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灿

严惠宇（1895-1968），名敦和，以字行，江苏镇江人。爱国实业家、教育家、收藏家、艺术资助人。因其全力倾注于镇江的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事业，和冷御秋、陆小波被尊为“镇江三老”。

一

作为大鉴藏家和艺术赞助人，严惠宇对我的爷爷尤无曲来说，既是恩师又是引路人。爷爷是1938年在上海避难期间结识严惠宇的。当时日寇侵华，南通沦陷，尤家人逃难到上海。严惠宇的长女严忠婉是尤无曲大哥尤其伟的学生，因为佩服老师的学识，把他引荐给自己的父亲，从此尤氏兄弟就和严惠宇结下了不解之缘。

严惠宇酷爱收藏，十分爱惜人才，很快尤氏兄弟就成为严家的座上客。在严家，爷爷见到了当时北方画坛的领袖陈半丁。那年陈半丁来上海，就住在严惠宇家，爷爷只要有空就去严家看陈半丁画画，一来二往，严惠宇看出了爷爷的心思，问他的志向，爷爷说：艺术成功。严惠宇在那个瞬间决定介绍爷爷拜陈半丁为师，送爷爷去北平跟陈半丁学画。

陈半丁是当时北方画坛的领袖，眼界心气极高，很少收学生。在爷爷之前，他收过的学生有：张学良、梅兰芳、王雪涛、陆小曼、凌叔华，江南蘋，以及齐白石最有才华的儿子齐子如，这些人都因和陈半丁有这样或那样的渊源才有机会拜在半丁先生门下。严惠宇请陈半丁收爷爷为徒。爷爷在严家，给陈半丁磕头拜师，陈半丁没有要爷爷的拜师礼。当时陈半丁急需一笔款子付他买的北京地安门米粮库的房款，严惠宇在上海给陈半丁订掉了100多幅画，画款当时就付给了陈半丁。此后不久爷爷北上学画，一去三年。严惠宇安排爷爷挂职于北京金城银行，在那里领一份薪水，金城银行给爷爷安排了一问单人宿舍。每周去陈半丁家两次，平时就在宿舍画画。前后三年，爷爷独自—人在沦陷的北平，凭着严惠宇为他创造的学习机会和安排的学习条件，一心一意地努力学习。

因严惠宇的推荐，也因爷爷的勤奋、本分和才情，陈半丁对爷爷十分满意，把爷爷看成是自己的衣钵传人，尽心尽力地倾囊传授中国画的画理、画法。1941年冬，为了回报严惠宇，也为了将爷爷的艺术推向社会，陈半丁在北京中山公园水榭给爷爷举办了个人画展。整个画展从策划、组织到装裱，包括约请齐白石、萧谦中、蒋兆和、王雪涛等宾客以及媒体等大小事务，全是陈半丁包办。为了提携爷爷，画展中爷爷创作的120幅作品，几乎都由陈半丁落款。为了提高展览的人气，在爷爷的画展上还展出了陈半丁先生的几十幅作品，由此可见陈半丁推出爷爷的不遗余力。

1942年春，33岁的尤无曲从北平学艺归来，奶奶黄幕玉已去世三年。严惠宇很喜欢忠厚老实又才华出众的爷爷，有意将他的外甥女李昌巩许配给爷爷。李昌骊是严惠宇姐姐的女儿，因母亲去世早，是在舅舅严惠宇家长大的。她身体一直不好，近30岁还未出嫁。爷爷和李昌巩奶奶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了亲。然而好景不长，1943年底，李昌巩奶奶就因心脏病去世。但严惠宇一直把爷爷当作家里人，他收藏的历代名画，爷爷随时都可以拿去临摹学习。1942年到1952年的十年里，爷爷在严惠宇那里接触到了历朝历代、各门各派的绘画精品。特别是1948年到1949年期间，爷爷临摹了严惠宇收藏的元人无款长卷《桃源图》。临这幅画可以说是对爷爷掌握的中国山水画技法的一次考验和提高，画中几乎涉及中国山水画所需要的所有笔法，画卷里水的面积极大，对表现水流的线条要求很高，爷爷以他的耐心、细心和扎实的绘画功底，忠实的把这幅巨制的精神和图式完美地临摹了下来，所有看到爷爷临摹这幅长卷的人，无不被这幅作品打动。

二

在20世纪的中国，严惠宇是个真正的大鉴藏家。抗战期间，中国人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当时中国最富有的江南地区都已沦陷，稍有家产的人都逃到上海避难，许多人没有生活来源只能靠出卖古董字画来维持。当时上海有几家做古董字画生意的公司，还有一些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收购古董字画，他们将收到的古董字画转售海外，中华文物大量流失。看到这个情况后，为了保护中华文物，严惠宇就在上海陕西北路的慈忠北里开办了云起楼，收购古董字画。严惠宇的收藏大都是在此期间购得。

