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丹

摘要：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下，了解媒体从业者对媒体转型融合的态度关乎媒体融合的发展进程和效果。本文通过对湖北省媒体从业者的问卷调查，发现他们对媒体转型融合的态度较为积极，但同时有一定的焦虑感。媒体从业者对媒体融合的积极态度与焦虑感呈负相关，与自我效能感呈正相关，且自我效能感对媒体从业者态度的影响更大。为了提升媒体从业者对媒体融合的积极态度，媒体机构可通过加强对从业者的新媒体技能培训来丰富他们对媒体融合的直接经验，鼓励媒体同行之间互相观察交流从而获得间接经验等途径提升媒体从业者的自我效能感;同时媒体机构还应关注媒体从业者的情绪和心理状态，通过提供可观的收入、舒适宽松的工作氛围降低他们的生存压力及缓解焦虑感情绪。

关键词：媒体融合 媒体从业者 态度 焦虑感 自我效能感

在新技术快速发展和传统媒体经营下滑的双重压力之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的方向与趋势已经形成。媒体行业竞相开通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手机客户端、成立中央厨房等，这些俨然成为媒体融合发展过程中的标配。然而我国的媒体融合面临着盈利模式不明朗、现有体制不适应媒体融合等问题，目前媒体融合的尝试最终能取得何种效果仍待观察。而作为媒体转型的参与者，媒体从业者对媒体融合的认知状况直接影响着媒体转型融合的发展，他们在新媒体冲击和媒体转型的背景下，心理状况如何也应当是需要关注的焦点。

在此背景下，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问题：1、媒体从业者对媒体转型融合的态度如何？影响因素有哪些？2、在媒体转型融合的背景下，媒体从业者的焦虑感状况如何？影响因素有哪些？3、媒体从业者自身的自我效能感和焦虑感如何影响其对媒体融合的态度？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调查对象是湖北省媒体从业者，包括传统媒体（如报纸、广播、电视）从业者和新媒体、互联网公司从业者。问卷在正式发放之前进行了前测，前测时间为2017年8月4日至5日，问卷发放平台为问卷星，共回收33份问卷，问卷信度为0.713。问卷正式发放于2017年8月7日至2017年8月20日、2018年10月17日至2018年10月19日两个时间段，发放平台为问卷星，抽样方法为滚雪球抽样。最终，问卷共回收508份，排除掉问卷信息填写不完整、问卷填写者答题时间过短等无效问卷后，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83份。

一、研究设计

（一）媒体从业者对媒体转型融合的态度测量

迈尔斯（Myers）指出，态度的结构涉及三个维度：情感、行为意向和认知，即态度的ABC结构。认知成分是指个人对态度对象带有评价意义的叙述，叙述的内容包括个人对态度对象的认识、理解、相信、怀疑以及赞成或反对等。情感成分是指个人对态度对象的情感体验，如尊敬——蔑视，同情——冷漠，喜欢——厌恶等。行为意向是指个人对态度对象的反应倾向或行为的准备状态，也就是个体准备对态度对象做出何种反映。

基于此，本研究关于传媒从业者对媒体转型融合的态度的测量划分为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维度。认知维度主要测量媒体从业者对媒介融合了解程度和意义评价，具体的题项有“我了解业界媒介融合的情况”“借助媒介融合，传统媒体可以进行变革、获得发展”“我相信我们单位如果进行了媒体融合，它会发展更好”“我觉得我可以提升自己的技能，以适应媒体转型融合”。情感维度主要测量媒体从业者对媒介融合发展的正性、负性情绪，具体的题项有“媒介融合的发展让我感到焦虑”“我对媒介融合的发展有信心”。行为维度主要测量媒体从业者面对媒体转型融合将采取应对行为的同意程度，具体的题项有“我打算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以应对媒介融合对新闻从业者提出的更高要求”“我会积极配合本单位在媒介融合方面的工作”。各个题项的选项为李克特五级量表：完全不同意、不太同意、一般、比较同意、非常同意，赋值依次为1分到5分。其中“媒介融合的发展让我感到焦虑”的选项进行反向计分。得分越高，媒体从业者对媒体转型融合的态度越积极。

