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承

提 要：为了救亡图存，恢复民族地位，必须恢复和提倡民族主义，恢复和振奋民族精神。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作为价值观的民族主义—国族主义，也就是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是民族固有道德，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以及修身、奋斗、调和等精神。不仅如此，还须顺应世界潮流，大力提倡自由、平等、民主、民权、依宪执政等思想观念，此乃民族精神的提升更新。

关键词：民族主义；国族主义；固有道德；民族精神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的思想理论是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形成发展的。孙文学说的精髓是三民主义，进一步说，就是用三民主义救中国和改造中国。三民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恢复和提倡民族主义，恢复和振奋民族精神。

一

《三民主义》一书也叫《三民主义十六讲》，是孙中山的代表著作，1924年出版发行。书中排在首位的是民族主义。仔细研读，不难发现《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有两种含义：一是与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并列对应的关于民族基本问题的学说、理论、主张，这是“民族主义”的广义；二是作为民族核心价值观系统表达的“民族主义”，这是狭义。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后者包括在前者之中。狭义的“民族主义”，是“人类图生存的宝贝”，是“人类生存的工具”。（30页。按，本文引用孙中山的言论，除特别注明出处外，均见九州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三民主义》一书。以下只注页码。）孙中山讲恢复和提倡民族主义，用的是这个概念的狭义。

《三民主义》写道：“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是国家图发达和种族团结生存的宝贝。中国到今日已经失去了这个宝贝。”（24页）“我们鉴于古今民族生存的道理，要救中国，要想中华民族永远存在，必要提倡民族主义。要提倡民族主义，必要先把这种主义完全了解，然后才能发扬光大。”（5页）“我们现在这样大的民族，可惜失去了民族思想。因为失去了民族思想，所以外国的政治力和经济力才能打破我们。如果民族思想没有丢失，外国的政治力和经济力一定打不破我们。”（31页）而“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2页）“我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在中国是适当的。”（3页）这里讲的“民族主义”，不是泛指关于民族基本问题的理论、学说、主张（广义），而是特指作为核心价值观的民族主义（狭义）。作为价值观的“民族主义”，也叫民族思想、民族观念，指人们具有浓厚的民族自信心、自尊心、自豪感、认同感、归宿感，把民族利益、民族团结、民族尊严放在高、大、先、重的位置，积极主动地为民族生存发展而奋斗、拼搏、献身，由此形成强大的民族向心力、凝聚力和生命力。这个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的确是无价之宝。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繁荣昌盛，绝对需要作为核心价值观的民族主义来支撑。如果削弱、丢失了此民族主义，国家民族必将走向衰败危亡。

深入推敲，《三民主义》中“民族”这个概念有大、小之分。作为小概念的“民族”，分别指汉族、藏族、蒙族、回族、满族等；作为大概念的“民族”，指由汉、藏、蒙、回、满等兄弟民族所组成的中华民族，或者说中华诸民族，此中华民族造成统一的国家叫中国，中国就是中华民族的祖国。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包括汉族和蒙古、回、藏、维、苗、彝、壮、布依、朝鲜、满等56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90%以上。我们伟大祖国是人类发源地之一。从遥远的古代起，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衍在祖国的土地上。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有文字可考的历史长达四千多年）。传说中的黄帝和炎帝是中华各族人民的共同祖先，中华民族的子孙也叫炎黄子孙（炎黄儿女）。如今称自己是“炎黄子孙”，表明自己是中华儿女。海外华侨身在异国，心向祖国，称自己是“炎黄子孙”，表达了热爱祖国、忠于祖国、永不忘本的思想感情。这正是作为核心价值观的民族主义—国族主义—爱国主义。

