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晓剑

摘   要：当代藏族作家尼玛潘多的长篇小说《紫青稞》，对喜马拉雅山脉北麓边地村庄的生活进行了原生态的描写，其中大量的民俗文学现象体现出边缘叙述的现代发声。本文从多角度来探讨尼玛潘多的小说《紫青稞》，并从人类学元素中揭示其中的民族边地话语。

关键词：仪式;禁忌;民俗; “中心——边缘”

在二十世纪的人类学研究中，催生出“中心——边缘”、“我族中心——文化相对论”两组二元对立模式。随着边缘本体意识的觉醒，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发挥。藏族作家尼玛潘多的长篇小说《紫青稞》以西藏边地为背景，将民俗文学和边地叙事结合起来，将神秘的藏民族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过程中的民族的生命形态进行了深入描绘。

一、仪式：生命的过渡

作家以地处喜马拉雅山脉附近的偏僻山村——普村为叙述焦点，展现出古老的藏民族对民族文化阵地的坚守。在丰富的藏族民俗文化中体现出的宗教的神秘性以及时代与民族边缘话语的互动值得我们关注。在长篇小说《紫青稞》中具有大量的民俗文学现象，其中的仪式民俗尤为突出。

“仪式”作为一个批评理论的术语出现在十九世纪，它被确认为经验知识的分类概况。小说的仪式性叙述往往是使一种生命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过渡、由一种身份向另一种身份转变的媒介，这也是所谓的“仪式性效应”。[1]小说《紫青稞》中大量的仪式行为包括普村新年的驱鬼仪式、森格村的春耕仪式、阿叔次仁的驱病仪式、一妻多夫的婚俗仪式以及普村水灾和阿妈曲宗去世中蕴含的禳灾仪式和哀悼仪式等，都能体现诸多古老仪式在当代藏族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这些仪式叙事丰富了文学文本的叙述空间，凸显出民族话语的独特张力。

在小说《紫青稞》的仪式性叙事中宗教仪式是最为突出的一类。藏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深受宗教的影响，宗教文化深入到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紫青稞》中阿叔次仁生病，吃药念经都不管用，直到请来一位降神女，其中的降神仪式具有神圣的魔幻色彩：

“降神女在家人的帮助下穿上了厚重的神袍，娇小的身体消失在厚重的神袍里，那个腼腆的年轻女子不见了，剩下的就是威严可怖的地方神。降神女全然没有了刚才的腼腆，用厚重的男声对跪着的达吉说……待达吉回过神来，降神者的念经声越来越小，最后竟瘫倒在卡垫上，全身抖动不止…….慢慢地，降神者缓过劲来，自己脱下了神袍，又稍微休息了一会儿，才恢复了刚才的状态，变成了那位腼腆的女人。”[2]

这位降神女无疑就是一位能够驾驭超自然力量的宗教师，她能够看透普通人的想法，并能在神秘力量的帮助下对受难者进行治疗和帮助，起到医者的作用，这与原始部落巫医不分的社会作用是一致的。普村发生洪水，阿妈曲宗在天降灾难中死去时，普村的民间信仰中认为，这是“上面”降下来的惩罚，带有神谕的味道。普村中阿妈曲宗一类的老者，眷恋故土不愿意从环境恶劣的普村搬迁出去，在难得的丰收之际却迎来了一场浩劫，毁灭了普村的粮食和阿妈曲宗家的房子。这场灾难和救灾的矛盾情境背后，正隐喻了决定古老落后的普村生死存亡的禳灾仪式。阿妈曲宗以她一个老者的死去和普村饱受的洪水之灾让整个普村和达吉、边吉等年轻一代向偏僻固守告别，并引导她们继续向前寻找生活的新方向。

宗教仪式是宗教信众自己或通过宗教师以高度程式化的方式与超自然力量进行联系、沟通的行为模式。[3]《紫青稞》中普村在新年里吃“古突”和驱鬼这些仪式是藏族过新年时必不可少的一种民间宗教仪式。在大年二十九的晚上，普村村民经过一番祈愿念诵，在分好的面团上留下手印和口水，将面团以及吃剩的“古突”倒入陶罐内的妖女身上。然后点上火把，反复高喊着“出来吧，可恶的魔女，出来吧……”[4]让代表着邪气的魔女没有藏身之处，并为新的一年的好运和美满祈福。年神是藏族重要的民间信仰，它在藏族乡村和牧区中广泛存在，至今保持着原始传统的特点，是藏族民俗文化的一大财富和资源。

在小说的仪式叙事中还有独具藏族特色的婚俗仪式和春耕仪式。当代藏族社会中古老的一妻多夫（兄弟共妻）的民间婚俗形式仍然存在着，这与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夏威夷土著中发现的普那路亚群婚类似。这种共妻的婚姻形式讓处于耕牧文化下的藏族社会劳动力不分散，可以不分家、不分财产，避免了家族衰落的同时，还有助于团结一致、发家致富。[5]《紫青稞》中森格村的春耕仪式作为农业忙碌前的犒赏，也是祈求运气升腾和风调雨顺的农业仪式。春耕仪式中每个人盛装出席，于是春耕仪式也是村民们互相攀比相互炫耀的仪式。

作为当代藏族文学优秀之作的长篇小说《紫青稞》充分把握了藏族民俗文化的独特个性，运用文学人类学的仪式视野观察民俗仪式行为，并表达藏族仪式的意义。民俗文学中的仪式书写，对全面关注和重新评估异族、异文化的文学想象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禁忌：神圣的危险