（二）媒体从业者对媒体转型融合的焦虑感测量

本研究关于传媒从业者对媒体转型融合的焦虑感的测量借鉴德若伽提斯（L.R.Derogatis）编制的《症状自评量表SCL90》中关于焦虑感的测量题项，并结合本研究具体问题进行修改，形成最后的题项：（1）在媒体转型融合的背景下，我对自己所在媒体未来的发展状况感到不安。（2）在媒体转型融合的背景下，我担心自己会有失业的可能。（3）媒体转型融合对新闻工作者的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我担心自己难以胜任工作。各个题项的选项为李克特五级量表：从不、偶尔、一般、经常、总是，测量调查对象出现以上心理感受的频次。选项的赋值依次为1分到5分，得分越高，媒体从业者焦虑感的程度越深。

（三）媒体从业者的自我效能感

本研究对媒体从业者自我效能感的测量借鉴自我效能感综合量表，该量表由一股自我效能感、学业自我效能感和自我调节效能感三个维度构成，结合本研究的具体问题，测量一般自我效能感的题项有“无论媒体转型融合将给新闻工作帶来何种变化和挑战，我都能应付自如”“如果我付出必要的努力，我能解决媒体转型融合背景下自己工作中的难题”。学业自我效能感的题项有“我有把握学会新媒体环境下新闻从业者需要具备的新媒体技能”“有些新媒体技能，我觉得我再怎么努力也学不会”。自我调节效能感的题项有“我能很好地激励自己完成媒体转型融合背景下的媒体工作”“在媒体转型融合的背景下，我能很好地按时完成本职工作”。各个题项的选项为李克特五级量表：非常不赞同、不太赞同、一股、比较赞同、非常赞同，赋值依次为1分到5分。其中“有些新媒体技能，我觉得我再怎么努力也学不会”的选项进行反向计分。得分越高，媒体从业者的自我效能感越强。

二、研究发现

（一）本次调查的人口统计学信息

在性别分布上，调查对象中男性有88人，占比48%，女性有95人，占比52%，性别分布比较均衡。在年龄分布上，调查对象的年龄主要集中在28-37岁（80后），有83人;其次是19-27岁（90后），有42人;38-47岁（70后）有38人;48-57岁（60后）有18人;18岁及以下和58岁及以上各有1人。80后、90后是媒体从业者的主力军。在专业分布上，调查对象的专业主要集中在新闻传播类专业，有127人;其次是新闻传播类之外的人文社科类专业，有33人;理工类专业的有14人;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有9人。在学历分布上，学历为本科的调查对象的人数最多，有109人，占比60%;其次是硕士学历，有62人，占比34%;大专学历的人数有10人，占比5%;学历为博士的人数最少，仅有2人，占比1%。在从业时间分布上，调查对象中从业时间在10年及以上的人数最多，有79人;其次是从业时间在4-6年之间，有43人;从业时间在1-3年、7-9年的人数均为25人，从业时间未满1年的有11人。在工作岗位分布上，调查对象中从事内容编辑类岗位的人数最多，有134人;其次是从事产品/项目类岗位，人数有14人;从事职能管理类岗位的人数有12人;从事其他岗位的人数有11人;从事技术岗位的人数有8人;从事市场类岗位的人数有4人。调查对象中有89人从事与新媒体有关的工作，占比66%;有45人没有从事与新媒体相关的工作，占比34%。

（二）媒体从业者对媒体转型融合的态度、焦虑感与自我效能感

1、媒体从业者对媒体转型融合的态度

经过信度检验，测量媒体从业者对媒体转型融合态度量表的d系数为0.813，量表信度良好。均值方面，调查对象对媒体转型融合态度的均值为3.6954，说明他们持有的态度比较积极。

对测量媒体从业者对媒体转型融合态度的8个题项进行KMO和Bartlett检验，KMO值为0.781，Sig.值小于0.05，说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后的结果如表1所示，态度变量旋转出了3个因子，其中题项13.1、13.2、13.3和13.4为第一个因子，题项13.7和13.8为第二个因子，题项13.5和13.6为第三个因子。旋转后的因子与本研究最初对态度的三个测量维度一致，分别将其命名为：对媒体转型融合的认知因子，对媒体转型融合的行为因子，对媒体转型融合的情感因子。

