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斌威

摘 要：基于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理论的微观作用机制，通过区分直接变量和间接变量，辨析了污染决定模型和EKC模型。在此基础上提出异质EKC理论，指出收入水平的增加虽然可以给环境改善带来正面效应，但是收入水平本身并不足以完成环境污染倒U型的转换。因此，在改善环境的过程中，除了要努力发展经济之外，还需要不断增强环境保护意识、完善制度框架和监管质量。

关键词：监管制度;异质EKC理论;环境保护

文章编号：1004-7026（2019）11-0037-03         中国图书分类号：F205        文献标志码：A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快速增长，极大增强了国家实力，提高了民众生活水平。但在高增长背后也存在一些影响民生和社会稳定的问题，比如环境污染。环境污染对民众的生命健康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按照《全球疾病负担》（Global disease burden，GBD）的数据，2010年我国有120万人因户外空气污染而导致过早死亡。正是意识到环境对于社会民生的重要意义，习近平同志才一再强调环境治理的重要性，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那么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伴随着经济增长，是否必然带来巨大的环境污染;或者随着经济进一步增长，环境污染是否可以得到有效治理？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一般被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理论。EKC理论[1-2]认为，随着经济增长，由于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环境污染会不断加剧。但随着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人们对于环境质量的需求也会增加，用于环境治理的支出也会增加，从而环境质量在经历恶化期之后会趋于改善。总体而言，环境污染水平相对经济增长呈现出一种倒U型形状，这种形状与库兹涅茨在分析收入不平等时所揭示的形状一致，因此被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随着研究深入，人们对于EKC理论成立的普适性以及其背后的作用机理，产生了较大的分歧。由于制度框架和监管效率的不同，可能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同质EKC模型，应该使用异质EKC模型来研究经济增长和环境的关系。

1  EKC理论的微观作用机制

为了构建异质EKC模型，需要对传统EKC理论背后的微观作用机制进行进一步探讨。Panayotou[3]认为在EKC模型中，收入水平对环境的影响可以分为3个途径。①经济活动规模（规模效应）。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随着经济规模扩大，污染排放也将会随之增加。这种作用效应与收入呈正相关关系。②经济活动的结构（结构效应）。随着经济发展，经济结构呈现“农业—工业—服务业”的演进。一般而言，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对环境的污染是最严重的。因此当经济从农业社会进入重工业社会时，污染会加重;而随着经济结构从工业向服务业转变，污染将会减轻。这种作用效应与收入呈倒U型关系。③社会的监管与环境治理（治理效应）。随着收入增加，人们对于环境质量的需求会增加，从而环境监管和治理会加强，环境污染将会减轻。这种作用效應与收入呈现负相关关系：即收入越高，治理力度越大，环境污染越轻。

前两个途径主要是从经济和技术角度展开的，相对更具有客观性。第三个途径涉及社会制度，相对更加不确定。按照第三个途径，随着收入提高，消费的边际效用递减，而污染的边际损害递增，人们对于环境质量的需求会增加。直观而言，就是人们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对生活质量、身体健康、自然环境的需求就会增加。但这种对于环境质量的社会需求并不必然产生环境质量的社会供给。

由于环境污染的外部性，不同利益群体在环境污染中承担的成本和收益是不一样的。一般而言，本地居民承担着污染的主要后果;而企业在制造污染的同时，享受着主要的经济收益。对于地方政府，如果绩效考核的目标偏向经济增长，那么他们就偏向容忍环境污染;如果绩效考核的目标偏向环境保护，那么他们将会倾向于治理环境污染。因此，虽然从客观层面而言，随着收入增加和环境意识觉醒，民众对于环境质量的需求会增加，但政府最终是否能够提供有效的环境治理还要取决于民众需求、企业利益、上级政府部门考核等各种力量的博弈。

从环境治理需求到环境治理供给，其中反映着制度框架和监管质量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使得环境EKC曲线并不存在一种单一的同质模型，而是存在多样性。或者说，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导致污染的减少。政府和民众需要投入非常巨大的努力，设计各种制度和政策工具来监管环境污染，最终改善环境质量。

2  异质EKC理论

传统的EKC模型是在综合上述3种效应的基础上，考察收入水平和污染水平之间是否存在倒U型关系。同时，在实际研究中，除了收入水平之外，还会考虑更多变量，比如经济规模、产业结构、技术水平、收入分配、政府规制、人口密度、人口增长、国际贸易、地理环境等。考虑的变量越多，模型的解释能力就越强。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加入这么多变量的模型还是EKC模型吗？答案是不一定。

Stern[4]将影响污染的因素分为两大类：直接因素和潜在因素。所谓直接因素，即是上面所说的经济规模、经济结构和环境治理水平，这3个因素直接影响了环境污染水平。其他因素则是通过影响上述3个因素来对环境污染水平产生影响的，因此称为潜在因素。比如，经济结构对环境污染产生直接影响，但收入水平、人口密度、人口增长、国际贸易、地理环境、政府规制等，可以对经济结构产生影响，从而间接对环境污染产生影响。

一般而言，在实际研究中，经济规模用经济总产出来表示，经济结构用经济中第二产业的GDP占比来表示，环境治理水平用污染治理的投资、污染设备的数量等变量来表示。对应上面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的划分，将实际研究中使用的经济产出、第二产业的GDP占比、污染治理投资、污染设备数量称为直接变量，而其他变量称为间接变量。如果实际层面的直接变量能够完全刻画理论层面的直接因素（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治理效应）的影响，那么加入间接变量（间接因素）是没有必要的，或者从技术层面而言，它们的系数将等于0。