禁忌作为一种古今极为常见的生活文化现象，大量存在于民俗文学中。禁忌文化很难找到它的根源，其特征之一就在于这种禁忌无论怎样都无法论证。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指出“这些禁制可能和具有某种强烈意愿的活动相互关联。他们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随着禁忌的维持，那种原始的想从事禁忌事物的欲望依然持续存在着。他们对禁忌事物必然采取某一种矛盾的态度。在潜意识中，他们极想去触犯它，可是，却又害怕这么做。他们恐惧，正因为他们想做，只是害怕战胜恐惧罢了。”可见禁忌民俗的实质在于诉诸人的心理，设立禁忌的目的是要避免不希望得到的结果。其本质在于抑制人的欲望，即使欲望是人的本能要求，但作为“社会的人”理应对欲望进行某种抑制。 [6]

作家尼玛潘多在叙述禁忌民俗时，宗教禁忌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类。普村最富有、身世最显赫的居家密宗师强苏家族延续了家族中佛教宁玛派活佛遗留下来的福荫，“相传个个功力非凡，不仅能驱雹除灾，还精通藏医藏药，医术远近闻名”，[7]这实际就是巫医结合的人类原始模式。藏传佛教的思想体系讲究重来世轻现世、重宗教轻人世现实、重忍让少抗争、重道德轻权力等，他们关心的是来世的幸福和解脱。而铁匠扎西制造的是能够残杀生命的冰冷血腥的武器，他一生为现世财富和利益而忙碌，年老时不像寻常藏族老人一样诵经祈祷，这无疑是藏族社会的一个异端。村民们排斥铁匠扎西，不与之共饮酒碗，不与之结亲，让具有铁匠身份的后代也饱受族群的歧视。藏族社会不接纳的实际是打破禁忌的职业和对宗教不虔诚的人群，即遵守着“禁忌——违禁——惩罚”的典型模式。

藏族社会中还有关于生育和死亡的禁忌。桑吉对腹中胎儿的处理体现出对藏族禁忌民俗的遵守。即使胎儿是桑吉与强苏多吉爱情悲剧的产物，也有对未婚母亲前路的迷茫，桑吉和阿妈曲宗依然认为流产行为会在来世招来报应而不愿残杀生命。阿妈曲宗经过普村洪水后去世于村长阿佳天加的家里，这是社会中非常忌讳的事情，并认为沾染了晦气一辈子都要倒霉。这种玷污和危险的事情终究还是发生在了村长家中。

在《紫青稞》的禁忌叙事中，新年仪式也涉及到新年的禁忌：驱鬼仪式中，所有女性都被视为有妖气的魔女而不能随意外出，否则会被当作不祥而被烧辫子。在新年的第一天家庭不能吵嘴，否则这一年家庭会不和睦;这一天也不能劳作，否则这一年会劳碌不停;这一天也不能走亲戚……[8]这些禁忌中是在避免污秽和不吉利，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寄托。

无论何时何地，人们对禁忌事物始终保持着一种矛盾的态度，即在潜意识中他们极想去触犯它，可是却又害怕招致危险的后果。尼玛潘多对藏族社会禁忌民俗的民间心理和行为作为民俗文学现象展现在小说的文本叙事中，展示出禁忌民俗作为一种具有神圣意义的危险，让人们出于生存的需要而尽力规避以及避无可避的命运现实。

三、整合：对话边地文化

作家尼玛潘多从本土文化自觉的立场出发，以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北麓偏僻村庄为叙述焦点，将作为藏族文化资源的有形边地加以构建和重塑。长篇小说《紫青稞》以藏族边地村落民族志的姿态，向主流文学、文化强调自己的西藏边地话语。

“‘边地是相对概念，出现于‘中心确立的过程之中。在大一统的王朝时期，边地就是中央、中原以外的‘四方。从族群和文化的交往进程来看，边地的含义大致经历了从‘边荒到‘边疆再到‘边界的演变。‘边荒意指虽知其在却难以拥有的边地;‘边疆开始具有王土的属性，虽处在王朝（帝国）之边，却已纳入了经营治理范围;至于‘边界，体现的是与他国相交的领土划分，对内意味着统治的末端，对外标志着主权的终止。”[9]

《紫青稞》中的叙事边地地处喜马拉雅山脉附近，远离内陆的繁华世界。全球化和商业浪潮没有让这里的古老民俗文化丧失民族性，他们依然坚守着原生态的方式繁衍在这片偏远的藏族土地上。脱胎于藏族母体文化的藏族作家尼玛潘多揭开了藏族文化神秘主义的面纱，将宗教意识形态中的信仰仪式和生活仪式叙述在文学文本中，作为民族话语和边地现象展现出与中心文化对话的欲望。而作为藏族文学叙事文本，将西藏边地村庄的民俗文学现象呈现出来，在仪式民俗与禁忌民俗的并置书写中建构中国文化的内部多样性和丰富性。这种独特的边地民俗文化现象是“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模式的一次对话，它在努力地发出民族文化的声音，也在倾诉边地的话语。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中斯大林指出：“每个民族，不分其大小，都有自己的本质特点，都有只属于该民族而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特殊性，这些特点便是每个民族对世界文化共同宝库的贡献，补充了它，丰富了它。”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不要让中原划界、文野二分的心态和观念埋没了民族和边地的声音和个性。

参考文献：

[1]叶舒宪.国际文学人类学研究【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2][4][7][8]尼瑪潘多.紫青稞【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12）.

[3]孙秋云.文化人类学教程【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11）.

[5]丹珠昂奔.藏族民族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0）

[6].廖明君、张海洋.多维视野中的文化对话——中青年学者访谈录【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7）.

[9]徐新建.全球语境与本土认同——比较文学与族群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8（10）.

责任编辑：次仁罗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