严惠宇在收藏上对自己有两点约束：一是原则上不收元代以前的作品，因价值高、作品少且难辨真伪，再是犯不着惹“怀璧其罪”的麻烦。当年狄楚青逝世后析产，出让书画，秦曼青力劝严惠宇买下最佳一组的20幅，包括董其昌题“天下第一王叔明画”的《青卞隐居图》，严惠宇坚持不买。第二个约束是原则上不买“热门”。抗战胜利后，老友王某在北方收得珍品5件，皆稀世之珍。王某送交严惠宇欣赏，并有二条件：一不许给别人看，二如他喜爱，可出让，别人不卖。严惠宇观赏月余，忍痛送还王某。

在书画鉴定方面，严惠宇也有独特的见解。他凭着三十多年的书法功底，将书画分作三个境界，即写、画、描。在书法方面为写字、画字、描字;在绘事方面为写画、画画、描画。写要聚精会神，贯彻始终，笔笔地道，稍涉马虎即成画，摹拟形似即成描了，马虎则笔到意不到即成瑕疵，描则依样画葫芦，神气全无。气韵有天赋，力量看功夫，若以一笔不苟写出者，必非劣作。因此他惟一鉴定标准为“一笔不苟”。不论名气大小，能经岁月流逝、历无数藏家过目欣赏而流傳于世的作品，应该说都是“一笔不苟”的。严惠宇以此看画、以此收画，亦以此做人处事、律己励人。

对书画家作品的评定，严惠宇提出“三忌”，即忌“熟、俗、浊”。熟则无新意，俗则无雅趣，浊则无清气。对书画作品的收藏，他提出“三贵”，即贵在“珍、精、新”。珍为珍品，难得稀少之作;精为精品，精心杰作;新为保存完好，虽古犹新。

在鉴定方面他有两个掌眼人：一个是汤定之，一个是秦更年，这两位先生一个偏重于绘画，一个侧重于篆刻，眼光一流，学问超群，所以严惠宇的藏品质量极高。

严惠宇常言：“千年土地八百家，古玩文物亦复如此。”慨叹之余，他早有把文物交给国家的准备。严惠宇曾向南京博物院捐献文物和书画300余件。捐赠后，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多次写信给严惠宇，邀请他到南京游览并参观馆藏文物。1961年明，严惠宇去南京游览，为了不麻烦曾昭燏，自己预定了旅馆，买好隔天的回程车票后才去拜访曾昭燏。曾昭燏坚持要留严惠宇一天，并派人代换了车票，次日上午，将严惠宇接到南京博物院参观，中午设宴招待，并请胡小石等学人作陪，席问胡小石云：“初仅以为惠宇先生是著名收藏家，今乃知还是一名高明的鉴赏家。”

20世纪50年代末，严惠宇向镇江博物馆捐献宋元明时期文物62件，其中有宋建窑黑釉盏、罐等，明代梅花白瓷三足洗，还有署陈明远款的破竹筒形白紫砂陶笔筒;明清画98件，另外还有古籍图书100箱，对恢复绍宗国学藏书楼起到促进作用。绍宗国学藏书楼为镇江吴寄尘于20世纪30年代创办，严惠宇是藏书楼经费筹委会委员，对藏书楼的建设有经济上的支持。后来严惠宇和柳诒徵、尹石公提出将藏书楼改为博物馆的建议，在他们积极倡导下，1958年镇江市政府正式批准建立镇江博物馆。

严惠宇曾向镇江博物馆馆长陆九皋谈他的收藏见解，他说：“我买东西不追求名头，而是看书画的质量，只要写得好、画得好，我不管名头大小，都要把它买下来，还有冷名头，东西很好，要的人不多，我就买下来。”由此可见严惠宇的收藏注重的是对历史文化的保护。作为镇江人，严惠宇很注意收藏京江画派的作品，解放后他收藏的有两项重点：一是清代京江画派作品，二是清末民初蒲华的作品，这两项每有新得，就交给外孙陆承平帶到镇江集中保存，至“文革”前总数已近百件，其中有不少佳作。

1959年，严惠宇捐献给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明清名人扇页集册1816开，共81册;明清书札1616开，共61册。

1961年，镇江博物馆由金山迁到五十三坡新馆，陆九皋来上海向严惠宇借书画展出，其时严惠宇刚收到一件闵褒《岁朝图》长卷，画的是折枝梅花、天竺、松、竹等，清绝幽丽;后又拿了一件元代郭天锡的《米氏云山图》轴，并有内府的藏印，他说：“这幅我是花了大价钱买回来的，有人看了认为靠不住，不过我是看准了，因为郭天锡是我们镇江元代名人，像这样的画很难碰到，你拿去展览，让大家看看。”后来，他又拿出石涛的大中堂、沈周的山水手卷、顾鹤庆为高邮徐氏画的《平川十六景图》卷，共有10多件。1963年，严惠宇回镇江参观博物馆时说：“这批东西就给你们展出吧，不用还我了。”接着又说：“我所有的书画，都是你们的，不过有生之年，还想不时看看，最后都是你们的。”

