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春祥 笔名陆布衣等，一级作家，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散文学会会长，浙江传媒学院、浙江理工大学等客座教授。已出散文随笔集《病了的字母》《字字锦》《乐腔》《笔记的笔记》《太平里的广记》《连山》《而已》等二十种。作品曾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上海市优秀文学作品奖、中国报纸副刊作品金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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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通路5号是桐庐的“中南海”。

1991年8月，而立之年的我，进了“中南海”。此前，我已经在“美院”教了七年书。“美院”就是毕浦中学，地处毕浦乡政府所在地的阳普村，校园原是中国美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结合工农兵下乡的一个校区，中国美院为什么要在那里结合工农兵，我不太清楚，阳普只有农，两间工厂，更没有兵，但学校搬回杭州后，他们要求桐庐县政府办一所县属高中，这就有了毕浦中学，当地人习惯喊“美院”。

我在“美院”教高中語文，最后一年，还兼着教务处副主任。

“美院”许多的人和事，留给我很愉快的记忆。我内心里是极想做教师的，这七年里，已经出版两本语文类的书，在一些语文期刊上也发表了不少文章，自我觉得做一个优秀教师不成问题。但阳普没有幼儿园，而陆地同学已经四虚岁了，有一天，他翻完一本小人书，歪着小脑袋忽然问我：爸爸，我问你，天大还是地大？我一惊，唉，这小子应该读幼儿园了。

这大约是我进圆通路5号的最初缘由，因为“中南海”边上，有县机关幼儿园，那里的设施、师资，都是县里最好的，许多家长都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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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通路5号其实是一个靠山的大坡院，山叫武象山，也像一把稳稳的太师椅，座位阔深，扶手两边皆为山，山顶有电视转播塔，林深竹茂，还经常有野猪出入。有次，一只两百多斤重的野猪很从容地下山来，慢悠悠散步到边上的第二小学，弄得学校都报了110。

一层一层往太师椅的座位里走，密树浓荫下，往往藏着一幢楼。数株几百年的老樟树，它们粗壮发达，浓荫密盖;水杉参天，霸道得很;饱经风霜的朴树，一看就知道它们活过好几个世纪了;而一些桂花树，则闲闲地散落在角角落落，只有花开才是它们的节日;玉兰树，花如玉，叶皮极厚。好多树认不出来，即便是盛夏，这里面都相当阴凉。正中间最大的一幢是政府楼，坡后面一幢是县委楼，边上的各个小楼里有不少的部委办局。我在县委楼，一楼是县委办公室，二楼是县委领导，三楼右边是我们宣传部，左边是政策研究室。

一头摸进圆通路5号，神秘和好奇兼具。进进出出的干部们，大多拎着个包，我估摸包里应该有不少重要文件。他们脸上都挺严肃，没人和我打招呼，宣传部的陈玉萍请我吃了第一顿午饭，她是我弟的大学同学。几百人的机关食堂，吃饭本身就是一种交流，你招呼我，我招呼你，说工作，谈生活，热闹异常，我尽量竖起耳朵倾听。

宣传部只有十来位干部，第一天差不多都认识了。

部长陆安玉，她是县委常委，比较严肃，平时脸上不太有笑容，但笑声爽朗清脆;两位副部长，管理论的副部长孙维耀，原来是杭州知青，中等身材，温文尔雅，和我讲杭州话，慢条斯理，每每我都仔细听，因为我和他说的分水话，有点像杭州话，但要硬得多，我是在咂摸他的杭州音呢;管宣传的副部长潘露森，身高目测一米八以上，军人出身，讲话大大咧咧，酒量极好，走起路来，身后都带着一阵旋风。宣传部下面有四个科室：办公室、宣传科、理论科、编辑室，各科人数均精干，科长和科员，我进理论科当科员。我也不知道理论科具体干点啥，只知道我的身份从老师变成科员了。

