政治统治而进行社会治理的职能。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以往封建主义时期和民主革命时期的阶级矛盾;新时期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现今国家的主要任务是经济建设,所以政府也要转变职能以适应实践发展变化的新要求,提高社会服务和公共治理职能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美]乔·奥·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M].张兆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2]张亮,周嘉昕,孙乐强.理解马克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6]马克思.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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