事實上，直接变量并不能完全刻画直接因素的影响，加入间接变量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和认识影响污染的作用机制。需要注意的是，间接变量的作用系数并不能完全反映他们的总体影响，反映的只是无法通过直接变量体现出来的遗漏影响。

以在模型中加入国际贸易变量为例，按照理论分析，作为间接因素的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是通过直接因素体现的。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国际贸易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扩大经济规模;同时可能会转移发达国家的高污染工业，使产业结构偏向第二产业;在国际贸易中，国际社会可能会要求发展中国家遵守一些环境保护条约，从而增强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治理水平。因此，在这个模型中，国际贸易变量增大，将会导致经济产出、第二产业占比、污染治理投资等变量增大，从而通过直接变量体现出其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此时变量前面的系数反映的是其无法通过直接变量体现的遗漏效应，而非全部效应。

因此，如果要考察间接变量（如国际贸易）的全部效应，就需要在模型中取消直接变量。这时，间接变量前面的系数基本上能够反映他们的总体作用效应。

大致而言，在模型中总体考虑直接变量和间接变量的模型，称为污染决定模型。这种模型可以帮助了解哪些变量会影响污染水平。但是，这个模型主要反映直接变量的影响，对于间接变量而言，只反映他们的遗漏影响。

这个考虑了许多变量的污染决定模型不等于环境库兹涅茨模型（EKC模型）。因为环境库兹涅茨模型考察的是随着收入水平上升，环境污染的变化情况，而收入水平也是一个间接变量：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经济规模会增大;产业结构会从第二产业主导向第三产业主导转移;污染治理水平会加强。因此，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环境污染会先加重，然后逐渐改善，呈现倒U型的库兹涅茨形状。

如果模型中存在直接变量，那么模型测度的收入水平前面的系数只是遗漏效应，而非总体效应。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考察的正是收入水平的总体效应。因此，要测度收入水平的环境库兹涅茨效应，就不能在模型中加入直接变量。

环境库兹涅茨模型（EKC）中，可以加入其他变量，而且非常有必要加入其他变量。但是，这时加入模型的只能是间接变量，而不能是直接变量。

如果在环境库兹涅茨模型中不加入其他变量，那么模型的含义就比较单一：即影响环境倒U型变换的因素只有收入水平。这种模型可以称为同质性EKC模型，其存在着两点比较严重的不足。首先，同质性EKC模型意味所有国家都存在一个统一的倒U型转折点，这显然不现实。不同国家的环境发展情况差异很大，有的国家在人均收入比较低的情况下就出现了转折，有的国家在人均收入很高的情况下仍然持续污染。其次，同质性EKC模型意味着环境的倒U型结构会随着收入水平上升而自然发生，从而在一定意义下暗含着一种假设：不需要为环境改善进行额外的努力，只需要把经济水平发展起来就行;只要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环境自然会改善。这种想法在政策导向上是不对的。因为收入水平上升导致的对环境改善的社会需求，并不必然带来环境改善的社会供给，这中间涉及重要的利益博弈，反映着制度框架和监管质量的差异。只有良好的制度框架和监管质量，才能把民众的环境改善需求转化为环境改善供给，从而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和监管制度的完善，使环境污染不断减弱。

在上述同质性EKC模型中，需要加入反映制度框架和监管质量的变量，比如监管机构数量、监管机构人员等，从而构造一个异质性EKC模型。这时模型的含义才更加符合现实，并具有正确政策含义。①收入增加可以给环境改善带来正面效应，但这种效应的发挥还需要依赖国家高质量的监管制度。因此，异质性EKC模型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收入水平比较高，但是环境污染仍然很严重。②异质性EKC模型也具有很明确的政策含义：即收入水平本身并不足以完成环境污染倒U型的转换，政府和民众需要付出足够多的努力，不断完善监管制度和各项社会政策，而这种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和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相矛盾。因此，一方面需要中央政府制定完善的监管制度和问责机制;另一方面需要公开环境信息，鼓励民众对环境污染问题进行社会性监督。

3  结束语

中国的经济奇迹伴随着巨大的环境成本，各种污染问题对民众的健康造成了重大的损害。按照EKC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环境污染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副产品。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工业化的发展，在经济增长初期环境污染会越来越严重;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增加、第三产业的发展、环境治理措施的加强，污染问题会得到有效的治理。

但这种变动显然不是自发的，需要社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因此，在不同的制度框架和监管效率下，会伴随不同的产业结构转型和环境治理措施，从而呈现出不同的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EKC模式。

为了有效解释上述环境EKC现象，通过区分直接变量和间接变量，从理论上辨析了污染决定模型、同质性EKC模型和异质性EKC模型。指出在考察EKC效应时，只有间接变量才可以纳入到模型中。同时，综合考虑收入水平和监管效率的异质性EKC模型，更加符合现实，并具有政策含义。在改善环境的过程中，除了要努力发展经济之外，还需要不断完善制度框架和监管质量。只有全社会增强环境保护意识、每个人为环境保护发挥自己的一份力量、承担一些经济增长减缓的代价，环境污染才能得到有效治理。

参考文献：

[1]Grossman， Gene M.， Alan B. Krueger，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J]. NBER Working Paper，1991，No.3914.

[2]Selden， Thomas， Song Daqing，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Development： Is There a Kuznets Curve for Air    Pollution Emissions？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1994，27（2）：147-162.

[3]Panayotou， Theodore， Demystifying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turning a black box into a policy tool   [J].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7，2（4）：465-484.

[4]Stern， David I.，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J]. World Development，2004，32   （8）：1419-14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