宣传部还有两位老同志，印象深刻。

一位是申屠丹荣，他和我爸差不多年纪，他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编书。这个时候，他已经编辑了好几本关于桐庐诗文的书了，比如《富春江诗集》《富春江文集》。我有时甚至想，在桐庐的中小学里，应该有一门“桐庐诗文”的课程。后来，我和程春明、董利荣兄曾经商量过，编一本富春江诗文的赏析集，搞清楚这些写桐庐诗文的来龙去脉，分析诗文中的亮点，可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虽然都已经动手写了样稿，只可惜大家诸事繁忙，加上功力欠缺，终没能做成此事。

另一位是潘寿凯老师，他是桐庐中学的退休语文教师，宣传部聘来管理图书室的。到现在我也不清楚，是哪一任领导决定设立图书室，但这个决定实在太英明了，有图书室的单位一定不多。图书室的书还不少，每次来新书，潘老师都要和我打招呼：春祥，来新书了。他知道我喜欢书。

1991年的前后几年，正是东欧剧变时期，我进理论科，第一件事就是上课，政治形势讲座，各单位只要有需求，都要去讲，讲国际形势，讲剧变原因，讲解体的教训。一个语文老师，讲政治课，开始极不习惯，自觉讲得枯燥无味，好在基本功还有，声音清晰，语速稳定，层次清楚，这就行了嘛，领导也经常从对方单位得到信息，这个人理论还行。

而于我，却有点无可奈何。

机会终于来了。

3

编辑室主任胡泰法，小个子，戴眼镜，头发总是打理得很整洁，讲话也细声细气，他主编《桐庐宣传》已经有些年头了。他从部队转业，书法水平不错，桐庐街上他题的招牌名也经常看见。机关里待久了，就要想办法上一个台阶，这几乎是每个机关干部的正常想法。我有空常去他办公室坐坐，闲聊得多了，我发现，他想要换岗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他认为我可以接他的班，我写过书，非常合适做编辑，而此前他走不了的原因，领导对他说就是没人接他的班。

1992年5月，胡泰法升职，去党史办做副主任，陆部长也算人尽其才，让我接手编《桐庐宣传》。

这是一张四开的白报纸，半月一期，每期四版。开始几期，主要是适应和熟悉，对我来说，编稿写稿都没什么大问题，最大的麻烦是画版和排版，这确实是技术问题。

每期稿子编完，每个版都要画版，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全面认识字体字号线条的。字体只有可怜的宋体、黑体、楷体几类，字号倒是从新五号到初号大号都有。画版的难题是，每篇文章的标题、字数都要精确算出，然后，再根据字号的大小来确定标题和版面所占的位置，多一个字也不行，不按计算器，心里都没底。除了技术，版面还有美化问题，标题不碰头，特别是头版，头条、报眼、题前、倒头条，还有图片，都要妥善安置。

常去桐庐印刷厂，那几个排版工，对我有相当的忍耐心，因为我什么都新鲜，密密麻麻的铅字，一版版排列着，黑乎乎的如一群蚂蚁叮在壁上。我对他们敬佩得不得了，这些字是反的呀，而他们拿着稿子，一个一个很快拣出来。我给通讯员讲课时，常常浮现排字工人排版的镜头，一再叮嘱大家，稿子要整齐清晰，能短点就短点。后来一想，咦，这个技术，沈括在《梦溪笔谈》里早就记载了。庆历年间，平民毕昇，发明了活字印版。他的做法是，用胶泥刻字，刻的字薄得像铜钱边沿一样，每个字做成一个印，用火烧使其坚硬。

回家一翻书，果真，沈括写得很清楚。毕昇预先设置一块铁板，将松脂、蜡和纸灰之类物品制成的药料覆盖在上面，想要印书的时候，就用一个铁质模子放到铁板上，将字一个个排列好，排满一铁模子就是一版，再拿到火上烤，当药料稍微熔化的时候，就用一个平板按在字面上，于是字印就像磨刀石一樣平了。如果只印两三本书，还看不出这种印刷方法的简便，如果印几十本以至成百上千本，那就极为神速。