（1）工作岗位与态度的独立样本t检验

工作岗位是内容编辑类的调查对象，根据其是否从事与新媒体相关的工作划分为两个群体，并进行与态度的独立样本t检验，t值为2.458，p值为0.015<0.05，说明是否从事与新媒体相关工作的两个群体在态度的均值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来说，从事与新媒体相关工作的媒体从业者对媒体转型融合的态度均值（M=3.7570）高于不从事与新媒体相关工作的媒体从业者（M=3.4972）。

（2）媒体从业者年龄与态度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为探究不同年龄的媒体从业者对媒体转型融合的态度是否有显著差异，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年龄层的媒体从业者态度均值的组间平方和为4.404，组内平方和为59.456，F值为2.622，p值为0.026<0.05，说明不同年龄层的媒体从业者之间，对待媒体转型融合的态度均值有显著差异。其中，48-57岁的媒体从业者对待媒体转型融合的态度均值最高，为3.8056。

2、媒体从业者对媒体转型融合的焦虑感

经过信度分析，测量媒体从业者对媒体转型融合焦虑感量表的d系数为0.748，说明量表的信度良好。均值方面，调查对象对媒体转型融合焦虑感的均值为2.8780，说明他们对媒体转型融合的焦虑感程度不高。结合工作岗位来看，产品/项目类岗位的媒体从业者的焦虑感均值最高，为3.1190;此后依次为技术类岗位的媒体从业者（M=2.9167）、内容编辑类岗位的媒体从业者（M=2.8532）、市场类岗位的媒体从业者（M=2.8333）;焦虑感均值最低的是职能管理岗位的媒体从业者，为2.7778。

此外，通过统计分析，职业目标不同的媒体从业者，其焦虑感程度也不同。具体表现为，职业目标为获得可观收入的媒体从业者，其焦虑感均值最高（M=3.3043），其次是以实现个人价值为职业目标的媒体从业者（M=2.8260）和为社会服务为职业目标的媒体从业者（M=2.7984）。

3、媒体从业者的自我效能感

经过信度分析，测量媒体从业者自我效能感量表的a系数为0.696，量表信度较好。均值方面，调查对象自我效能感的均值为3.5820，说明他们在媒体转型融合的背景下，自我效能感较好。

为探究不同学历的媒体从业者对媒体转型融合的自我效能感是否有显著差异，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学历的媒体从业者的自我效能感均值的组间平方和为2.436，组内平方和为54.223，F统计量的值为2.681，p值为0.048<0.05，说明不同学历的媒体从业者在自我效能感均值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来说，学历为大专的媒体从业者，其自我效能感的均值最高（M=3.9833），此后依次为学历为本科的媒体从业者（M=3.6086）、学历为博士及以上的媒体从业者（M=3.5）、学历为硕士的媒体从业者（M=3.4731）。

（三）焦虑感、自我效能感、态度与行为的相关分析

1、媒体从业者对媒体转型融合的焦虑感与行为的相关性分析

為了探究媒体从业者的焦虑感与应对媒体融合行为之间的关系，对调查对象的焦虑感均值与行为均值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焦虑感与行为的相关系数为0.155，显著性值为0.036<0.05，两者呈显著负相关，即媒体从业者的焦虑感越低，应对媒体转型融合的行为越积极。

2、媒体从业者的自我效能感与行为的相关性分析

为了探究媒体从业者的自我效能感与应对媒体融合行为之间的关系，对调查对象的自我效能感均值与行为均值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自我效能感与行为的相关系数为0.432，显著性值为0.000<0.01，两者呈显著正相关，即媒体从业者的自我效能感越高，应对媒体转型融合的行为越积极。

3、媒体从业者的自我效能感与对媒体转型融合的态度、焦虑感的相关性分析

如表2所示，媒体从业者的焦虑感与态度的相关系数为0.380，显著性值小于0.01，说明两者呈显著负相关，即媒体从业者的焦虑感越低，对媒体转型融合的态度越积极。媒体从业者的自我效能感与态度的相关系数为0.595，显著性值小于0.01，说明两者呈显著正相关，即媒体从业者的自我效能感越高，对待媒体转型融合的态度越积极。媒体从业者的自我效能感与焦虑感的相关系数为0.332，显著性值小于0.01，两者呈显著负相关，即媒体从业者的自我效能感越高，面对媒体转型融合的焦虑感越低。

