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刚 程雅

【摘要】随着“七七”事变爆发，抗日战争正式拉开帷幕，在此民族危亡之时，各个战线的人民群众都在为抵抗侵略做出自己的贡献，此时期的漫画创作也随着战争进入一个新阶段，不仅出现了大量以揭露日军和汉奸罪行，宣传抗日活动为主题的抗日漫画，同时更深层次的担负起人们对胜利自由的渴望以及发扬抗战精神的重任，让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使得抗战漫画成为了抗战时期特有的宣传方式和精神瑰宝。这特殊时代的特殊文化产物，近年来也多有学者进行研究，但少有从视觉语法角度出发，将漫画看作一种独立语言系统去深入的分析研究。而本文尝试运用视觉语法的基础理论，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对抗战漫画从再现、互动、建构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并解读抗战漫画对我国民族精神的建构，以及对当下新的民族崛起时期的漫画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视觉语法;抗战漫画;民族精神

依据社会符号学的观点，人类通过多元符号构成的“符号系统”进行交流。符号意义不仅是书面语的意义，诸如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以致抽象的模型、结构、主体意识都应纳入它的视线之内。韩礼德系统功能语法的来源便是“语言是一种符号” 。Kress和Van Leeuwen以此为基础，把图像同样当做符号系统，进而提出了“视觉语法”的概念。语法是协调、统一各视觉语汇之间关系的组织方式，“视觉语法”的出现为分析图像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

以往的宣传手段多依赖于文字，而抗战时期图像的宣传在传播中地位上升，逐渐占主导地位。人们开始从艺术学、美学、视觉传达等多样的角度分析抗战漫画，但究其根本，图像在功能上与语言相通，都属于社会信息符号，具有系统性与功能性。因此作为一种“语言”传播的形式载体，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抗战漫画中，所有的构成符号并不是孤立，没有联系的，其图像构成元素丰富多彩，文字、造型的变化、色彩、构图等语汇，彼此之间组成各种各样的关系，为抗战漫画所要传达的信息组成一个合理的、主次分明的关系系统， 创造出内涵意义与形式美结合的关系。

1. 抗战漫画与视觉语法的关联

1.1 抗战漫画的精神体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中华人民开始了长达八年的艰苦斗争。同时期我国艺术与文学界正式进入战争状态，在这段特殊与伟大的历史中，漫画作为美术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在抗战时期不只是供人欣赏娱乐，其中还带有强烈的政治文化色彩。漫画家们意识到“漫画一向是应随着时代环境的需要而产其效果的卵，如果这个时代太平那么大家都能安静享乐，漫画是可以花枝招展地装饰起来或者摇头摆尾地去幽默;但是当时代变成一个呐喊奋斗的时代，不能领着前进思想奔驰的作家及其作品，无疑的都不免要沉到洪水中去的”。漫画应该是社会现状的反应，与时代不可脱节，是传达作者对现实世界的意见与主张的思想，同时更好地传播精神能量来服务社会和国家。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出的漫画作品，随着抗日战争的进程迅速发展，并以此种方式推动着抗日救亡活动。

战争时期全国人民积极投身抗战活动，与中华民族共同进退，在后方，多地以“抗日救亡”为主题开展美术活动，用画笔深入抗战前线、农村、城市等，不放过每个角落。艺术家们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下前线壮士们的雄心壮志和奋勇杀敌的战场，并以画笔为枪杆，揭露出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华民族时犯下的种种罪行。在此时期，抗战漫画创作达到了一个新高潮，漫画会、全国漫画展览会、全国漫画家协会、救亡漫画宣传队随之先后成立，在抗日救亡旗帜的感召下大量漫画艺术家团结在统一战线下，如丰子恺、黄文农、梁白波、廖冰兄等人，更有学生、军人、农户，在经过战争的洗礼后，逐渐成长为专业漫画家，他们用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传达着共同的思想主题。

抗战漫画的题材与视角丰富，大致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揭露日本侵略罪行和投降派的丑恶嘴脸，号召人民奋起抗争。如张文元的《傀儡政权组织关系图》简单明了的金字塔构图，清晰描绘出流氓、游民、土豪、奸商、亲日份子等递进关系，以及对人民群众的压榨和对日本人的臣服;二是表現战时前线与后方群众的的 痛苦生活，如漫画作品《新的长城》，内容具有强烈的战斗性，漫画中的八个人物，年龄跨度从幼儿到成人，职业也各不相同，有工人、家庭妇女，农民等，但他们却在统一战线，共同拿起手中的枪杆，守护后方群众，用身体铸成“新的长城”;三是揭露内部的腐朽，为民主呐喊，如《战时重庆》，其作者叶浅予先生是中国现代漫画的先驱，他通过漫画与速写的形式相结合，把在重庆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组成此套漫画，漫画中记录了重庆不同阶级的人面对频繁的空袭，国家内部政治的动荡，对应不同的生活。