读到这些，我又不禁叹气，唉，电脑出现以前，我们的印刷技术，比毕昇的活字印刷真是高明不到哪里去，我眼前的印刷车间，一会儿就变成了数千年前宋朝的印书作坊了。

插一段。

高个子的潘副部长，没多久就调到一个大镇去做镇党委书记了，接替他的是朱芝云，原来是文化局副局长。朱部长也是杭州知青，能说会写，她主要写故事，还是省作协会员，一口磁磁的杭州话，很好听，她夹烟的样子蛮优雅。有一个笑话说，她下基层，人家发烟，一圈下来，只发给男的，过了一会，她一边认真地记着笔记，一边默默地从袋里抽出一根烟，啪的一声点燃，依然很享受地记着笔记。那个领导，以后逢人就说，以后发烟，千万不要错过女的。

朱部长，直接分管我这一块，审稿时，她夹着烟盯着版面，我就坐在她对面看着，烟圈从她脸上袅袅飘过，偶尔会嘀咕一下，标题上改个字。

4

每天走进圆通路5号，脑子里就会不断闪出一个念头，我要做一张真正的报纸，因为，周边县市已经出现了《萧山日报》《建德报》《淳安报》，它们深深吸引着我。

几期过后，我就向朱、陆部长汇报，想将《桐庐宣传》改成《桐庐报》。我查过档案的，桐庐民国时期就出过《桐庐时报》，上世纪五十年代，政府也办过《桐庐报》，大院里报道组待过的两位老先生，以前还参与过《桐庐报》的采编工作，他们提供了不少信息，说郭沫若先生曾经为《桐庐报》题过报头。

部长们眼光远大，立即同意，以《桐庐宣传》为基础，创办《桐庐报》，并请潘寿凯老师协助我做一些校对工作。

先出一期试刊号。即是试刊，也必须像模像样，彩色，电脑制作。报眼里的“致读者”，我紧紧抓住一句话展开：欲知桐庐事，请看《桐庐报》。我读的中文系，没有学过新闻，也没怎么写过新闻报道，但新闻的基本原则还是知道的，越是和自己贴近的报纸，越有人关注，我做过不完全的调查，同时拿到省市县几张报纸，基本上是先看县报，因为他想知道，他所居住的地方，这几天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哪些人在写这些事，这些事都与他有关。

1992年12月16日，这个日子，一直被我珍藏着，这一天，《桐庐报》试刊号问世，五千多份报纸，一下子轰动了全县，我们另外准备的几百份，在潇洒楼前搞了一个赠阅，十几分钟就一抢而空。

试刊号更给了创刊号以强大的信心。

为准备创刊号，我几件事情一起做。

准备一些有分量的稿子。这个还是比较省事的，头版要闻，二版综合新闻，三版专题，四版祝贺单位。重要的事情，就是祝贺单位。我拿着电话本，一个一个给主要单位、乡镇的一把手、一些大企业的老总打电话，告诉他们要出报纸的消息，从来没听说这样的事，大部分领导还是挺支持。一段时间下来，两百来家祝贺单位就齐了，每家赞助两百元人民币，要知道，这是1992年，两百块，也不少了。

《杭州日报》下午版的记者楼时伟，是个热心人，编辑和版式都十分拿手，试刊号出版时，他就帮我们联系了报社的排版和印刷，小报也可以在杭州日报社做，既便宜又好看。且他一直在集报，他也想集我们的创刊号，而收藏一张由他亲自参与制作的创刊号，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每次出报，我和潘老师都要到杭州，住进国货路杭州日报老报社边上的一家旅社，开始排版校对一系列的工作。

一个版一个版画好，然后交给照排录入拼版。楼时伟边画版边和我解释，有时候，标题不贴切，他也帮助修改。杭报已经全面使用激光照排，字体和线条可以随时按版面要求设置，线条也一下子增加了许多，我记得当时比较喜欢用五十六号花边线条隔版，粗而有形，一个结连着一个结，像锁链般紧密。

