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清德

在书法史上，张瑞图（1570-1641）是一位备受关注和争议的书法大家，因书魏忠贤生祠碑文，名列逆案，为人所诟病，清修《明史》将之载人“阉党传”。数百年来，褒贬不一，毁誉参半，学界相关研究亦多。笔者重新检索文献，拟从前人评价及其与叶向高之交游再论其人其书，中兼论人品、书品之关联。

一、“一艺之工不以人废”——张瑞图书法之评价与“人品即书品观”再审视

张瑞图，字长公，又字无画，号二水，别号果亭山人、芥子、白毫庵主、白毫庵主道人等，晋江二十七都霞行乡人（今福建省晋江市青阳镇莲屿下行）人，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殿试第三，累官至内阁大学士。关于张瑞图书艺与人品，在张氏离世二百年之后，闽人梁章钜（1775-1849）于其所著《退庵所藏金石书画跋尾》中有如是一段文字：

张二水瑞图书纯用偏锋，愈大而魄力愈壮，有推倒一世之概，余得其手迹颇多，因薄其人，皆随时赠人不甚爱惜。初得一行书长卷尚是圆笔，卓海帆同年见而击赏，遂以赠之;又得十字楹联帖甚雄骏，以赠门徒詹捧之广文;又记得福州购一册，末有史道邻阁部题十字云“其字天下奇、其人姑置之”，为一新亲强索去，至今耿歉，非为二水，实为道邻也;又有四大堂幅，每幅十大字，极伟丽，亦皆散分友人。相传二水系水星度世，其字可辟火，故有欲得之者，皆不忍拂其意。今琉球国人每到福州多不惜重价购其字以归，固赏其书，殆亦习闻辟火之说欤？此书《中庸》全册，系近日徐树人观察所赠，以闽物应归闽人，且所書《中庸》全书足重也，因著之录云。钱竹汀先生云：晋江张阁老早年书法与董思白、邢子愿、米友石齐名，其后以书魏珰生祠碑致位公辅，名列逆案，笔墨遂不为世所珍，然史家于书碑之外，末闻别有指摘，虽比匪之伤，百喙难解，然遽加以逆名，不已甚乎。淳化帖有王处仲、桓元子书，曾氏凤墅帖亦收蔡元长、秦会（桧）之书，盖一艺之工不以人废，况晋江龌龊守位，非有蔡、秦专权误国之迹，后之评书者但当赏其神骏，勿以其素行而訾及翰墨也。此论甚公允。竹汀先生本精鉴赏，其以二水书与米友石相提并论，实获我心矣。

此段文字所论甚详，钱大昕（1728-1804）认为张瑞图早年书法和邢侗、米万钟、董其昌齐名，后因为魏忠贤书生祠碑官至公辅，魏阉党事败，列入逆案，书法遂不为世所重，然而史书除了张瑞图书碑之外并无更多对其品行不端的指摘。显然，从钱大昕看来，张瑞图仅因为魏忠贤书碑一事而致书品人品俱毁，就其境遇深表同情与惋惜。以张瑞图存世书作来看，梁氏认为张瑞图书法“纯用偏锋，愈大而魄力愈壮，有推倒一世之概”，可谓一语道出张氏书艺之特征及魅力所在，诚为的论，评价甚高。从艺术角度而言，不论钱大昕还是梁章钜，对张瑞图书法显然都持肯定与赞赏立场⑥。从另一面来看，作为传统文人士大夫，志气与节操之持守乃文人安身立命之本，梁章钜亦视之为重，故其虽得张氏手迹颇多，然“因薄其人，皆随时赠人不甚爱惜”。梁章钜的态度看似矛盾，未可理喻，实在情理之中。人品决定书品一直是文人书艺品藻的重要标准之一，梁章钜亦难免为此观念所束缚。然梁章钜毕竟为嘉庆、道光年问享有盛誉的学者与鉴藏大家，其识见自有过人之处，梁氏引钱竹汀之见为己见，主张“一艺之工不以人废”，张瑞图虽书碑一事有亏节概，但亦只是龌龊守位，与蔡（京）秦（桧）专权误国当有所别，认为“后之评书者但当赏其神骏，勿以其素行而訾及翰墨也”。认为客观看待张瑞图，应将其书艺与其素行节气分开，就张瑞图其人其书持平论之，梁章钜与钱竹汀评价堪称公允，确非人书混淆、一概而论者，亦可见钱、梁二人并非完全苟同人品即书品之传统观念。梁氏文中记载史可法跋张瑞图书册有言“其字天下奇、其人姑置之”，史氏之言亦不失为一种客观姿态，以之衡之张瑞图，颇为妥当。时隔数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如从书法艺术本体来评价和体察张瑞图其人其书，史氏之言仍属前瞻之见。