（四）焦虑感、自我效能感与态度的回归分析

由上文的分析可知，媒体从业者对媒体转型融合的态度与焦虑感呈负相关，与自我效能感呈正相关。为了探究焦虑感与自我效能感如何一起影响媒体从业者对媒体转型融合的态度，将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焦虑感和自我效能感为自变量，态度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

如表3所示，自我效能感正向影响媒体从业者对媒体转型融合的态度，焦虑感负向影响媒体从业者对媒体转型融合的态度。模型3中，自我效能感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大于焦虑感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的绝对值，说明自我效能感比焦虑感对因变量态度的贡献更大;调整后的R为0.432，说明自我效能感和焦虑感可以解释态度变化的43.2%。

三、总结与讨论

（一）工作类型、年龄对态度均值有显著影响

内容编辑岗中从事与新媒体相关的从业者，对媒体转型融合的态度均值更高，即与不从事新媒体相关工作的媒体从业者相比，他们对待媒体转型融合的态度更积极。如今传媒业推进媒体融合已经成为趋势，传统媒体涉足新媒体领域，开通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推出客户端，试图借助新媒体的影响力在市场竞争中占得优势，而新媒体与具有内容生产和品牌优势的传统媒体合作，弥补自身在内容生产上的不足，实现双赢。从事与新媒体相关工作的媒体从业者，从行业的角度看，他们顺应了媒体发展的潮流，从个人工作的角度看，他们提升了自己的新媒体技能和互联网思维，增强了自己在职场竞争中的核心竞争力，并能够因此获得稳定的收入。因而，不论是从行业发展趋势还是个人职业发展来看，媒体从业者对媒体转型融合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有助于个人中受益。

媒体从业者的年龄对态度有显著影响。其中，48-57岁的媒体从业者对媒体转型融合的态度均值最高，其次是19-27岁的媒体从业者。这两个年龄群体对媒体转型融合的态度均值最高，可能是因为48-57岁的媒体从业者多数已经身处管理层，而当下的媒体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媒体行业面临着洗牌，作为媒体机构的领导，需要审时度势、调整策略来应对激烈的竞争，创新求新便是一种路径;另一方面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媒体领导层对媒体转型融合持积极态度，也是对国家战略的一种响应。而19-27岁的媒体从业者对媒体转型融合也持有较积极的态度，因为他们作为90后的年轻人，本身乐于接受新事物、运用新媒体的能力强，直接从事媒体融合背景下的工作并没有难度，加上刚从学校毕业，从业时间不长，对工作有着自己的规划和较高的积极性，因而对媒体转型融合持有较为积极态度。

（二）从事产品岗和以获得可观收入为职业目标的媒体从业者的焦虑感均值最高

媒体的竞争不止是内容的竞争，还是产品的竞争、服务的竞争。“互联网思维”是媒体行业风行一时的一个热词，其理念之一便是用户思维，即受众不再是单一接受媒体信息的“靶子”，而是有个人喜好的用户。媒体不再仅仅生产内容，还要推出媒体产品，其核心便是用户体验，整个过程围绕“（1）产品和服务解决了客户一个什么问题？（2）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是否有超强的客户体验？（3）客户是否愿意为产品和服务买单？”展开。媒体当中从事这项工作的便是产品岗的媒体从业者，发现并满足用户需求、并产生利润的压力可能是产品岗媒体从业者的焦虑感均值最高的一个原因。

焦虑感均值最低的是职能管理岗位的媒体从业者，原因可能在于：不同于产品岗的工作需要“苟日新，日日新”，在媒体转型融合的背景下，职能管理岗位所需的职业技能没有太大变化，工作内容比较稳定，因此焦虑感比较低。

以获得可观收入为职业目标的媒体从业者，其焦虑感均值最高，其次是以实现个人价值和为社会服务为职业目标的媒体从业者。随着新闻传播平台转向新媒体，媒体从业者的绩效考核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工资、工分与报道的点击量、评论、转发量挂钩。原湖北报业集团采编业务的管理人员在接受访谈时提到：“原来我们早上给稿子打分，这条稿子打几分都是主观的判断，现在不需要了，现在到网上一点开，谁的流量大、点击量大，就给他打高分。我们规定了，比如点击量有三千给多少分多少钱，五千给多少，十万给多少，它都有一个门槛。”也就是说，媒体从业者的采写任务完成得如何、能够有多少收入，取决于他/她的新闻报道在读者当中的传播效果，且这种效果是实时可见、有客观依据的。媒体从业者的收入状况与个人业绩表现结合得更加紧密，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从业者的创收压力和焦虑感。并且与实现个人价值和服务社会相比，获得收入、维持生活是从业者最基础的需求。因此，以获得可观收入为职业目标的媒体从业者，其焦虑感均值要比其他两类从业者高。