《三民主义》写道：“就中国的民族说，总数是四万万人，当中参杂的不过是几百万蒙古人，百多万满洲人，几百万西藏人，百几十万回教之突厥人。外来的总数不过一千万余人。所以就大多数说，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同一血统，同一语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习惯，完全是一个民族。”（5页）毋庸讳言，这种说法带有历史局限性。准确地说，四万万人是一个民族，即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包括汉、藏、蒙、回、满等诸民族，而以汉族为主体。正确理解的民族主义，不是汉族主义，而是中华民族主义。作为核心价值观的民族主义——中华民族主义，其精神实质，还是爱我中华，卫我中华，建我中华，振兴中华，使中华民族自尊、自信、自强地屹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使世界各国平等待我之民族。这不是别的，正是爱国主义。

顺便指出，孙中山的思想理论有一个演变过程。他前期的民族主义，主要内容是排满。兴中会和同盟会的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显然带有古代华夏中心主义色彩。1919年孙中山所撰写的《三民主义》一文，反映了他思想观念的新变化：“夫汉族光复，满洲倾覆，不过只是达到民族主义之一消极目的而已；从此当努力猛进，以达到民族主义之积极目的。积极目的为何？即汉族……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治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孙中山在《中国革命史》（1923年）中的论述更带有总结性：“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点。对于满洲，不以复仇为事，而务与之平等共处于中国之内，此为以民族主义对国内之诸民族也。”《中国革命史》还写道：“对于世界诸民族，务保持吾民族之独立地位，发挥吾国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驯致于大同，此为以民族主义对世界之诸民族也。”简言之，孙中山讲的“吾国”指中国，“吾民族”指合汉、藏、蒙、回、满等各民族为一体的中华民族。《三民主义》中，作为民族核心价值观系统所表达的“民族主义”，也叫“国族主义”；恢复和提倡民族主义—国族主义，也就是弘扬爱国主义。

二

前面提到，《三民主义》讲中国失去了民族主义这个宝贝，而民族主义（狭义）与民族精神密不可分。《三民主义》写道：“中国的人只有家庭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的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6页）“中国退化到现在地位的原因，是由于失去了民族的精神。”（42页）“抵抗外国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积极的，这种方法就是振起民族精神。”（50页）“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要先恢复民族的精神。”（51页）言下之意，民族精神是民族生存发展的宝贝，恢复和振起（奋）民族精神是关系民族发展成败的大事。

民族精神包含丰富内容。大家公认，其核心是爱国主义，也就是作为核心价值观的民族主义—国族主义，蔡元培说：“人民爱国心之增长，为国运之消长所关。有国于此，其所以组织国家之具，虽莫不备，而国民之爱国心独无以副之，则一国之元气，不可得而振兴也。”“故爱国之心，实为一国之命脉。有之，则一切国家之原质，皆可以陶冶于其炉锤之中；无之，则其余皆骈枝也。”“爱国心者，本起于人民与国土相关之感情，而又为组织国家最要之原质，足以挽将衰之国运，而使之隆盛，实国民最大之义务，而不可不三致意者焉。”（《中学修身教科书》）蔡元培讲的爱国心，也就是爱国主义。它的确是一国之元气和命脉，组织国家最重要之原质，国民最大之义务和责任。展开来讲，对国家（祖国）、民族（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热爱，对国家民族这一巨大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认可，对国家民族悠久历史和文化的铭心镂骨，对国家民族核心利益（领土、主权、人口、资源、尊严、荣誉）的坚决维护，以及本国本族各成员之间的团结合作和血浓于水的感情，这就是爱国主义。《三民主义》写道：“什么是主义呢？主义就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和一种力量……主义是先由思想再到信仰，次由信仰生出力量，然后完全成立。”（2页）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2页）。他率先喊出了“振兴中华”的伟大口号，毕生为此而斗争，是践行爱国主义的典范。《三民主义》一书虽然没有直接讲“爱国主义”，讲的是“民族主义”和“国族主义”，认为“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1页）——这其实就是爱国主义——既如此，那么恢复和提倡民族主义，就是恢复和振起民族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恢复和提倡民族主义，意味着恢复和振起民族精神。