版面出来，我和潘老师，一个读，一个校，大多数时候，我读稿子，他对着校。因为稿子是自己编的，自己清楚，我读累了，他也帮我读几篇，几个版的校样，一遍下来，要一整天时间。

初校改完，我们再一版一版仔细二校。有个晚上，旅社忽然停电，我立即跑到国货路上的小店，买了几支蜡烛，秉烛夜校。七十多岁的潘老师，一头白发，个子也不高，戴着老花镜，一脸慈祥，低着头和我一起找错，当时心生颇多感慨，真是难为老人家了，但我喜欢做的事情，一直不觉得累。

1993年元旦，《桐庐报》创刊号隆重面市，我们特意加印了一万多份。读者不清楚，这样的报纸，是几个人在极简陋的办公室里做出来的。

5

当我全身心捡拾圆通路5号这些记忆碎片时，下面这些曾经的同事，依然活生生地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因人力财力的原因，刚创刊的《桐庐报》定为半月刊。

说是半月，依然紧张，我必须再找几个帮手。陆部长再次支持。她还推荐了桐庐广播电台的女记者姚娅，说她文字比较好，人也活泼，适合做记者。

姚娅是我弟的高中同学，她父亲清华大学毕业，原来是分水中学的老师，家学深厚，她对文字也是十分喜欢，她来编辑室，一下子带来了好多鲜活的稿子，报纸内容实现了基本靠编辑到有不少自采稿的重大转变。且她会公关，部委办局好多头头脑脑都认识，报纸发行广告都方便。

何小华是第二个进入编辑部的。

他原是《桐庐宣传》的通讯员，当时在桐庐棉纺厂工作，几百字，豆腐块，写稿很积极，他还会拍照，他的稿子，经常在外面发表。我们要调何小华来《桐庐报》做摄影记者。

部里让我和宣传科的石樟全一起，去棉纺厂了解一下。这是一个勤奋的小伙，学历虽不高，基础也不是太好，但有一股子钻劲和拼劲，厂长对他评价挺高。

我们去厂区找何小华。

车间主任进去通知他。过了几分钟，小华站在我们面前。中等个子，敦厚结实，头上和身上，满是棉絮，原来，他正在翻棉纱呢。听到要调他来《桐庐报》做记者时，他一脸激动，脸涨得通红，眼角明显湿润，也许，他知道，这是他改变命运的好时机。

何小华到报社后，平台大了，也更加勤奋。

若干年后，小华做了桐庐信息传媒中心（原来的《桐庐报》）的党组成员，现在岗位在县政协提案委员会，人借调在富春健康城做副主任。

第三个进入《桐庐报》的是郑瑾瑜。他拿着我大学同学许继锋（浙江卫视知名导演）的推荐信找到我，许是他的大学老师。郑也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算我们的小师弟，文字不错，编辑功底也强，做事勤勉。

郑瑾瑜加入后，《桐庐报》的大稿子，明显多了起来，他很有新闻头脑，到处跑。我还让他编稿子，年轻人精力旺盛，三下五除二，动作也快。

虽是省内刊号县报，但我自诩，我一直是胸怀全国，以大报为榜样的。

《人民日报》总编辑范敬宜，就是我的学习标杆。那时候，范刚刚到《人民日报》，但此前我发现他的许多办报观点都挺新颖。他倡导的“几个一”：一个好头条、一张好照片、一篇好言论、一个好标题，一直是我做报纸的目标。

针对桐庐的实际，我也精心安排报纸的各个版面。头版有春江论苑、图片新闻、标题新闻，大多稿子我自己操刀;二版有百家言、现场新闻、百业兴旺、半月国际国内要闻，百家言，几百字，谈什么都可以，来稿踊跃;三版常发通版大通讯，如法制经纬;第四版则通常是“桐君山”文艺副刊，我也设了个“随便聊聊”的杂文栏目，我后来发在《杭州日报》副刊上的好多文章，大多在“随便聊聊”上首发过，“桐君山”持续多年，现在依然散发着富春江两岸山水的清香。