（三）学历对自我效能感均值有显著影响

學历为大专的媒体从业者，其自我效能感的均值最高，其次为本科学历的从业者，学历为硕士的媒体从业者，其自我效能感均值最低。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专科的主要目标是培养技术型人才，专科学历的从业者可以凭借自身掌握的技术解决现实问题，因此在学习、解决应用问题方面有着专业的自信，自我效能感比较高。本科教育与专科相比，更兼顾专业理论和实践，课程安排上既有理论上的专业通识教育，也有培养专业技能型的新闻采写课程，以及要求学生进行专业实习，这些都增强了本科学历的媒体从业者的自我效能感。硕士生教育更加注重科研能力的培养，课程安排更突显学理性，学生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对某一专业领域的研究上，投入到新闻业务实践的时间与专科、本科生相比有所减少，因而对媒体行业日新月异的发展缺少亲身了解。硕士生阶段的所学能否去应对媒体行业的不断变化，自己能否迅速掌握媒体发展所需的技能可能成为这一群体的顾虑，进而影响到他们的自我效能感。

（四）培育媒体从业者对媒体转型融合积极态度的对策

本研究发现，是否从事与新媒体相关的工作与媒体从业者对待媒体转型融合的态度有显著差异;媒体从业者的自我效能感与其对媒体转型融合的积极态度呈正相关，焦虑感与积极态度呈负相关。因此，可以通过提高媒体从业者的自我效能感、降低焦虑感、增多他们在工作中与新媒体的接触等手段，提高媒体从业者对媒体转型融合的积极态度。

心理学家班杜拉提出影响自我效能感的主要因素有：行为的成败经验、替代经验、言语说服、情绪和心理状态。行为的成败经验即学习者的直接经验，替代性经验指学习者通过观察示范者的行为而获得的间接经验，言语说服即通过说服性的建议、劝告、解释和自我引导改变自我效能感，情绪和心理状态也会影响自我效能感。具体到本研究中，可以借鉴的措施有：（1）加强媒体从业者对媒体融合、新媒体技能的学习培训，深化他们对新媒体、媒体融合的了解，以此获得直接经验;（2）鼓励媒体从业者之间、团队之间相互学习交流，通过观察同事、同行的媒体实践获得间接经验，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从业者还可以获得解释、建议和引导，也有助于提高自我效能感。（3）还应当关注媒体从业者的情绪和心理状态，一方面通过提供可观的收入、舒适宽松的工作氛围降低他们生存的压力、缓解焦虑感的情绪，另一方面通过制定人性化、灵活化的考核机制和奖惩机制，激发媒体从业者的工作积极性。媒体从业者的焦虑感降低，自我效能感提高，也有助于他们形成对媒体转型融合的积极认知、情感，激活相应的行为，持有更积极的态度，而这对于媒体转型融合而言，也会是一种助推。

（五）未来研究展望

本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其一是调查的有效问卷数量有限，样本的代表性不足;其二是主要使用问卷调查法，缺少质性研究方法，没有观察媒体从业者在媒体转型融合实际工作中产生焦虑感、负面态度的多层面原因。后续研究可以扩大样本量，将调查对象扩展到全国各类媒体从业者中，提升样本代表性;也可以综合运用质化量化研究方法，了解影响媒体从业者态度认知与行为动机的的更深层原因。

编者按

“不断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增强本领能力，加强调查研究，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这是习近平同志对宣传思想干部的谆谆教诲、殷殷期待。一段时间以来，贵州省新闻媒体记者践行“四力”要求，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精神，深入基层采访、用心思考写作，一大批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报道喷薄而出。2019年4月1 7日，贵州省又启动了“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贵州省‘四力’‘四全’建设大型主题采访实践活动”，广大宣传思想干部不负重托，深入基层，深入一线，切实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用“四力”书写使命答卷。从本期起，我们将陆续刊登“四力”“四全”实践活动的优秀成果，与大家一起共享他们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