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您刚刚提到了法家，请进一步谈谈您对法家的看法。

答：天寒地冻的冬天会给人以安定和冷酷的感觉，生机敛藏、万物闭伏，世界笼罩在一种简单而冰冷的秩序之中，单调而寂静。这似乎就是法家有些冷酷的心灵。我一直觉得，当一个人的心灵完全被功利所充满和占据的时候，那就是冷酷的。不幸的是，这正是法家对生命和心灵的理解。

法家可以让人想起很多的名字，不过最重要的代表一定是韩非。这位生活在战国末期的哲人曾经追随过主张“人性恶”的荀子，同时还研究和解释过《老子》，吸取并强化了那种清冷的感觉。在韩非看来，以利害为主的计算之心是人之常情，“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在他看来，这也构成了人和人之间交往的基础。以君臣关系为例，其性质完全是彼此利益的交换，“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重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臣子出卖的是“死力”，君主用来交换的是爵禄，其间完全以计算之心相待，所以有“上下一日百战”的说法。

君臣关系如此，这个世界中一般人之间的关系也没有什么不同，韩非说：“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天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舆人、匠人希望他人富裕或者死亡与爱憎无关，唯一的理由是利益，这就是韩非揭示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真相。不过，最让很多人无法接受的是韩非对于父子之亲的理解。我们知道，这种关系被儒家认为是先天之爱的证明。而在韩非看来，其实质和君臣等关系并无不同：“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具出父母之怀妊，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其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母之泽乎？”同样是父母的血脉，男孩和女孩的命运却大不相同，那些生了男孩的在举杯庆祝，而女婴却有可能被遗弃。我们知道，传统社会中人们对待男孩和女孩确实有态度上的不同，《诗经》中就有所谓弄璋和弄瓦的区别，而韩非这里说得更加冷峻。究其原因，则是考虑到男孩和女孩在未来对于父母的利益有区别。在韩非看来，如果父母和子女之间都以计算之心互相对待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样的关系能够逃脱计算的命运呢？

在这种理解之下，爱和信任等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就是多余的。就君主而言，韩非认为不能信任任何一个人，“入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信任他人就意味着把自己托付给他人，也就意味着受制于他人。哪怕这个他人是自己的父兄妻子。韩非子特别写下了《备内》，认为君主应该重点防备自己的大臣、父兄和妻子。由此，爱一定也不适合于这个世界，君主不应该期待着把权力建立在爱的基础之上。一方面，“爱臣太亲，必危其身”;另一方面，对百姓的爱则会导致无功得赏，暴乱不止。韩非以治家来比喻国家的治理，“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从而提出“一断于法”的主张。

去除了爱、信任、血缘亲情等之后，法就成为韩非世界里的唯一主角。韩非批评了当时流行的各种学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儒家以亲亲尊尊的仁义礼等挑战法的公正和权威，而墨家用立足于兼爱的侠义去破坏法的禁令。至于道家所说，不过是一些“恬淡”或者“恍惚之言”，完全不适合于君主的需要。一个明智的君主应该意识到，除了法之外，国家不需要其他任何的文字和主张。韩非说：“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后来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无疑是这种主张的实践。韩非认为，官府应将法颁布于天下，群臣、百姓，乃至于君主都要受到法的制约。君主不该为了任何的原因逞其私意，而破壞法的权威与尊严。司马谈说“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是很正确的观察。

从大的方面来说，法的核心不过就是刑德或者赏罚，韩非称之为二柄。这是有国者的利器，臣民有功者赏之，有过者则罚之。君主必须亲自执掌赏罚的权力，落入臣子之手是很危险的事情。这就又牵涉到对法家而言很重要的术的问题。所谓术，是指君主用来控制和应付臣子的方法，包括“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等。在韩非看来，只有法而无术，则君不足以知奸，权力反为臣所用。只有术而无法，则法令不行，不足以富强。因此，法与术的结合才是比较理想的状态。

责任编辑：韩少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