说起“桐君山”副刊，吴文昶老师要隆重登场了。

吴老师其实大名鼎鼎。他是江南故事大王，名气大得很，得过全国故事大奖，上海的《故事会》有个栏目也是他主持，从文化馆退休后，我们就聘他过来做副刊编辑。

吴老师，小个子，天生乐观，精干巴瘦，头发向后，常常梳得油光发亮，烟瘾极大，香烟一天好几包。他自己说像猴子一样，确实有点像，但主要是像猴子一样灵活，讲话幽默，几乎是出口成章，他的声音略带磁性，好多人喜欢和他聊天。

由他来主持“桐君山”，我放心。

他对桐庐的情况烂熟于心，版面和稿子常常创新。他经常找人聊稿子，一杯茶，一支烟，你来我往，聊着聊着，大笑声就会传来，我知道，那是吴老师又找到好的题材了。他闲不住，编稿之余，还常常出去写稿，年纪这么大的老记者呀，还不挖个大萝卜回来吗？通常都会给你惊喜。

吴老师编副刊后，又向我们推荐了他写故事的学生方赛群。方学历不高，但对文字悟性好，吴老师悉心指导，进步神速，获过不少奖。她进编辑部后，写过不少有分量的通讯，她擅长故事文体，人物和事件，都能写得栩栩如生。后来，她还获过民间文学的最高奖——山花获。

吴老师后来患肺癌去世，告别仪式的内容，都是他身前定的，不能弄得哭哭啼啼，他要笑看人生，告别的人们，于是再次目睹了他的笑容，聆听了他的笑声。

至此，有编有采，一个小型编辑部已经形成。且人员构成也极有特色，有老有小，有男有女，有本科，有草根，还有葛优一样的吴老师。小小编辑部，快乐总是不断溢出窗外。

6

有了报纸的框架，内容创新就摆到最重要的问题上来了，也就是说，读者新鲜劲过去后，他们要看的是，《桐庐报》上究竟有多少东西值得他们读。

圆通路5号虽是重大信息来源地，但几十个部委办局并不是在一个地方办公，因此，第一件事，就是不漏重大新闻。这重大有两种理解，一个是即时发布的，另一个则是自己去发现的，我以为，后一个更重要。

一个冬季的夜里，何小华突然打电话告诉我说，芦茨乡有个青年，前几天在富春江镇金家村的山林扑火中被烧伤后医治无效不幸遇难。我随即和他分析事件并要他第二天立即去采访。因为当时的《桐庐报》只是周报，处理突发新闻也没什么经验，加上出版时间要求，只能做个一般的表扬式稿子在一版发了。但就是这样一个小稿，仍然引起极大反响，和报社一墙之隔的县团委马上抓这一典型。周六，小华第二次赶到王红卫的家乡，深入挖掘英雄成长的背景，王的家距乡政府有数十里地，小华都是走着去的，回来埋头写作长篇通讯《血洒富春大地》，再一次在全县引起强烈反响。连续报道的结果是：县委县政府作出决定，号召全县人民向英雄学习。

《毛主席赠给我一杆枪》也是这样的稿子。

一次，何小华从县人民武装部同志的口中偶尔得知这条过时的旧闻，已经过去几十年了，真是太旧了，我却非常感兴趣，觉得可以救起来，研究了一下，很巧的是刚好相距四十年时间，我就和他一起，到了持枪者徐虎林所在的窄溪镇前村采访。我们到徐家时，徐虎林说起那杆枪，仍然一脸的激动，而他的家人则补充了许多生动的细节。后来稿子还在当时的《杭州日报》下午版头版显著位置刊出，老徐一下子又成了“名人”。

1993年7月，桐君山，叶浅予居所，我和浅予先生坐在门前的空地上对聊，有一个细节至今印象深刻：先生指着滚滚向前的一江春水感叹，一江春水白白流！那时，我还不太理解先生的用意，现在想来，这个感叹应该有好多含義，既有环保，也有资源利用，更有人文的感叹。是啊，桐庐人杰地灵，应该有很多故事可以挖掘的。