当今流行观点认为，中国人历来热爱祖国，中华民族的国家观念和爱国主义传统根深蒂固，源远流长。《三民主义》却写道：“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因为这种主义深入人心，所以便能替他牺牲。至于说到对于国家，从没有一次具极大精神去牺牲的。所以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2-3页）“外国人常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中国人对于国家观念，本是一片散沙，本没有民族团体。”（48页）孙中山当年的论断与当今流行观点判然有别，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笔者认为：第一，孙中山说中国人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家观念和国族主义，如同一片散沙，被外国人蔑视和欺辱。这个批评很尖锐，言辞激烈，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思想感情，旨在唤起国人的觉悟猛省。“所以责之深，实以爱之切也”。当时相当一批仁人志士、先知先觉者，都持类似观点。

第二，中国人失去民族主义，缺乏国家观念，是长期封建专制和残暴政治造成的，不能责怪平民百姓。梁启超说：“大抵爱国主义，本为人人所不学而知，不虑而能。国民而至于不爱其国，则必执国命者厝其国于不可爱之地而已。”“人之托生于此国也，千百年祖宗血气之所似续，丘墓室庐之所栖宅，粥歌哭之所凭借，妻孥云来之所怙恃，此而不爱，孰为人情？况吾国人者，亢宗之念，怀土之情，以校他族，强有加焉，语于爱国，宜无待教诲激厉。然而吾民乃以不爱国闻于天下，岂果吾民之不肖至于此极哉？彼盖求国之所以可爱者而不可得，故虽欲强用真爱焉而亦不可得也。”（《痛定罪言》）

第三，孙中山认为，中国坚强的家族和宗族团体并非全无是处，它具有二重性，值得加以利用，“可由宗族主义扩充到国族主义。我们失去了的民族主义要想恢复起来，便要有团体，要有很大的团体。我们要结成大团体，便先要有小基础，彼此联合起来，才容易成功。”中国可以利用的小基础，便是宗族主义。“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广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这种组织一级一级的放大，有条不紊。”（48页）当务之急，就是让“各姓的团体都知道大祸临头，死期将至，都结合起来，便可以成一个极大的中华民国的国族团体。有了国族团体，还怕什么外患？还怕不能兴邦吗？”（49页）言下之意，将家族观念和宗族观念扩充放大，在此基础上形成、确立民族主义—国族主义。只要中国人心目中都有“一个极大的中华民国的国族团体”，就可以消除外患，振兴国家。

第四，国人的国家观念、国族主义之升降强弱，与国运盛衰密切相关。梁启超说：“夫敌国外患之乘，最足以促国家观念之发达，此有生之恒情也。”（《痛定罪言》）蔡元培说：“人民之爱国心，恒随国运之盛衰。大抵一国当将盛之时，若垂亡之时，或际会大事之时，则国民之爱国心，恒较为发达。”尤其是“国之将衰也，人人惧祖国之沦亡，激励忠义，挺身赴难，以挽狂澜于既倒，其悲壮沉痛亦有足伟者。”（《中学修身教科书》）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帝国主义列强蚕食鲸吞，民族危机深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覆巢之下，宁有完卵？”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国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思想精神，较之从前正在激发增长、昂扬蹈厉，这是不争的事实。黄遵宪写道：“寸寸河山寸寸金，侉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梁启超诗云：“猛忆中原事可哀，苍黄天地入蒿莱。何心更作喁喁语，起趁鸡声舞一回。”秋瑾亦有诗：“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高旭也写了一首《爱祖国歌》：“汝亦世界上无价之产物兮，汝岂不足以骄夸！我愿为祥凤兮，恣披拂扫荡而莫我遮，以激起汝自由之锦潮兮，以吹开汝文明之鲜花。”这些诗句表达的，正是那个时代民族精神、国族主义的恢复、振奋、昂扬。

