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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文化部写作组的日子

2019-09-10

文萃报·周五版 2019年3期
关键词:胡乔木胡耀邦文化部

《七十述学》

刘梦溪/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7年开始,我(本文作者刘梦溪)被调到文化部政策研究室工作。

“国家文化部”“文革”中已经被撤销,只保留“国务院文化组”的名称。写作组人员的组成,一是要会写文章,二是要与“四人帮”无牵连。主事者认为我合乎这两项条件,便决定调我前往。

为作家、艺术家平反而摇笔

当时为平反冤假错案,给很多作家、艺术家平了反,但他们的作品能不能得到重新发表或上演的机会,是实际存在的问题。甚至包括中国古代的文学名著、欧洲19世纪的作品,也长时期被禁锢,是否应该开禁让它们重新和读者见面?为此我写了《要给作品落实政策》一文,《人民日报》在1977年12月22日以显著版面刊载。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新华社发通稿,20几家省报全文转载。后来得知,韩国和日本的报刊对这篇文章有译介。那段时间,我体验到一点儿文思泉涌的快乐,真有所谓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之感。

李建彤的长篇小说《刘志丹》,被说成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的代表。胡耀邦指示说,人家说是“大毒草”,你们找个懂文学的看看,写个报告给我。审读报告写了3000多字,结论是一部相当优秀的作品。有关部门根据报告正式为李和她的小说平了反。

歌唱家王昆的平反大会发言,也是我帮助整理写成的。和王昆相识,始于此时,在1977年10月。

与胡乔木的一场风波

1978年5月,“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哲学思想的拨乱反正。12月召开三中全会,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我当时的思想和写作,是与这一转变同一步调的。

不过也有一篇文章,遇到了意外的小插曲,就是《列宁是怎样评价普列汉诺夫的》一文。我写这篇文章的起因,是由于动乱期间有人写信给陈伯达,要求人民出版社出版恩格斯的《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应删去普列汉诺夫为俄文版加的19个注释,对普氏的理论贡献,采取了基本否定的态度。我根据自己平日的阅读,无法认可这样的评价,遂主要以列宁对普氏的论述为依据,写了此文,也是思想理论拨乱反正的一部分。文章发表在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

当时胡耀邦任中央党校校长,《理论动态》是他为拨乱反正指导创办的一份刊物。不料胡乔木看了我的文章后,直接打电话给胡耀邦,询问作者背景,并说文章中所说的那封信,就是他写的,但他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对。于是党校专门派人来文化部作了调查,冯牧等政策研究室领导详细介绍了我的情况,美言有加,一场小风波遂无疾而终。但胡乔木还是给《理论动态》写了文章,和我讨论对普列汉诺夫应如何评价的问题。我看后不能信服,欲写《再论》,《理论动态》的吴江、孙长江二位先生,主张到此为止。嗣后,1979年2月17日,我的《列宁是怎样评价普列汉诺夫的》一文,在《光明日报》重新刊出。

当时恰值郭沫若去世,为起草悼词,在北京饭店开了座谈会。胡乔木同志来出席,我们在会场门口迎他,介绍到我,他握手时看得很仔细,但彼此并未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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