1.2 视觉语法的概念解读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语言一直是我们主要的沟通工具，而图像、颜色等在我们交流过程中占据副语言的地位，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图像传递信息的优势越发凸显出来。单一的话语分析局限性较大，多模态话语分析的出现弥补了部分无法涵盖的文化内容，并丰富了我们语义表达的手段。

多模态话语分析建立于“语言是一种社会符号”的论断，以语言为研究对象进行话语分析，并强调社会符号性。杨信彰认为：“从社会符号学角度看，符号的使用受语境的影响，表现在所使用的表征和交际手段上。语言是典型的符号系统，有关语言的理论同样也适用于其他的符号系统。”在社会传播过程中符号系统还包括许多非语言符号，如图像、动态、颜色、声音等都归属于社会符号，Kress和Van Leeuwen依据系统功能语法（韩礼德在上世纪50年代创立了系统功能语法）的三大元功能，构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视觉语法体系，在1996年出版的《阅读图像》中完整并系统的的阐释了视觉符号设计的语法以及传达的意义。他们认为通过对视觉符号的各种设计可以再现客观世界所发生事件的种种逻辑关系，并不需要依靠语言符号等。其基础延续了以下两个观念“语言是一种社会符号”和“语法是语言创造意义的源泉，在语言系统中体现为词汇语法。”。视觉语法是将图像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符号，像语言一样可以描绘客观世界，那么就如同语言所具备的语言法则，视觉语言或视觉符号的运用也具有一定的“视觉语法”的方法规则。

自发端以来，已有一些学者运用视觉语法分析电影、平面广告等特定语篇章。而之前对于抗战漫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学、历史、传播等方面，从设计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等对抗战漫画进行梳理与分类，并分析不同作品特征与精神内涵及视觉意识形态与国家认同建构。到目前为止，从多模态视角对抗战漫画的图像与文字结合的系统分析较少。因此本文拟结合Kress和Van Leeuwen的视觉语法中图像的再现功能、图像的互动功能、图像的建构功能，探讨抗战漫画的视觉符号再现意义，深层剖析图像背后隐喻的国民精神建构，并总结出抗战漫画如何通过视觉元素的构成达到传达特定思想的目的，同时也为抗战漫画的互动性研究挖掘出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2. 抗战漫画图像的视觉语法运用

近代漫画多依附在报纸、烟盒、画报等载体上进入大众视野，但也只是为文字标语作锦上添花的作用，装饰性更强，同时此时期的漫画创作者缺乏用漫画艺术传达更深层次意义的内在动力。直至抗战时期的到来，为中国近代漫画开启了新的局面，文学界与主流大众才发现，视觉叙事原来也能呈现深刻的内涵。

Kress和van Leeuwen在二人的著作《图像识读》一书中，较为详细构建了视觉语法研究的框架并证明了这套系统研究的合理性。二人着重强调了视觉语法中 “语法”的概念与传统意义的语法的不同之处，更加关注如何结合各种视觉语言要素并生成有意义的整体。视觉结构应该是具有意识形态的，这些图片与产生、传播和识读与其所处的社会机构紧密关联。Kress和van Leeuwen认为韩礼德所提出的语言的三大元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可用于视觉系统之中。而在对韩礼德元功能思想的继承和创造性延伸中，视觉语法中主要延展为再现意义（representational meaning）、互动意义（interactive meaning）和构图意义（compositional meaning）三大意义和对应功能。

2.1 抗战漫画中图像的再现功能

通过视觉符号对客观世界所发生的事件以及其关系的再次呈现一般被称为再现意义，布洛克认为“再现性艺术具有两个层面上的意义，在其基本的或直接的层面上，是种种个别的或具体的视觉或听觉对象，如一匹马、一只鸟或一東紫罗兰的呈现或描绘;然而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这些事物还意在揭示另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一种作品未加直接提及或描绘的东西”。这两个层面的意义在视觉语法中被称为叙事再现与概念再现，叙事再现关注事件的表面现象，如对动作、事件、反应、言语等的过程，而概念再现则关注类别、结构或者意义等更深层次的关系。 二者区分的主要标准为“矢量”，Kress&van Leeuwen认为叙事再现是一个矢量，我们可以通过对矢量的判断，分析漫画为叙事还是概念。

依据上述分类，图1在再现功能里属于叙事再现，通过对动作、事件的过程、反应过程等构成一个完整的视觉画面。首先动作过程展现图像的主题与事件，图1展示的是抗战后方的情景，女性用生产的方式支持抗战，画面左后方展现出女性为战士们洗晒衣物，前侧战士们吃饭的场景中可看出爱国女性奔赴抗战前线，给前线的战士们做出美味可口的饭菜，为激励战士们的斗志奉献自己的一份力，这些爱国女性用着自己的方式支持者国家。