第五，在民族精神和国家观念的有无存失问题上，在恢复、提倡、振奋民族主义和民族精神这件大事上，有必要引用《三民主义》中的如下思想：社会成员大体划分为三种人。第一种人叫做先知先觉，是人类中的发明家；第二种人叫做后知后觉，是宣传家；第三种人叫做不知不觉，是实行家。“世界上的大事，也都是全靠那三种人来做成的。但是其中大部分的人都是实行家，都是不知不觉，次少数的人便是后知后觉，最少数的人才是先知先觉。世界上如果没有先知先觉，便没有发起人；如果没有后知后觉，便没有赞成人；如果没有不知不觉，便没有实行的人。世界上的事业，都是先要发起人，然后又要许多赞成人，再然后又要许多实行者，才能够做成功。”（124-125页）我们深信，先知先觉带后知后觉，再教育启发不知不觉，发起人引领赞成人，帮助和依靠实行的人，一定能弘扬民族主义和民族精神。

三

《三民主义》认为，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是民族固有的道德，恢复民族精神主要是恢复固有的道德。“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缘故，起初的时候都是由于武力的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便能成功。但是要维持民族和国家的长久地位，还有道德问题。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能恢复。”（52页）民族固有的旧道德，既有维护封建专制并为之服务的一面，也有批判这个制度的一面。它既有民主性精华，也有封建性糟粕。孙中山说“恢复固有的道德”，其实是指恢复传统美德，而不是恢复古董，率由旧章：“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要保存，不好的东西才可以放弃。”（53页）这里显然有批判继承的意思。

传统文化中的德是一个内容庞杂的体系，包括仁、义、孝、悌、忠、信、礼、乐、慈、善、诚、正、直、公、刚、和、谦、敬、恕、厚、勤、俭、忍、让、顺、智、勇、贞、廉、耻等。古人还对诸德进行提炼概括，如孔子讲“智仁勇三达德”；孟子讲“四心”“四端”，即“仁义礼智根于心”；管子和顾炎武讲“仁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董仲舒讲“三纲五常”，其中“五常”指“仁义礼智信”；《逸周书》讲“九德”：忠信敬刚柔和固贞顺；《文苑英华》讲“荣十德”：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传家宝》讲“八宝”，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三民主义》写道：“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再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53页）这里把民族传统美德简明扼要地概括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字，堪称独具慧眼，别开生面，取精用宏，探骊得珠；但也有美中不足之处。下面就此作一些分析：

一、孙中山把“忠孝”摆在民族固有道德的首位，寓有深意新意。梁启超说：“吾中国相传天经地义，曰忠孝，尚矣！……忠孝二德，人格最要之件也，二者缺一，时曰‘非人。”（《新民说》）在这个问题上，孙、梁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古籍中的“忠”，主要是忠君，所谓“精忠报国”，主要是报效君王和朝廷，也就是对君王忠心耿耿、不怀二心、逆来顺受、绝对服从。这分明带有皇权专制主义的烙印。《三民主义》写道：“现在一般人民的思想，以为到了民国，便可以不讲忠字；以为从前讲忠字是对于君的，所谓忠君。现在民国没有君主，忠字便可以不用”，这是误解。“因为在国家之内，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如果忠字可以不要，试问我们有没有国呢？我们的忠字可不可以用之于国呢？我们现在说忠于君固然是不可以，说忠于民可不可呢？忠于事又是可不可呢？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为四万万人效忠，比较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53页）这番解释，不仅是对固有道德的继承，而且是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老树嫁接新枝。孙中山本人的确做到了忠于国，忠于民，忠于事，“就是把生命去牺牲亦所不惜”。

二、忠与孝密不可分。《三民主义》写道：“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其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得多。《孝经》所讲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现在世界上最文明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得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53-54页）孙中山推崇孝，讲忠孝可以强国，无疑是对的，但对固有道德中的孝缺乏分析批判。笔者认为，传统文化中的孝道，瑕瑜互见，善恶混杂，应加以扬弃。《孝经》写道：“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必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并划分出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和庶人之孝五大类，这难免繁琐、偏颇、势利，缺乏真情实感。《孝经》载有二十四孝故事，广为流传。其中郯子鹿乳奉亲、蔡顺拾桑供亲、黄香扇枕温衾、老莱子戏彩娱亲、汉文帝亲尝汤药等故事，生动体现了孝道，是大善。孟宗哭竹生笋、王祥卧冰求鲤、姜诗家涌泉跃鲤等故事，带有迷信色彩，善中有恶。至于郭巨埋儿的故事，十分荒唐，不仅扭曲孝道，而且违反人道，虚构了一个天道。它不是善，而是恶，是传统文化中的糟粕。