鉴于此，从史可法、钱大昕、梁章钜等人关于张瑞图其人其书的评价与论定来看，如何看待人品与书品之间交织复杂的深层关联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话题，张瑞图无疑是一个极具解剖价值的典型，重新检视与认知张氏其人其书的历史真实，仍然具有积极的学术意义。

在张瑞图身后，关于其人其书的评价甚多，就书法而言，除却前文所及之外，尚有更多述及，兹搜罗征引如下：

先生文章丰韵，具有仙品。其于临池染翰，俊逸遒劲，腕臂有神，出入魏晋，不拘仿效，自成一家。

士大夫下笔，当使有数万卷书气象，方无俗态，不然一楷书吏耳。所贵习熟兼通，心手相应，造微入妙，超出笔墨形迹之外，得果亭墨翰者，应作如是观。

书法奇逸，于锺王之外辟一蹊径，亦颠素之云仍也。

至唐人以书判取士，而士大夫字画类有科举习气，矧欧、虞、颜、柳前后相望，故其下笔应规入矩，无复晋魏飘逸，此古今书家之已论也。张二水先生究心群帖，具体魏晋，而飘逸绝伦，以自成一家之书。

先生自云用行作楷，其于锺王，不啻夜半传衣之祖矣。

用正锋如铁钠，直欲穿透纸背，真兼颜柳之神者。

君书小楷甚佳，而人不知求，何也？

张长公先生胸度豪爽、嬉笑文章，书画绘事各臻神妙，人咸称为苏长公后身。

同时以善书名者，临邑邢侗、顺天米万钟、晋江张瑞图，时人谓邢、张、米、董，又日“南董北米”。然三人者，不逮其昌远甚。

二水书愈大愈奇逸，所谓钟王外辟出蹊径者，证以此，知非虚语，同一人一手一笔管所书，以之悬室堂，则水星可以避火厄，以之写碑文，则相国可以降民籍，一艺之长，足以成名亦足以败名如此。

其书从二王草书体一变斩方，有折无转，一切圆体皆删削，望之即知为二水，然亦从结构处见之，笔法则未也。

张瑞图得执笔法，用力劲健，然一意横撑，少含蓄静穆之意，其品不贵。瑞图行书初学孙过庭《书谱》，后学东坡草书《醉翁亭》，明季书学竞尚柔媚，王（铎）、张（瑞图）二家力矫积习，独标气骨，虽末入神，自是不朽。

张二水书圆处悉作方势，有折无转，于古法为一变，然亦有所本。孙过庭《草书千字文》结体方匾，一意遒厚，与世传《书谱》信笔所之，如不作意耳。王觉斯、张二水字是必传的，其所以必传者，以其实有一股苍老气骨在耳。