2.2 抗战漫画中图像的互动功能

视觉语法中的互动功能对应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人际功能，主要是探索图像的创造者、图像所表达的人、事情和物体以及图像的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观看者从抗战漫画中获取信息体现了再现功能，这是一个单向过程，而互动意义需要观看者对得到的信息提取再投入，结合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自身的经历等去解析抗战漫画，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再现意义的精准感知可使互动意义更加丰富，同时加深对漫画的理解。互动功能的实现方式有三种：接触、社会距离、态度。

接触是指漫画中的视觉符号通过凝视系统与观看者建立一种想象关系，从而提供两种信息：“索取”与“提供”。当图像的参与者注视观看者，仿佛在向观看者索要什么時，就形成了“索取”，构成接触;当观看者是观看事件的主语而非宾语时，参与者似乎在向观看者传递信息或者展示什么时，就形成了“提供”，不构成接触。“提供”一般会引导观看者对于抗战漫画所表达的人事物应持的态度，造成情感的影响，附带一定的目的，想要从观看者那里得到一定的认同。漫画的观看者一般是与漫画本身形成直接互动，如图2画面右边除了抗战前线的战士们，还有一些年龄稍大的群众，手里举着枪，枪口向外保家卫国，把自己的后背留给群众，而后方的人民群众从年龄到性别都有较大跨度，漫画左后方两名年轻男子在搬运物资，左前方男性为前线战士送来食物，年轻的爱国女性为战士们送来衣服，当救援护工，小朋友高举旗帜，画面和谐统一，每个人各司其职，为抗战事业添砖加瓦。 “以艺术代宣传——宣传是对于大众的工作，因为要普及大众的知识，使大众明白救亡意义：就好像是用一条线索。连串起一贯的思想——也即是改造大众的头脑，可以使大众和我们一呼百应地相投合，这样就是宣传的目的。不过宣传的方法很多，而较有力的却是用艺术工具。”

社会距离展示的是一种社会关系，主要是指漫画中的视觉符号与互动参与者的亲疏距离。根据画面空间的框架景别，形成了三类社会距离，即亲近距离、社交距离与公共距离。依照此种分类，图2的空间框架呈现出中景架构，观看者能够看到所有人的全身，无论是画面左侧儿童坐在妈妈的肩头，手里挥舞着旗帜，为在前线辛苦抵御暴敌的战士们加油，还是中心位置一位年轻的女护工用笔记录着受伤战士的病情，整幅漫画再现者的形体动作与情绪交流都充分得到体现，与观看者形成了真实、平等、友好却又不失庄重的一种社交距离。

态度由图像的视角而决定的，观看者会因漫画视角的不同，对视觉符号所呈现的隐形认知而改变。图2从正面角度，采用水平视角进行呈现，表明漫画中的再现者（战士与群众）与观看者是一种平等的社会关系，该漫画所持观点是广大人民群众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军民合作共同抵御外敌。华夏民族有关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到近代才逐渐显现，到了近代中华民族受到外来民族正面的冲突时，严重的民族危机下，为了保家卫国，民族意识才逐渐觉醒。

3. 抗战漫画中图像的建构功能

视觉符号的运用有一定的视觉语法规则，根据这些规则，相关视觉符号的排序能被整合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这就是图像的建构功能，对应语言学的语篇功能，也被称为“布局”。视觉语法中再现、互动、建构三大元功能是不可分割的，图像的再现功能需要互动功能与建构功能的交叉手段实现，同样视觉符号在实现建构功能时，需要将再现意义和互动意义进行全面的整合来共同完成整体意义的建构。Kress和Van Leeuwen（1996）提出建构功能主要是通过“信息值”、“显著性”和“取景布局”三个维度让观看者获得整体的视觉印象。

图像中视觉符号的排序，通过在图像的不同区域可判断其地位与意义，一般情况下，处在图像上方所展示的是“理想的”，下方区域代表的是“真实的”，对于视觉符号的左右分布，左边代表已知信息，右边表示为未知信息。如图3，漫画左边描述的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妇女拿过丈夫手里的锄头与机器，让他双手拿起枪，属于已知信息，而右侧丈夫背上枪准备奔赴战场，未来充满变数，属于未知信息。

抗战时期，妇女的支持在一定程度是抗战胜败的因素，如图3展示的就是有着较高思想觉悟的妇女，她们积极推动抗战事业的发展，舍弃小家保卫大家的精神影响着陈旧观念还没有转变的妇女。抗战背景下，普通民众文化程度不高，同时受到传统思想的束缚与影响，多数妇女对待民族与国家没有概念，属于消极、麻木的状态，而漫画的传播最大限度的增加了民族凝聚力，动员更多的妇女以不同的方式加入抗战活动中。

