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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遥之憾

2019-09-10李灵

散文诗世界 2019年6期
关键词:票号晋商商人

李灵

前不久,有幸到平遥旅游,而最为吸引我的不是古城墙有多么的高大雄伟,平遥文庙有多么的古老与气派,也不是城内的雕梁画栋如何的美轮美奂,而是一些更为隐秘而深沉的东西。

平遥地处山西晋中,这里曾经有那么一群人,他们缔造了古城的繁荣,他们用自己的勤劳与才智为这块如此贫瘠的土地上带来了世所罕见的财富,也为自己赢得巨大的名声。

这个响亮的名字叫晋商。明清两代,晋商是中国十大商帮之首,他们称雄商界长达500年,并让山西获得“海内最富”的称号。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如此强大,晋商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后来的命运又如何呢?

在咸丰年间,一位御史给皇帝上了一份奏折,称仅山西晋中平遥、介休、太谷、祁县的几个巨富,家财就超过上亿两白银,这比清政府国库的存银还要多。

一群什么样的人能有如此的眼光与手腕,又是什么样的生意能创造如此之多的财富!

古代山西人口稠密,土地贫瘠,所以有外出经商的传统,农作物供给当地所需尚且不足,更何况卖到外省呢,贫瘠的山西有一样在古代很值钱的东西:盐。春秋战国时,有个叫猗顿的商人,就靠在山西南部做盐的生意,成为富甲天下的人。不过从汉武帝开始,盐一直是国家的重要税收来源,由国家专卖,所以晋商一直没有太好的发展机会。

明朝初年,一个绝好的机会摆在晋商的面前,朱元璋在边境建立九大重镇,防御外族侵略,为了解决粮食供给问题,施行开中法,就是商人运粮到边境,就可以换取盐引,再到政府的盐场提取盐,卖到全国,这给山西商人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山西并没有太多粮食,这难不住吃苦耐劳的山西商人,他们就用独轮小车,一车车地把粮食从山东、河南运往千里之外的各大边境重镇,再取回盐引,将盐卖向全国,晋商就是这样完成了原始积累。此后,晋商足迹踏遍西北,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甚至生意做到了俄罗斯、欧洲、东南亚,生意的种类更是无所不包,在整个西北,盐、铁、茶、布、皮毛等生意,都为晋商垄断。

晋商能够把生意做到全国,成为各商帮之首,除了勤奋与聪明,一项特质特别值得一提,就是诚信。

山西商人之间有相互帮助的传统,商人之间借再多的钱,就是一句话,不要抵押物,甚至有时都不立文字,全凭各人之间的信誉,对待顾客更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山西商人最崇尚关圣人,出生山西运城的关羽,是山西商人心中的武财神,每个晋商都会在家里摆上关公奠拜,以示诚信待人,忠义无双。

山西人也很尊崇孔子和儒学道统,平遥文庙是中国最早的文庙,建于唐贞观年间,也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文庙建筑群。咸丰年间的一次平遥城墙大修,是由城内24个大商人出资修建的,竟修建了敌楼72座,垛口3000个,取义孔子有弟子三千,72贤人,城墙的东南角,还修了文昌阁与有魁星楼,大概是孔子保佑,偃武修文的意思。但曾经富甲天下的山西,自科举以来1000多年里竟然没有出过一个状元,清朝,曾有文人笔记记载,当时山西的青年才俊,首先考虑的是做商人,山西人也读书,但不是为了深研学问,科举做官,而是以后好将孔孟之道践行在日常生活中,经商活动中,这不能不说是整个封建社会的异类。

清朝末年,平遥的西大街被后世人誉为“中国的华尔街”。这里每天都有大量的银两出入,产生这一现象,与一家叫做日升昌的商号有关,它的大掌柜雷履泰天才地发明了一种叫票号的东西。

山西商人从事的是长途贸易生意,生意越做越大,大量的银两运输,存在安全问题。平遥古城内有不少镖局的遗址,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异地交易的资金困境。

1823年,当时的日升昌大掌柜雷履泰想到能否建立一种票号凭证,凭借它,商人们可以在平遥存上银两,然后在千里之外苏州兑换银两。因为这个天才的发明,解决了商业异地资金的使用需求,日升昌很快就发展壮大,在不长的时间里,它在全国27个城市开办了40多家分号,一年经手的银两多达8亿两。日升昌的成功,刺激了其它的山西商人,仅在西大街上,就有好几家票号,这种金融形式,很快风靡全国,它因具备了现代银行的雏形,被后世人称做中国银行的乡下祖父。

