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诗诗

摘  要：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的集大成者，其中的等级尊卑、礼仪制度等思想对古代女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以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为典例，该剧女主人公杜丽娘相较于以往的封建落后女性而言，其女性意识已初步觉醒，敢于追求爱与幸福。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其思想和行动仍然无法脱离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桎梏，或多或少的刻上了儒家思想的烙印，这些思想有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我们应该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

关键词：儒家思想;《牡丹亭》;杜丽娘;伦理道德

[中图分类号]：J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3--02

一、“从一而终且止乎于礼”的传统行为模式

古往今来，文学史上出现了众多遭人唾弃的女性形象，如潘金莲、潘巧云等人，探其因，则是因为这些女性不遵守礼仪、不从一而终而是朝三暮四、水性杨花的形象，其成为众矢之的也就无可非议了。而杜丽娘却被无数女性所喜欢，其重要原因是汤显祖在塑造杜丽娘形象时，不仅写她大胆率性追求理想情爱，而且让她“止乎于礼”，其行为没有跨越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范围，且她“从一而终”的至情理念也是符合传统利礼仪的。

杜丽娘只因梦中与柳梦梅相遇，便“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非梦中人不嫁，以至于想要再遇梦中佳人，无奈梦境不可再得，现实的种种也注定她与柳梦梅无缘，但杜丽娘并没有放弃，且打算死后葬在梅树底下，继续寻找梦中人。“非梦中人不嫁，无梦中人即死”这种行为虽不能以“忠贞”二字形容，但绝对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即“坚守”，她认为对从一而终的伦理道德的坚守才是通往幸福的真正渠道，这与明代思想家的观念相吻合。

宋代时期，随着程朱理学的发展，贞节观发展到了顶峰，朱熹曾大肆宣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种风气到了明代就愈演愈烈，汤显祖无疑也继承了这种观念。汤显祖在《牡丹亭》的题记中写到：“如丽娘者，乃可谓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不可复生者，皆非至情也”[1]。杜丽娘已经达到了“至情”的高度，而且演绎德近乎完美，深得人心，这种“情”具有超越生死的绝对自由性，且不能“以理所格”。汤显祖对“情”的宣扬固然是《牡丹亭》的中心意旨，但从杜丽娘对道德的谨守来看，对于传统伦理道德中有关夫妇人伦、忠贞爱情等因素，汤显祖是持肯定的态度，所以才有杜丽娘对于礼义的追求。

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观念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型于西周时期，《诗经》中就有“娶妻必告父母”之说法，几千年来，它一直是男女婚姻成立的前提条件。中国古代女子的婚姻要由父母做主，要有媒人牵线，其自身是无法选择和决定自己的婚姻的，传统礼教对女性的情感生活作了严格的限制。在《牡丹亭》中，汤显祖先生则打破了以往的清规戒律，从“伤春游园”到“思春梦遇”等与柳梦梅之间生而死、死而生的真情中体现了一种“无媒自合”的模式，这是进步思想的体现，但是这种进步思想仅仅只局限于其作品的前半部，到了后半部则仍未逃离儒家礼教思想的桎梏，主要体现在杜丽娘的思想言行中。实质上，杜丽娘渴求她的姻缘符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礼教传统，更多的是渴望为自己的毕生追求找到现实的见证。

例如，在三十六出《婚走》中：“（旦）姐姐，俺地窟里扶卿做玉真，重生胜过父娘亲。（生）便好今宵成配偶，（旦）懵腾还自少精神。（旦）秀才可记得书云：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生）日前虽不是钻穴相窥，早则钻坟而入了。小姐今日又会起书来，（旦）秀才，比前不同，前夕鬼也，今日人也。鬼可虚情，人须实礼。”[2]

从上述杜丽娘与柳梦梅的对话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杜丽娘所持的婚姻观念，重新做人的杜丽娘吸取经验教训，她意识到了作为一个人必须遵守人间法则，必须要依理办事，她要在现实生活中为自己和柳梦梅的爱情寻找坚实的后盾。好一个“鬼可虚情，人须实礼”，“礼”字在杜丽娘心中打下了深深的印记，她认为，若要使他与柳梦梅之间的婚姻合理化、合法化，必须要以“实礼”作为其婚姻的纽扣，不然则名不顺言不正，毫无具象可言。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女性的杜丽娘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对自己前途不可预料的惶惑感，她为了保护爱情，她要順应礼教的婚姻制度，她要获得正妻的名分，从而实现人格尊严的维护。