我们编辑部是一个大办公室，前面还有一个几十平方米的露台，休息的时候，我会站在露台上，静静地看院子里的各种树。喏，紧贴露台的那棵水杉，直冲云霄而上，落下的针叶，一天一天地堆积，树根下已经铺得厚如毡毯了，这不就是日积月累之功吗？两边像椅子扶手一样的山冈上，楮树硕壮，树冠上的青枝直指蓝天，嗯，我赞赏它们的远大志向。左前方的树林中，有小山会议室，扩音器里经常传来领导讲话的声音。私下嘀咕，这是一个表面安静、内里躁动的地方，说不定，哪一句话就成为牵动全县神经的指令了。

7

电子邮件诞生以前，投稿都是邮寄。经常往圆通路5号送稿的，是几个比较积极的通讯员，这里简单记几个印象比较深的。

何全生。我叫他老何。他是旅游局宣传科长，消息和通讯都写得好，基本不用改，只需按版面要求删节就可以。老何大嗓门，略带淳安腔的普通话，常常为我们带来各类旅游信息。我对桐庐旅游的认知，就是在他不断来稿中逐渐清晰起来的。

桐庐地处富春江上段，以严光隐居地钓台为精神核心的富春山就是一个浓烈的符号，从此以后，引无数骚客来严光这片钓鱼地竞折腰（顶礼膜拜）。吴均首先赞叹：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韦庄感慨：钱塘江尽到桐庐，水碧山青画不如;陆游完全醉倒：桐庐处处是新诗。从南北朝到清末的一千六百多年间，一千余位诗人为桐庐留下了两千多首诗词。可以这样说，古代几乎所有知名诗人都来过桐庐（杜甫为什么没来，至今是个谜）。

桐庐一直吸引着各方媒体，有同行来访，如果要去景区，一个电话打给老何，就不用门票了。

乔关生。我叫他老乔。他是交通局办公室干部，喜欢写，速度极快，走路讲话速度也快。看他方格稿纸上的字，斜着一行行，瘦长形，有点像他的长相。想起老乔，他文化馆的演员弟弟形象立即浮现，乔弟滑稽戏唱得好，演起老太婆，比老太婆还像，拿着个大烟竿，动作夸张，观众笑说骚劲足。

张延祥。他是桐庐人民医院的外科医生，浙医大毕业，医学水准高，也喜欢写稿子，尤其擅长副刊写作。我们办报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在《杭州日报》等报纸发了不少作品，因此，这样的作者，自然要重点关注。后来，张医生调杭州，做了市三医院的院长，我们也常联系。

我当时不太明白，一个医生，文笔这么好，现在看来，是幼稚了，我忘记了鲁迅。现在，我周边有不少学医出身的写作者，都写得有声有色，我们省散文学会的理事干亚群，散文写得细腻，一年要在全国的核心大刊上发八九个长稿。她原来是妇产科医生，问她接生了多少孩子，她淡然笑笑：几千总归有的。还有永康的自由撰稿人郑骁锋，历史散文一本接一本，央视的纪录片已经写好几部了，最近刚播完的七集纪录片《一脉钱塘》，他就是总撰稿人。放眼省外，学医的作者更多。

现在，我依然关注着张延祥，但他忙于事务，很少看到作品了。

黄水晶，中学语文老师，标准的文艺中年，细嗓子略带江南腔调，他对乡土文学的关注和研究也给了我不少启发。有次我们闲谈，聊到了很旧的一则素材，一位收箬叶的生意人，因为抗日战火，收购数万价值的箬叶毁于战火，然而，这位生意人很诚信，在以后的岁月里，不仅一点点还债，临死前还交代儿子，继续还债，直到解放后还清。其实，他完全有理由把责任推给战乱战火，那也是天灾。水晶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认为很有价值，随后就去采访生意人的后代，后来这个稿子，还在《杭州日报》下午版上刊登。