“文化大革命”前夕，严惠宇即写信给镇江博物馆，说上海破“四旧”十分激烈，他已顶不住，要求博物馆把他家所有的书画文物运到镇江博物馆。但当时，镇江博物馆的领导不同意接收，此事只好作罢。

20世纪80年代，严惠宇的子女为了实现父亲的遗愿，将严惠宇遗藏的宋元明清瓷器11件，明清字画29件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其中包括董其昌的《谿山雨意图》轴、恽寿平《双松图》《桃花山鸟图》《秋妍图》，还将上海落实政策后返还的195件书画捐献给镇江博物馆。

自此严惠宇一生的收藏，最后尽归上海、南京、镇江三个城市的文博单位。

三

严惠宇还是一个具有英雄气概的人，多少次救朋友于危难之际，为人慷慨大气，乐于助人，不思回报，而且极富正义感，在大是大非面前有操守、有气节。

1943年，秦更年、傅雷等要在上海给时年80岁的黄宾虹办一个画展，秦曼青找严惠宇出资为黄宾虹印—本珂罗版的画册，严惠宇二话没说，也没要任何回报，为黄宾虹印了一本在当时极精致的山水画册。画册印好后全部交给了傅雷。傅雷后来给了严惠宇一本，严惠宇随即转赠给了爷爷尤无曲。

上海金山的陈陶遗是同盟会早期会员，曾任同盟会暗杀团副团长、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副议长、江苏省省长。他和严惠宇是忘年交，后来陈陶遗退出政治舞台，日本人侵华后陈陶遗因病留沪。汪精卫曾要他出任伪江苏省长或上海市长，均被拒绝。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也上门来“请”，他也不为所动。病困上海期间他意图鬻书谋生，怎奈烽火连连，几乎无人问津，生活日渐艰难。严惠宇慷慨施以援手，聘他为大东烟厂董事长，支给月俸，使陈陶遗得以维持衣食，安度晚年。1946年陈陶遗病逝，严惠宇又慷慨解囊助他丧葬。

1957年，画家刘伯年蒙受不白之冤，身陷囹圄，全家生活困苦不堪。刘伯年的儿子刘尚同，那时刚人高中读书，由于其父的问题，他的学费不得减免，连分期缴付也不行，面临失学与不得温饱的困境。严惠宇知道后，把他叫到跟前说：“你的学杂费由我替你付，你要用功读书。”另外他又教刘尚同书法，要求他每周末上午去他书房交作业。每逢刘尚同把写的字交给他，他总是十分耐心地逐字圈评，至今刘尚同对他的谆谆教诲仍不能忘却。严惠宇很节约，练字都用废报纸，他要刘尚同也按他的方法练字。他说既要练好字又要省钱，旧报纸照样可以利用。严惠宇要刘尚同认认真真地写字，清清白白地做人。每月之初还给刘尚同10元钱，以支付他在学校的膳费。这种情况从1957年始至“文革”前止。后来刘尚同有了一份临时代课的工作，严惠宇还始终关心他的学习、工作与生活。

2004年，陈半丁艺术馆在绍兴柯岩开馆，我带着爷爷尤无曲捐赠给陈半丁艺术馆的16幅作品去参加了开馆典礼。那天吃早饭的时候，我和陈家的儿女们坐在一起，陈半丁的子女们忆起许多往事。陈半丁的儿子陈燕麟回忆，当年他在浙江丽水工作，1966年8月，他回北京经过上海时去看严惠宇，告辞时严惠宇从怀中摸出一叠钱共800元交给陈燕麟说：现在形势很乱，上海都闹成这样了，北京肯定也好不了，可能会更糟糕，这可能是我对你父亲最后的一点心意了。

陈燕麟怀揣这一叠钱回到北京，正值陈半丁被北京画院抄家停发工资，陈半丁一大家人靠着这800元生活了好长一段时间。这笔钱对陈家来说是雪中送炭的救命钱。

“文革”中严惠宇在上海的所有收藏，一律被查抄封存。那时他已重病卧床，一天外孙陆承平去上海看望，只见他躺在双人木床上，仅居一间朝北的斗室，四壁空空，一个大鉴藏家落到如此境地，让人感到无限凄凉，潸然泪下。陆承平一时无言，找不到宽慰的话。可严惠宇很平静地说：“这叫作‘国宝源流，平生收藏的文物都是国宝，既然是国宝，就得源流，国宝不可能永远为一个人所占有，物换星移，从古至今都是如此。”身处绝境，仍有这样豁达的胸怀和明哲的观点，真不愧是一代大鉴藏家，令人敬仰。

1968年9月23日，严惠宇在贫病交加中病逝于上海，享年74岁。去世后归葬于镇江东郊三里岗，后迁葬南郊栗子山东南侧之山麓。

责任编辑：陈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