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于1949年10月7日与新中国建交。1949年10月5日，波兰即宣告和国民党政府断绝自1929年9月18日建立的外交关系（当时是公使级，1942年6月24日升格为大使级，当时波兰还在沦陷中），和其他几个早一两天与新中国建交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同步，且“动静”特别大，以至于引发国民党方面的“极大不快”。

尽管中波两国相隔万里，但仍有许多波兰人为中国人民的抗战和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帮助中国抗战的波兰友人有不少，其中的傅拉都抗战期间参加国际医疗队援华，奔走在抗日前线和大后方，因医术高超被董必武称赞为“华佗傅拉都”。在重庆期间傅拉都和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建立了深厚友谊。

1942年，共产党人王炳南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傅拉都受周恩来委托，以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外籍医生的身份，将王炳南藏在救护总队汽车中成功救出。新中国成立时，王炳南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办公厅主任。

抗战胜利后傅拉都回到解放后的祖国，却因为复杂的时代和历史原因被新的波兰当局反复审查，甚至一度隔离，这件事几经辗转被周恩来总理知道。1954年，周恩来访问波兰，带着董必武、王炳南撰写的证明材料专门要求会晤傅拉都，使之恢复了自由并很快获得平反。

此后，傅拉都还担任了波兰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使衔参赞，回到中国继续工作达8年之久，为中波两国友谊作出了新的贡献。

和新中国建交后波兰和中国在多个领域的关系发展有声有色，是其他各国所不能替代的，最突出的就是“中外合资企业”。

受时代和当时人们思想的局限，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建立“中外合资企业”是较为保守和敏感的，既担心“走资本主义道路”，又唯恐境外大國借合资企业“干涉中国内政”或“掠夺中国资源”，因此即便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的苏联，在建交初期彼此交流十分密切，被亲切称作“苏联老大哥”，也迟迟未能与中国建立合资企业——但中国和波兰早在1951年就建立了新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

1951年6月15日，在朝鲜战争的隆隆炮火下，中波轮船公司在中国上海和波兰格丁尼亚同时成立，这家当时只有4条旧船的公司不仅是新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也是新中国第一家远洋运输公司，为打破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封锁、为发展中国对外贸易，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更为可贵的是，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不管国际形势风云如何变幻，中波轮船公司一直维持着正常运转，并在改革开放后迎来了新生。

因为继承了原波兰共和国和西方许多国家的外交关系，波兰在中波建交后还长期扮演了中美秘密外交接触、会谈平台的角色。据外交部解密档案，自1955年至1970年间，中美有关人员在波兰华沙秘密进行的外交会谈竟有136轮之多，可以说，波兰在中美建交过程中，发挥了鲜为人知却举足轻重的作用。

（摘自《环球时报》 白文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