张果亭、王觉斯人品颓丧，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风，岂得以其人而废之。

张二水，解散北碑以为行、草，结体非六朝，用笔之法则师六朝。

如上述所及，明清以来诸家给予张瑞图书法之评价大略可见，就中论析亦为切中肯綮。概而言之，首先肯定其书出入魏晋，同时从六朝北碑中汲取了雄劲峻厚之笔法，取法乎上，立意高古，于锺王之外另辟蹊径，自成家数;其次认为其人胸度豪爽，腹有诗书，故其书飘逸绝伦，超出笔墨形迹之外，气势夺人，愈大愈奇逸，用力劲健，与晚明王铎力矫时弊，虽一意横撑，少含蓄静穆之意，然独标气骨，有大家之风。史载时贤硕儒如董其昌见其小楷亦颇为赞叹，清修《明史》即将其与邢侗、米万钟、董其昌等并置同观。无可疑问，张瑞图书法风格鲜明，天矫不群，其创造力与艺术价值迥越时流，赢得众多赞誉，已是不争的事实。以张瑞图书作印证上述诸家评价，允为公正。从目前所见文献及张氏书作来看，张瑞图的书法成就及其在书史上的地位显然不可小觑，就艺术本体而言，其与晚明大家王铎一样，实不应因人品气节之亏而抹杀其书艺之造诣与影响。故从人品即书品角度察看张瑞图书法，简单以人品高下定书品优劣之品评观实为牵强，当不足为信。

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书碑事件与阉党之名辨析

在张瑞图的一生中，从万历三十一年（1603）34岁考中举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会试十六名，殿试一甲三名（探花）赐进士出身，至崇祯二年（1629）名列逆案，削职为民，张瑞图科场宦海沉浮二十余年，历任翰林编修（1607-1620）、左春坊中允（1620）、右喻德（1621）、右庶子、掌管左春坊司经局之印（1622）、詹事府少詹事（1623）、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1625）、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1626）、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1627），其间张瑞图数次返乡家居，或养病，或奔丧守孝，或休假，并借此多次躲避朝廷党系争斗纷扰，尤其是天启四年（1624）魏忠贤扑杀东林党人之残酷政争之际，张瑞图正居家休养（1624-1626），从而未卷涉其中。天启七年（1627）十月，即位不久的思宗晋升张瑞图等为左柱国、吏部尚书兼中极殿大学士，十一月，再次升张瑞图为次辅，崇祯元年（1628）二月任会试总裁管，三月张瑞图引疾乞归，再三挽留之后，思宗终恩允并特颁厚赐，升太保。

应该说在二十余年仕途生涯中，张瑞图虽身历数朝（万历、天启至崇祯），然皆稳步擢升，其中天启年问官位提升最快，此期正值魏党专权，一手遮天，“自秉谦、广微当国，政归忠贤。其后人阁者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之属，皆依媚取容，名丽逆案”。显然，张瑞图的官场进阶离不开魏忠贤的特别提拔关照。天启六年（1626）六月，浙江巡抚潘汝桢倡建魏忠贤生祠，熹宗诏赐祠额曰“普德”，勒石记功德。此后各地建祠风起，身为内阁大学士的张瑞图为之撰生祠碑文，不管是否出于自愿，此事为其后名列“逆案”埋下伏笔。崇祯元年，在其辞官返乡之后，朝廷对阉党的清算并没有结束而是愈演愈烈，据计六奇《明季北略》载：

十二月法司追论魏忠贤等罪，上命磔忠贤尸于河间。一日，上至赃罚库，见逆党珍宝，叹日：天下脂膏，被奴刻剥殆尽。忽顾金字贺屏，乃次相张瑞图亲笔，上大怒，即著回籍。

崇祯元年（1628）十二月，思宗皇帝在检视籍没之魏党财产时，竟意外发现张瑞图为魏忠贤贺寿所书金字贺屏，龙颜大怒，此亦为张氏定罪逆党之一证据与导因。

崇祯二年（1629）二月思宗召廷臣，问逆案中为何不见张瑞图及来宗道，阁臣辞以无实状对，思宗道：“瑞圖善书，为忠贤所爱，宗道题崔呈秀父恤典，中有‘在天之灵语，非实状邪？”故在是年三月《钦定逆案》中，张瑞图列为“交结近侍又此等”之罪，罪实乃为“逆祠坊额碑文，人言多彼缮写，已达天听，岂是风闻？”处徒刑三年，后纳资赎为民。