三、如果对民族固有道德体系做画龙点睛式的概括，那就是“仁义”二字。作为民族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家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仁义。孙中山把“仁义”二字拆开，定义为“仁爱”和“信义”，其中“信义”一词重在“信”（守信）。《三民主义》写道：“仁爱也是中国的好道德……古时在政治一方面所讲爱的道理，有所谓‘爱民如子，有所谓‘仁民爱物。”我们“把仁爱恢复起来，再去发扬光大，便是中国固有的精神”。“讲到信义，中国古时对于邻国和对于朋友都是讲信的，依我看来，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国人实在比外国人好得多。中国人讲一句话比外国人立了合同的，还要守信得多。”“日本的信义不如中国，中国所讲的信义比外国要进步得多。”（54-55页）笔者认为，古籍中的“义”，除了信义外，还有道义、正义、大义、理义等内涵。恢复固有道德，用“义”字救中国，除信义外，还应该讲“见利思义，以义导利，义中取利”，而“义者，宜也”；还应该讲“见义勇为、大义凛然，以义为上，义薄云天”；讲“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讲“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尤其是在国民革命中，在反对殖民主义者的斗争中，“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义；“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这是义；“仁人志士，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这是义；“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比泰山还重；为法西斯卖命，比鸿毛还轻”，这也是义。也就是说，固有道德中的仁义，除《三民主义》讲的“仁爱信义”外，还有其他值得继承弘扬的重要内容，丢掉了实在可惜。

四、在固有道德体系中，“礼”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对礼的论述甚多。先秦人所谓“礼”有两种含义，一是确认维护分封世袭宗法等级制度，二是举行冠、婚、丧、祭、燕（宴）、射、朝、聘等仪式；前者支配后者。在古代，礼不仅是道德规范，更是政治意识形态、制度安排和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作为区分亲疏贵贱等级的标准，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兄兄、弟弟、农农、工工、商商、士士等各得其所，防止争和乱，达到和，是礼突出的社会政治功能。它既维护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又维护等级差别和阶级统治，其性质和作用有善也有恶。古代的礼（礼仪、礼节、礼教、礼制）相当周密详细，名目繁多，其中不少庸俗的、繁缛的、虚伪的、形式主义的、铺张浪费的、劳民伤财的，甚至不人道、反人性的东西。礼，旨在用文明代替野蛮，但在其演化过程中，有时恰恰损伤、破坏文明而助长野蛮。人们发出感叹：“礼教害人吃人”，“礼呀礼，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三民主义》不把“礼”作为固有道德和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对古代流传甚广、影响极大的“五常”，只采用其中的仁义智信，唯独舍弃了礼，这很有见地和勇气，难能可贵，是对传统纲常伦理的扬弃，有利于振奋民族精神。

四

按照《三民主义》的描述，民族精神的核心是国族主义；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从道德角度讲）。不仅如此，挽救危亡和振兴中华，在恢复和振兴民族精神方面，还包括如下一些内容和要求。

一、《三民主义》写道：“我们旧有的道德应该恢复以外，还有固有的智能也应该恢复起来……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精神，不但要唤醒固有道德，就是固有的知识也应该唤醒。”尤其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话，“这就是我们的政治探索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保存的……但是自失了民族精神之后，这些知识的精神当然也失去了。”（56页）“何以中国要退步呢？就是因为受外国政治经济的压迫，推究根本原因，正是由于中国人不修身。”因此必须恢复和提倡修身精神。“我们现在要能够齐家、治国，不受外国的压迫，根本上便要从修身起，把中国固有的知识一贯的道理先恢复起来，然后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都可以恢复。”（58页）