在日升昌票号的同一条街上,还有一家著名的票号叫蔚泰厚。它的创建者是日升昌曾经的二掌柜毛鸿翙。日升昌与蔚泰厚的恩怨情仇,是以仁义与诚信著称的晋商发展史上极不光彩的一幕。

雷履泰和毛鸿翙毫无疑问都是那个时代最出色的商人,两人一起创办了日升昌票号,雷履泰是中国票号的开创者自然能力超群,而毛鸿翙也是才华横溢,久在雷履泰之下自然也有出头的想法。

一次,雷履泰生了病,日常事务不管,但仍抓着权力不放。这让毛鸿翙不大痛快,便对财东老板说:“大掌柜在票号里养病不太安静,还是让他回家休息吧。”财东觉得不错,便采纳了这一建议。雷履泰二话不说当天就回家了。过几天财东老板去雷家探视,发现雷履泰正忙着向全国各地的分号发信,便问他干什么,雷履泰说:“老板,日升昌票号是你的,但全国各地的分号却是我开的,如今我回家了,正好撤回来给你一个交代。”老板一听大事不好,立即跪在雷履泰面前,求他千万别撤分号。然而,老板求他重新回票号视事,雷履泰却没有答应。老板没有办法,只好每天派伙计送酒席一桌,银子五十两。见此情景,毛鸿翙只有黯然离开。

故事并不结束,不久后,日升昌的隔壁新开了一家票号蔚泰厚,大掌柜正是毛鸿翙,他还挖走了日升昌两个最能干的伙计。在他的调度下,又开办了联营四家票号,构成强大的集团,史称蔚字五联号。日蔚两家票号之争愈演愈烈,雷履泰以不惜赔本的代价,让蔚泰厚的苏州分店关门,而在毛鸿翙的运作下,日升昌在京津等地丢城失地。到后来,雷履泰为侮辱毛鸿翙,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雷鸿翙,毛鸿翙也还以颜色,给自己的孙子取名毛履泰。

两位中国票号史上的杰出人物,不仅没能互相支持将事业推向更高层次,而是相互争斗到了如此庸俗的地步,不禁让人生出感叹。现在去追究这场恩怨谁对谁错已毫无意义,但是中国商人精于内斗的一面却展露无疑。

1914年冬,开办了90年的日升昌倒闭了。作为中国票号的鼻祖,日升昌的倒下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意味着整个晋商的衰落。

进入20世纪,在外国银行的业务扩展,对山西票号的生存造成了极大的压力,相比之下,它本身的缺陷也越来越明显。它大都是家族企业,又不像银行那样吸收普通人的小额储蓄,资本金有限。加之每年赚钱即分,没有公积金制度,资本也不可能做大。它还有个致命缺陷贷款全凭信誉,没有抵押物,在当时如此动荡的年代,很容易就血本无归。票号的衰落有期必然性。

但山西票号并非没有转型重生的机会,但由于当权者的短视、保守与自利,错过一次又一次的机会。

1903年,北洋大臣袁世凯曾邀请山西票号加入天津官银号,但山西票号拒不奉命。1904年,鹿钟霖奉谕组建大清户部银行。鹿也邀请山西票号加入股份,并请出人组织银行。山西票号北京分庄的经理多數赞成鹿氏之提议,均跃跃欲试,但山西票号总号,竟复函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既不准入股,也不准派人参加组建,致坐失机缘。后来,户部银行改由江浙绸缎商筹办,致江浙财团后来居上。不久,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再请山西票号参加协办,无奈山西票号又不应召。结果,山西票号始终未能参与国家银行,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辛亥革命发生,山西各系号均毫无准备,放出之款无法收回,而存款却纷纷来取,山西票号蒙受严重损失,于是改组银行之议重提,此时从前反对改组银行最力的蔚泰厚票号总经理毛鸿翰业已醒悟,转而支持票号改革。1914年山西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向北京当局提出申办银行之请,时国务总理熊希龄对晋商之请给予支持,不巧,熊内阁不日倒台,又逢欧战爆发,山西票号又一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就这样,山西票号在随后几年迅速垮掉,加之当时战乱不断,以长途贸易为主的晋商根本无法维继,而山西商人又没有向南方商人那样转向实业,虽然也有一些老字号存留,作为一个商帮整体很快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而留下一座座深宅大院,让后人缅怀的同时不胜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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