从目前可见文献来看，张瑞图名列逆案之罪状主要有二：一是书生祠碑文，二是书金字贺屏。此外关于其参与阉党祸国殃民的史实却未见披露，自科场中举步入仕途以来，在为官多年的生涯中，张瑞图时借各种因由返乡家居，躲避官场繁冗俗务与各种纷争，归隐之心时而有之，权利之争夺与官场之倾轧并非其所愿，逃避是最好的办法，然同僚的期许与家族亲友的厚望与托付（张瑞图需要不时接济族人，薪俸虽薄，时以书作应之），现实与生活的压力终使张瑞图无法全身而退，只得继续在官场周旋，“瑞图为人柔懦，工书画，虽居揆地，帷以吮毫为事”。张瑞图性格优柔懦弱，与世无争，其为官多年仍无多积蓄，显然不是一个善于弄权者流，也许正是这点为魏忠贤所看重，与张瑞图同时入阁的有黄立极、施凤来、李国，黄为魏忠贤老乡，“施凤来，平湖人。张瑞图，晋江人。皆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凤来殿试第二，瑞图第三，同授编修，同积官少詹事兼礼部侍郎，同以礼部尚书人阁。凤来素无节概，以和柔媚于世”。施凤来与张瑞图两人_是榜眼，一是探花，且皆性格柔弱，从形象到内质正好合用，在魏忠贤眼里，张瑞图应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棋子和摆件。对于张瑞图而言，为官是生活所迫，为忠贤书碑与金字贺屏，是为保官所需。况且当时的魏忠贤专权朝廷，熹宗皇帝亦甚为倚重，虽魏设生祠有违情理，然熹宗皇帝诏赐匾额，此情之下，张瑞图应命书写生祠碑文，似乎亦只是步随皇帝、随和主官之举。何况张氏此际身为内阁成员，瑞图善书，众人皆知，假若善书而不书，无疑是与魏忠贤顶撞，轻则丢官，重则生命有虞，懦弱如张瑞图，应无此胆量。故张氏之所为实不过明哲保身而已，或有谄媚之嫌，然并无深意，其书金字贺屏亦当如是观之。若以此将张瑞图划人阉党阵营则难免过于勉强，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是一个因书致祸的典型案例。

自《明史》等相关史书将之列入逆案以来，张瑞图阉党之名就如紧箍咒牢牢罩住，为其翻案，还其本原、正其声誉，并不是太容易的事，这需要更多的历史真实的揭示与追溯，作为艺术史研究，知人论世是必要的切人程序与功课，而在鲜活的艺术作品面前，简单的政治评判却是我们需要警惕和提防的，一分为二，平心而论，方不致失却理智与公正，当然这需要勇气和胆识。

三、“忍辱负重，境遇各殊”i张瑞图与叶向高之交游及其人生际遇之迥异

张瑞图34岁科举成名，59岁引疾还乡，72岁弃世，在其25年的仕宦生涯中，从举人到内阁次辅，位极人臣，可谓仕途顺利，步步高升。张瑞图官高位显，且工书善画，以常理论之，其交游酬唱应较为广泛，然事实似乎出乎意料之外。从张瑞图《白毫庵内外篇》文集及与其同时相关士人诗文中，我们所能提取张氏与时人相互交往酬唱之诗文并不太多②，尤其是张氏宦海生涯交往频密之同僚们，似乎亦甚少在文集中提及张氏其人。

曾任宰辅之福建福唐（今福清市）叶向高（1559-1627）从仕途与官阶上讲，当为张瑞图之前辈，但作为同乡同僚，张瑞图与其并不陌生，天启七年丁卯（1627）张瑞图记有甲子四年（1624）之春与叶向高交往一事：