二、《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古人对民族精神的著名定义。《三民主义》写道：“人类要能够生存，就须有两件最大的事：第一件是保，第二件是养。”保和养，意味着竞争、斗争。“人类要在竞争中求生存，便要奋斗，所以奋斗这一件事，是自有人类以来天天不息的。人类由初生以至于现在，天天都在奋斗之中。”（64-65页）由于有竞争、奋斗，世界才能进化。从世界进化史看：“第一个时期是人同兽争”，“第二时期是人同天争”。第三个时期是人同人争，“世界自有史以来，都是人同人争”。人同人争，包括国同国争，这个民族同那个民族争，人民同君主争，善人同恶人争，公理同强权争等。（69-70页）由此引申出一个结论，国家、民族要生存发展，必须天天奋斗，而奋斗精神正是自强不息精神。

三、《三民主义》写道：“中国更有一种极好的道德，是爱和平。”“说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驾乎外国人。这种特别好的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而且要发扬光大。”（55-56页）与此相联系，孙中山倡导调和。《三民主义》写道：“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冲突。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相调和，就是为大多数谋利益，大多数有利益，社会才有进步。”（164-165页）孙中山对调和的分析是一种远见卓识，而调和与和平都是“和”。古人一再讲：“以和为贵”“和实生物”“和气生财”“和衷共济”“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君子和而不同”“君子和而不流”“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北京故宫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都以和字命名，很有象征意义。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让国内观众也让全世界电视观众看到了一个“和”字。可以说，“和”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精神的一大特征。

四、中国历史上封建专制登峰造极，皇权专制主义根深蒂固；只有君权，没有民权；只有君本，没有民本（古籍中虽然也讲民本，但那是臣民，还不是现代意义的公民）。古代中国人严重缺乏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法治等观念，表明民族精神存在缺失。孙中山说：“三民主义就是平等和自由主义。”（《三民主义是造成新世界的工具》）同盟会曾庄严宣布：“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切国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三民主义》写道：在君权时代，皇帝就是国家，把什么权都拿到自己手里，专制到极点，弄到人民不能忍受。“人民到不能忍受的时候，便一天觉悟一天，知道君主专制是无道，人民应该要反抗，反抗就是革命……民权革命是谁同谁争呢？就是人民同皇帝相争。”（69页）“世界的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流到了民权，便没有方法加以反抗。”（75页）“权就是力量。”“民权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64页）“我们要讲民权，便不能不先讲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名词。”（79页）一定“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人民手内，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权可以直接管理国事。”（145页）孙中山坚决反对封建专制，大力宣传倡导自由、平等、民主、民权、法治等思想观念。此举顺应时代潮流，合乎人群需要，有利于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且能促进民族精神的提升更新。

五

孙中山在谈到民生主义时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175页）“共产主义既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为什么国民党员要去反对共产党员呢？”（180页）他还提出了著名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促成了北伐战争。孙中山逝世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胜利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独立统一的新中国，在此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今天，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心同德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期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此过程中，绝对需要极大地振奋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民族理想信念、价值取向、思想观念、道德伦理、心理气质、习俗习惯等的集中表现，有应然与实然之分：应然指理想境界，实然指现实状态，二者之间存在差距。本文讲的是作为理想境界的即应然的民族精神，它是民族生存发展、繁荣昌盛的精神支柱、精神动力、精神纽带和精神旗帜。民族精神根植于民族生命力和凝聚力之中，巨大的精神力量可以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党中央提出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是英明正确的决策。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形成当代的中华民族精神，也就是中国精神。中国梦、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三者紧密结合，相互支持、促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弘扬中国精神。

弘扬中国精神，不是简单地恢复传统文化中的民族精神，而是对它做继承转化创新；相对于《三民主义》提倡的民族精神（内容见上述）而言，也是继承中有超越和丰富、发展。关于中国精神的科学内涵（基本内容），理论界正在热烈讨论。笔者根据有关资料，把它归纳为12项内容，即爱国、忠孝、仁义、诚信、中正、自强、包容、和谐、法治、勤俭、务实、创新等精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三十多年中，我们国家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各项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这些硕果中都贯穿、体现着中国精神。孙中山九泉有知，他一定会说：“桐花万里关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长江后浪催前浪，世上新人胜旧人”。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