现在想来，仍然有点可惜，这样反映桐庐人诚信的故事，应该可以做得更大，至少比那些胡编乱造的影视剧有价值。

另外，公安局的陆林荣，工商局的章永强，县委报道组的金伟、潘连魁，食品厂的吴爱群，工商银行的汪国良，还有不少副刊作者，如老干部冼逢周，公路段的陈水良，专门写富春江美食的许马尔，中学老师胡泉森，等等，现在想起这些通讯员，他们依然一个个清晰地站在我面前。后来，我还为陈水良的杂文随笔集《长舌夫》写了序。业余写点东西，还是挺不错的，这些人现在有许多都在重要岗位上，当局长，做主任，我以为，是文字滋养了他们。

8

对新生的《桐庐报》来说，版面内容、经费筹措、内部管理，这些问题，我都能应付，通讯员，我自己培训，讲清楚需要什么样的稿子就行。

最头痛的，还是报纸的制作，没有电脑排版系统，也没有相配套的印刷厂，老是往杭州跑，太不方便，费时费力。

而此时，邻县的建德，报纸正办得风生水起。《建德报》一开始就是周三报，掌门人陈利群先生，报道组长出身，艺高胆大，对外关系也极广，是县市报的灵魂人物，他们进了全套的北大方正激光照排设备，彩色印刷，牛气得很。

去建德，要比杭州方便许多。

那时候，邮寄传递都极不方便，每次稿子编完，版式画完，先要让人送去录入排版，过一天，再去校对。在排版校对过程中，还有许多问题要现场处理，我必须每次都要在现场，相当于再编辑一次。往往要等到胶片出完，没有错误，才可以返回。有时候，要出全彩报，铜版纸印刷，还要赶往梅城印刷厂观察等候。数十年来，我行事都比较果断，也许和这一时期的经历有关，没人可以商量，全靠自己拿主意。

也有趣事。

从建德回来，要过杨村桥，而杨村桥的路边饭店极有特色，尤其是棍子鱼，胖胖的，刺不多，红烧，略煎一下，每次都要点。新安江富春江里的野生鱼，因为水质好，总是馋人口味，屡吃不够。

2018年8月，应建德文联之请，我约了一帮全国各地的作家们到建德采风，一路行一路走，感慨颇多，当年建德报社的临时驻地新安江招待所早已经变成江边的一排排新建筑了，而我做报纸的记忆却犹在眼前，像昨天发生的一样。行至梅城，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将我们逼进古街躲避，看着粗大的雨点，忽然想起，二十五年前，在梅城印刷厂遇到过同样急骤的雨，我问梅城印刷厂还有吗？陪同的陈利群先生说，老早改制倒闭了，他还添了一句：那印刷厂，原来是严州古城福建会馆的旧址。唉，人是物非，人的力量真强大，能改变很多事和物。这不，眼前的梅城，已经恢复得有点气势了，这里曾是南宋的附中心，几百年来繁榮无比，名气大得很。采风结束，我写了一篇长文《梅花之城》，虽是写古城，却依然有着二十五年前的情愫在。

9

在圆通路5号，我就像一颗陀螺一样转着，领导们也像陀螺一样转着，早上进来，匆匆一个招呼，然后，各种车辆就陆续出发了，去往全县的各个乡镇地区，我们不看人，只看车就知道是谁了。蓝鸟，书记的专车，新桑塔纳，县长的。各常委部长们，大多是伏尔加，我们陆部长就是一辆白色的伏尔加，司机俞师傅，敦厚和蔼，我们有急事喊他，他也蛮爽快的，他也喜欢吃杨村桥的棍子鱼。

领导们的司机，信息最灵，但嘴都极严，不该说的，关系不近的，一般听不到他们说的事。也是，有的时候，领导一个电话，就能决定人的命运，不能乱传。

埋头干了两年，我被任命为编辑部主任，当时还没什么感觉，现在看来，陆部长是重用我的，因为我到宣传部的时间并不长，而宣传科的石樟全，二十二岁就做副乡长了，依然是科员，他自己也戏称是黄杨木，千年不长。几年后，石调来和我一起做报社党组成员、副总编辑，我们面对面搭档三年，那时早已经搬出圆通路5号了。