4. 抗战漫画中多模态建构下的民族精神演绎

多模态视觉语言分析源于社会符号学和系统功能语言学，依据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从社会符号学的角度探讨多模态话语功能、符号间的互补及模态协同的图像分析框架。抗战漫画一般由再现功能参与者与漫画中所表达事件的过程与环境相联系，在当时战乱大环境下，识字百姓并不多，需要用漫画的形式再现，是一种直观的视觉体验传播，从而达到通俗易懂的效果;通过观看者与漫画的接触、漫画作者营造的情感氛围以及提供的不同阅读视角三个方面探讨抗战漫画对于民族精神的演绎体现互动功能;再经过漫画布局建构，通过信息值、显著性和取景布局彰显民族精神。最关键的是让多种模态之间相互配合，这样才能达到较好的融合分析效果。模态间的配合主要体现在内容层面下的形式层面，特别是其中的语法层面。

这个框架中文化层面是使多模态交际成为可能的关键层面，最终形式层面会反补意义层面，从而进一步深化文化层面，构建形成共同的精神信仰。

由上述内容可知，抗战漫画作为视觉图像，可选择的题材和表现手法确实多样，也就容易形成多样的视觉诠释路径，但所诠释的核心意义的相同使得它们在表现上又有相应趋同的一些规律。

其一，就主题精神概念的意义构建而言，多体现作者在大时代环境下的政治倾向和精神信仰，反应那个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中华民族面对前所未有的危机。陈瑞林这样说道：“各地的美术家纷纷组织抗战救亡宣传团体，采用漫画、木刻、宣传画等大众艺术形式开展抗日宣传，漫画宣传尤为活跃。”

如何把创作思路转向到抗战救亡中，成为艺术家们面临的首要问题。通过到前线收集、整理战争中的信息，甚至是从亲身经历的生活出发，来完成漫画的创作。抗战时期的漫画艺术家，将经历、认识和自己的爱国情怀融入到自身的漫画创作中，鼓舞全国人民为抗日斗争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正是这种希望宣传弘扬抗战精神的理念，推动着那个时代的漫画创作者们不断的创作出优秀的漫画作品，从而对抗战精神主题的宣传起到更加积极有效的效果。

其二，就再现意义构建而言，漫画创作的图像并没有超出画面叙事、画面造境等这一范畴，而是尽可能的在平面范畴内将所要传达的感情和内容，以画面图像空间再现出来。抗战漫画倾向于表现出更有象征意义的画面，从而引发观赏者的思考与共鸣;同时多为对情节过程的描绘，较多对动势过程进行描绘，将艺术的真实和历史的再呈现给体现出来，使人们在观看漫画作品时，感受到在特定背景時期下人物环境、故事形象特征，来唤醒群众的抗日救亡意识。

其三，就构图意义构建而言，抗战漫画总体偏向于绘制中近景别的构图，左右侧身面对，带有倾斜等身体朝向的人物之间关系，凸显人物作为主体的画面构成，强调“人”的精神个体在时代环境背景下所构建的思想状态;有意通过读者旁观审视角度来进行绘制，使读者能从第三方的客观的态度来理解漫画意图;倾向于选取大范围黑白对比色彩构图，运用略带无序杂乱的线条布局，以使读者对图像内容持一种怪异而荒诞的冷静态度，反思自省。抗战漫画多采用图文互补型的方式，图像为主，文字为辅;二者融合，文字虽是画面的参与者，主要强调文字的本身说明功能，使主题内容更为充分的表达出来。艺术家们从实际出发，进行抗战漫画的创作，为民众们精心绘制漫画以及设计标语。艺术家们将漫画画面配上宣传口号，可以使得读者更容易的理解画面的内容，通过看到画面和文字口号，自觉的由心唤起强烈的国民抗战的决心。只有深入理解、接近人民群众，反应真实时代背景的作品，才能将艺术家跟读者之间的信息和情感沟通深刻的联系起来，因此抗战时期的漫画创作，就需要符合那个时期社会环境精神的塑造需求。

结语：通过视觉语法这个视角对抗战漫画重新进行剖析，然后从三个对应到精神建构上的三个层次上，凭借抗战漫画这种艺术形式的创作，用简单夸张的造型直观的将所要表达的场景情节着重表现在画面上，同时更加强调画面中的内容冲突。民众在看到这样的反映现实的宣传画作品时，会唤起心中的爱国情怀和抗战信念，在悲痛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暴行的同时将悲痛化为力量，积极的投入到抗战中，构成强大的统一战线。艺术家们创作的这些漫画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形成整个民族的抗战精神，为中华儿女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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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刚（1980-），男，四川内江人，重庆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影视文化、动画史、新媒体与数字创意内容产业。程雅（1995-），女，河南商丘人，重庆大学艺术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