这足以证明杜丽娘在对爱情的热情追求上虽有朦胧的觉醒意识，但在过程中依然坚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对礼教有一定的妥协性，并未完全逃离儒家思想之桎梏，仍然要遵循礼法，重生的杜丽娘逐渐地显现出来多层的封建礼教的道德伦理因素。这是那个时代女性地位不平等的产物，也是那个时代作者无法改变的思想局限性。

三、封建礼教大染缸下的温顺、贤良性格的养成

杜丽娘所生存的时代是“程朱理学”兴盛的时代，“存天理、灭人欲”之宗旨应运而生，此天理并不是形而上学之虚象，而是客观存在的封建社会儒家伦理道德，也就是封建制度规范、礼仪等，世人皆奉此为圭臬，人的合理追求及美好理想皆受其限制。杜丽娘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封建思想浓厚的官僚家庭，其父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恪守礼仪制度，当然作为独女的丽娘必将传承宗义，在其父母的严加管束下，其行动范围仅仅局限于书房、闺房，甚至连自家后花园都未曾涉足，所接触的人也只有父母、丫鬟春香与先生陈最良。

其私塾老师陈最良是一位落第文人，他在《闺塾》中死守儒家经典的教条，他代表着陈腐迂阔的封建教化系统。因此，杜丽娘所涉猎的书籍也未曾超出儒家经典之框架，《四书》《五经》等书早已滚熟于心。

其父是个儒生出身的太守，是传统道德的代表人物，为官恪尽职守，为人坚持礼教，其父想要让女儿“识周公礼数”，以便“他日到人家，知书知礼，父母光辉”，而母亲甄氏则是个夫唱妇随的贤妻良母式的女子。可见，她的家庭充斥着浓重的封建礼教气息，出身和社会地位规定她应该成为具有三从四德的贤妻良母，也正是在这浓厚的儒家思想的熏陶下，丽娘养成了温顺、贤良的性格。

同时，其性格也是造成其死亡的一个潜在因素。丽娘生活在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中，眼睁睁看着青春即将逝去，她却无能为力，只好把炽热的感情压制在心中。当杜丽娘游园惊梦而萌发春情之后，身心备受煎熬，她内心想大胆追寻梦中情人，但深知其有悖于封建礼教制度，她清楚地知道其所处的冷峻现实社会是不容许她追求自由爱情的，所以她只能顾影自怜，独自流泪，直至香消玉殒。

四、根植于心的门第观念

“门当户对”是中国社会中一直存在的择偶观念。对于杜丽娘而言，其与柳梦梅超越生死的至情却仍然无法逃离“门当户对”的裹挟，死去了的杜丽娘可以卸下世俗束缚在她身上的种种锁链，而还魂后的杜丽娘则希望以遵循社会各种准则为代价得到世人的认可。杜丽娘生于官宦家庭，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而柳梦梅却是一个无名小生，这在杜丽娘心上已然埋下了一层抹不去的阴影，以至于在临安忽听考期已到，便立即劝其奔赴考场，鼓励柳梦梅考取功名，光耀门楣。

例如“喜的一宵恩爱，被功名二字惊开，好开怀这御酒三杯，放着这四婵娟八月在。”[3]新婚的幸福时刻仍然被功名仍然被功名所稀释，丽娘宁愿忍受新婚相别之苦，也要鼓励丈夫赴考临安，获取功名，希望借此来提高他的社会地位，达到所谓的门当户对的地步。她的这种门第观念是儒家思想在婚姻中的必然反映，这种观念不仅存在于父辈母辈心里，也存在于男女双方的内心深处，根深蒂固，不可动摇。

结语：

纵观中国古代文化，“礼”是一个不可忽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是儒家思想之核心所在。汤显祖是一个敢于向封建礼教提出质疑的剧作家，但是他仍未逃离儒家思想的框架，个性解放尚未从根本上脱离封建藩篱，而只是对其中特别戕杀人性的地方做了理想化的艺术处理。其笔下的杜丽娘思想已有了初步的觉醒，勇敢的追求理想的爱情，但她顽强的追求又带着深刻的儒家思想烙印。

注释：

[1]邹自凯：《汤显祖与明清文学探赜》，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2]汤显祖：《牡丹亭》，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页。

[3]汤显祖：《牡丹亭》，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页。

参考文献：

[1]汤显祖.牡丹亭[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2]谢雍君.《牡丹亭》与明清情感教育[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徐扶明.牡丹亭研究资料考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4]毛效同.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刘松来.《牡丹亭》“至情”主题的历史文化渊源[J].文艺研究，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