也因了周边县市报纸发展迅速，除几张老报纸外，临安、余杭、富阳，几乎都办起了报纸，而且都是一步到位，正科级配置。

于是，县委专题研究，《桐庐报》要扩大，要升格，要搬地方，要招新人，要添设备，一切都预示着，《桐庐报》的另一个新阶段要来了。

10

回头说一下陆地。

我进“中南海”，陆地也顺利进了机关幼儿园，但已经是中班年纪了。我脚不着地，也苦了陆地同学。她妈妈早出晚归，无法接送。早晨我送他去，但下午四点钟，根本无法接，暮色四合，我还在乡下采访呢。于是只好不断委托亲戚、学生、同事去接，我也知道这样不好，但想不出别的办法。

陆地读小学时，我们租住在富春江边的马家埠。一年级的头两周，我领着他上学，主要是教他学会如何横穿马路，两头看车，慢慢走，不要跑，那条大街，是马路，也是国道，车还是多，送到学堂，我再顺道去圆通路5号打两壶开水。两周后，陆地很自信地对我说：爸爸，你不用送我了，我会过马路了。好，于是我就不送了。即便去打开水，也不再管他的上学。

最欣慰的是，陆地同学的独立自处。我以为，他这种能力，从幼儿园就培养出来了，虽无奈，却也是上苍对我的补偿吧。他读初中就住校，给他买的五十元钱的电话卡，让他有事打电话，三年也没用完。后来，他去留学，所有材料、手续全部自己搞定，对美国的那些名校，我觉得他比中介都要熟。

生活的磨炼是最好的老师，我一向相信这样平凡的道理。

11

前几天，为了这篇文章的结尾，石樟全陪我又去了一趟圆通路5号，他现在是县文联主席。

这里已经是香火旺盛的圆通寺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画家李可染画有一幅《圆通寺》，其实就是我们上班的地方。它原先是一所千年古寺，寺就叫圆通寺。

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编撰的《桐庐县志》上有一则官司很有意思。圆通寺当家和尚很喜欢种树，寺院内外，田头路边种了上万棵。附近老百姓担心树长高后，会妨碍田地日照，影响庄稼生长，于是将老僧告了。县老爷接状问僧：您看，这个事情怎么办呢？看来县官不糊涂。老僧也不说话，埋头写了四句诗：本不栽松待茯苓，只图山色镇长青。老僧他日不将去，留与桐庐作画屏。

桐庐县委县政府后来南迁到江南，圆通路5号又变成了千年古寺。

昔日的部委办局，都变成了殿堂经所。政府楼，千手观音，高高注视着人间。县委楼，寺里的主殿。我一一进去，向菩萨们合掌问安，很有些感慨。我们在编辑部后来搬的小楼前留了影，它现在是住持的经房。

县委楼前，三棵近一抱的老七叶树，分字排列，枯干虬枝，我们像发现新大陆一样，以前走进走出，似乎没注意过它，但它们显然稳稳地站在那儿几百年了。七叶树，又称菩提树，花开的季节，应该和圆通寺的氛围很搭的。

古树森森，我不知道圆通寺的哪些树是那老僧种的，但桐庐人在老僧种的大树下乘凉是无疑的，我有许多文字就是在那些老树下的阴凉下思考出来的。

《楞严经》卷二二有语：“慧觉圆通，得无疑惑。”意思是说，拨开重重杂念，觉悟省悟了，你的人生自然就会有十分的定力，目标明确而坚定。

做人圆润，做事通理。近十年来，桐庐出现了数家著名快递，圆通、中通、申通，通江达海，几占全国大半河山。

无论文字还是人生，圆通路5号，都是我初航蓄力的重要港湾。

责任编辑   馮艳冰

特邀编辑   陆辉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