曹铭石示余此册云“是友人陈孙绳物也”。以尘外笔写尘外境，展玩数日，若身历洞府，听飞湍，赏异石，不知其在长安尘土中也，快甚！记甲子之春，福唐叶少师为余夸归途二游之胜，问其主人玉绳周先生也，玉绳盖少师门人云，今余亦且归毗陵舟中，计惟有催榜人促过而从曹君所得。观此册虽向子之游未期，而宗生之兴，已惬其为胜缘，何必减福唐相君耶！弟以恶札点汗名贤佳册，如小乘学人唐突德山临济，须领一顿喝棒始得，附此博孙绳一笑。天启丁卯腊月，果亭山人瑞图观。

根据张瑞图所言，叶向高曾向其夸饰自己旅途游览之胜，从中我们可以知悉，叶向高与张瑞图是颇有交谊且较为熟稔，此段文字见于张瑞图题跋书法中，其文集未及。在明清科举仕途中，同窗、同门、同乡往往是官场网络的重要人脉，相互之间联系较为紧密，有明一代，闽人人阁极为少数，《明史》载：“闽人人阁，白杨荣、陈山后，以语言难晓，垂二百年无人，廷机始与叶向高并命。后周如磐、张瑞图、林钎、蒋德磷、黄景防复相继云。”

叶向高年长张瑞图11岁，万历三十五年（1607）叶向高人阁，万历四十二年（1614）十月致仕，天启元年（1621）叶向高再次入阁，任首辅，天启四年（1624）致仕，天启七年（1627）辞世。叶向高与张瑞图虽无内阁任职之交集，不过却有前后之交替，即叶氏内阁致仕不久，张瑞图即接人内阁，叶向高第二次入阁任首辅（1621-1624）正是魏忠贤弄权朝廷之际，作为首辅，叶向高对待擅权弄势、咄咄逼人的魏党宦官，采取中庸调和态度，与决然抵制、针锋相对的东林党人有差别，试图在调和、妥协中维持朝廷政权机构的正常运转，为此，叶向高与魏忠贤并未交恶，相处仍较为友好，魏忠贤重修西山碧云寺时，叶向高为之撰记并有称颂，同时与魏忠贤亦有所争执，叶向高在《遽编》曾自述：

余在阁每以正言相规劝，忠贤多唯唯，凡传谕至阁，其不可行事，余辄执争甚至拂衣而去，忠贤以不恨也。

显然卅向高与魏忠贤之关系，尚未置于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地步，这也许是叶向高作为政客的精明所在。我们似乎可认为叶氏在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然魏忠贤专权独大，正是叶向高主持内阁之际，叶氏没有采取极力抗争的态度，或许正因叶氏这种妥协、隐忍，而致魏党无所顾忌，迅速独揽大权，思宗在处理阉党时即有此感叹：“忠贤不过_人耳，外廷诸臣附之，遂至于此，其罪何可胜诛！”如此视之，则叶氏之失职亦可谓不小。反观张瑞图，张氏在叶向高致仕之后，魏忠贤专权朝政的情势之下，被遴选进入内阁，入阁之后，张瑞图并未一味依附魏忠贤，而是多次巧妙斡旋，阻止阉党荒唐事态之上演。如天启六年（1626）冬，西北甘镇屡获奇功，阉党李希哲欲撰忠贤功德于太庙，阁中无人敢措一词，唯张瑞图言说：“斯干著劳，乃公之伐良伟，然叙营缮而未及边功，人谓乃公之短于用武也，盖稍需以图并举乎！”此事遂罢。天启七年（1627）四月，国子监生陆万龄上疏奏请为魏忠贤建祠于国子监旁，以孔孟比附忠贤父子，张瑞图亦机言巧对，以问为谏：“魏公像坐耶？立耶？立像则不撞，坐则至尊幸学，降辂步行，经祠前，恐魏公猝立不起也。”如此视之，张瑞图与叶向高在处事治政上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叶向高富著述，今人汇集其所著《苍霞草全集》计一百一十八卷，收录《苍霞草》《苍霞续草》《苍霞馀草》、《苍霞诗草》《后纶扉尺牍》《纶扉奏草》《续纶扉奏草》等，几乎涵括叶氏现存的论、议、解、评、颂、记、辞、赋、序、考、传、赞、铭、奏疏、祭文、杂文、尺牍、行状、诗歌等作品，堪称叶向高诗文总集，集中记述其所参与朝政大事、时局要闻、为官经历感受及生平事迹等，然遍检叶氏《苍霞草集》却不见只字提及张瑞图，检阅张瑞图文集，张氏于《白毫庵集》中亦未言及叶氏，以二人同朝为官，同为闽人且相知相识，诗文往来当为时人交游之具，两人酬唱未见，似乎不合情理，或是此中另有隱情？

《白毫庵集》为张瑞图离世前两年由其子张潜夫编次，集前有张氏自作引言，故其诗文编选当征得张氏本人首肯。全集共分三篇，张氏自称“抒写性情为内篇，供给酬应为外篇，情词错出体裁少具为杂篇”。内篇除吟咏世代名士86人外，唱和陶渊明及抒写返乡归家庵居与说佛禅偈的诗篇占据绝大部分，张瑞图向往田园生活与逃避现实的内心世界袒露无遗，虽说仕途顺利，然张瑞图却时有归隐之心，其对于自己的人生际遇颇有感慨：

使夫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绕，竹木周匝，果蔬树前，场圃居后，舟车可以代步涉之难，使令可以息四体之役，养亲有兼味之膳，妻子无苦身之累，良时吉日则烹羔豚以奉之，良朋莅至则陈酒肴以娱之，踌躇畦圃，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风于舞雩之下，路归高堂之上，日与达者论道讲书，俯仰错综人物，弹南熏之雅操，发清商之好音，客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不受当时之贵，永保性命之期，则可凌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果亭山人瑞图。从张瑞图内心本质而言，陶渊明式的田园生活是其梦寐向往的人生状态，老庄的逍遥自在与无为之道，可以使自己“不受当时之贵，永保性命之期”“凌霄汉出宇宙之外”，如果能这样，那么又怎会“羡夫人帝王之门”？毫无疑问，张瑞图对于自己的仕途经历并不认同，身不由己的无奈，时时萦系心头。在宦游期间，张瑞图返乡家居次数频密，万历三十八年（1610），张瑞图曾告假还乡，居家两年，在泉州东湖畔营建一处居室，作为与郡中士绅交游之所，万历四十二年（1614）、泰昌元年（1620）、天启元年（1621）、天启四年（1624）、天启五年（1625）、天启六年（1626），张瑞图亦皆有回家乡晋江休假的经历，或长或短，已足见张瑞图对于官场生涯的厌倦与逃避。

虽然张瑞图与叶向高无论是在为人处世还是仕途官阶上存在诸多的不同，但在对待魏忠贤及阉党的政治纷争中，却都有从政的精明，只是叶公得清誉，而张氏为人所不齿，盖知遇不同尔。难道仅仅是“一艺之长足以成名，亦足以败名如此”吗？

四、余论

作为书法史上一个备受争议的书家，张瑞图以其天矫不群的艺术风格傲视群贤，其解构魏晋二王传统的雄才胆略，至今沾溉后人，给予后世学书者诸多借鉴与启迪。他开创了一个时代的新书风，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难以解答的谜团与公案，对于张瑞图其人其书的解密，也许仍然需要更多史料的开掘、更多学人的考辩与论证、更多时光岁月的洗礼。因而，在我们无限接近历史真实的过程中，关于张瑞图人品的品评以及由此而引发对其书法成就的忽视与误读，仍然是我们不能不正视的课题，沿袭已有的历史论断与陈说，可能带来更多的误读，鉴于此，前贤史可法关于张氏“其字天下奇、其人姑置之”的论断，依然是对张瑞图其人其书的最好解答。

（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高胤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