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冬

“这样一座小小院落，开创了中国民族银行业之先河，并一度操纵十九世纪整个清王朝的经济命脉。”

作家余秋雨在《抱愧山西》里的这段描述说的就是山西平遥票号。

中国第一家票号日昇昌源于山西平遥，历经百年沧桑，业绩辉煌，执全国金融之牛耳。当时全国最大的票号共有17家，平遥人开的就占了7家，平遥城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票号中心城市。

曾几何时，山西票号建立了令国人乃至海外瞠目的金融帝国。票号的治理结构，几乎让今天的股份制公司也感到逊色三分。虽然难逃衰亡命运，但票号本身的存在意义、管理价值、经营理念并没有随着票号的消失而消失。甚至至今还能在中国的商业、企业的管理、治理模式上找到票号的影子。

晋商精神，诚信大过天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18称：山右钜商，所立票号，法至精密，人尤敦朴，信用最著。1888年，一位汇丰银行的英国经理就评价说：“25年来，汇丰银行与中国商人做了大量生意，数目达几亿两之巨，但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欺骗行为。正是这种诚信，推动了晋商的发展和票号的兴旺。”

“诚信可谓晋商精神的灵魂。票号建立的基础就是相互信任。取信于商家，施惠于商家，无诚信也就更无进一步的合作互利关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刘一达对《中外管理》杂志记者如是说。

刘一达以日昇昌为例谈道，财东（相当于当下企业中的董事长）对自己的员工要求至信，票号对员工要经过充分的考察才能任用。而票号内部成员大多是亲属、裙带关系，这也为管理起到很强的信用制约作用。

而员工一旦被招聘进来后，票号也绝对是用高薪养员，用互利的模式来“拴住”店员，让其能安心地为东家工作。

“层层考验、验明正身，这是在古今中外员工筛选过程中比较重要的一环。当代企业之间建立商业关系也离不开诚信原则。”刘一达总结道。

信任不仅体现在人力资源方面，还体现在票号和商家之间。山西省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平遥古城保护专家委员会专家郝新喜提到，在当时信誉远高于利益，票号、商人之间形成了严格的“标期制度”，即彼此要根据双方约定的日期结清账务，若有欠账逾期则会在商家中成为失信企业，这种优良的信用监督体系对今日企业之间的合作仍有很大的促进意义。

不过，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副所长刘成虎补充说，诚信制度建立的初期运转较好，源于很多员工都是熟人，又有地缘关系，容易达成一种信用关系，再加之，外部的政治经济环境长期稳定，很多人可能一生都在商号里谋生，所以会很勤奋。同时还有担保人形成连带责任制，一旦有不符合票号要求的员工，和此人有关系的推荐人、商号等都会受到信誉牵连。

如此看，在诚信缺失的现代企业建立信用档案，信用管理，包括企业和个人的信用档案，以及相应的惩戒机制是很有必要的。

管理：两权分离，员工持股

在诚信精神的基础上，以日昇昌为代表的平遥票号，形成了一套独具中国特色，又与现代企业制度相近的企业结构和治理方式。其中最主要的包括“两权分离”、“身股制度”、严格号规等制度架构、管理方法和运作模式。

郝新喜概括说，平遥票号的两权分离式人才管理和选拔机制有几个显著特点：

选人不问贫富出身，以人为本，德字在前，才能第二；以义制益，经商重义而非重利；用人不疑，财东（也就是如今的董事长）认准了掌柜的人选，则会全权信任。接下来财东便不再干预大掌柜的管理，包括该掌柜对人才的聘用和分号的建立。

其次，身股制，即类似于现代企业的员工配股制度。股份激励制度提升了整个票号员工的责任感和主人翁心态。员工如果在票号中付出劳动，大掌柜就按贡献大小给予股份。有些贡献较大的员工，大掌柜还会给予账期分红。这种利益绑定保证了员工对票号的忠诚和用心。现代企业中也有不同形式的员工持股、股权激励政策，确实对员工起到了正激励的作用。

对当代企业影响颇深的除了两权分离、身股制度，相比较其他商派，山西票号在经营管理上有过人之处也和以下几点不无关系：

刘成虎提到，首先，以票号为代表的晋商，对市场信息的把握和市场机遇的敏锐性是比较超前的。虽然总号在山西，他们却非常注重全国乃至海外信息的收集整理及运用。票号专门设“信房”，整理来自全国的市场行情，包括当地的农业、政治、地方政府的信息等。这种市场意识保障了晋商在市场变幻时能够及时应对以作出正确的市场决策。

其次，管理组织架构扁平化。票号和各地的分号之间是直接管理和汇报的关系，大掌柜有用人权和决策权，其余分号只有人事举荐权，分号和总号之间没有太多层级式的管理，这种紧凑、干练的组织结构其实在国内外很多知名企业中都有运用，不仅能较好地实现扁平化设计，也容易让分权与集权能较好地融合。

最后，各地設立了保障票号稳健运营的“第三方监管机构”。票号单靠市场调控效率比较低，当时有一些行业会馆和组织，如山西会馆对票号、钱庄等机构的运营也发挥了实实在在的管理、监督作用。反观当下很多行业协会对企业的监督和管理作用的实效并不大。

人力资源：学徒与特殊人才并重

人才是企业稳健发展甚至超越竞争对手的核心力量。学徒制是票号较常使用的一种人才培养机制。

日昇昌二掌柜毛鸿翙在平遥票号史上也是一位举足轻重的“掌柜”，十三四岁弃学转作学徒，后因业务能力和品行突出，20多岁时就已经可以出去当分号掌柜。

票号招纳学徒首先要有“保人”对推荐人的品德进行担保和合同承诺。如果担保的人有问题，那么保人也会在行业里受到牵连。

据郝新喜介绍：进入票号学习的学徒一般是12-16周岁的少年，票号培养他们的德行以及业务能力，学徒除了学习珠算、毛笔等，生活上也要学习长幼尊卑等人品修为，以保证学徒今后都是业务突出，品行端正和独立性很强的员工，而学徒在票号学习期间所有的费用支出均由票号支持。

这种人力资源的培养模式类似于目前企业和一些教育机构联合成立的职业教育学校，根据企业的需要进行定向招生和培养。

除了正常的学徒培养，票号对“特殊人才”也有一套聘任机制。比如，票号会高薪酬、高福利聘请一些秀才、举人等高知人才。像票号的信房先生，帮票号解决文本上、顶层设计、战略运营上的事情。

郝新喜介绍说，这些请进来的读书人，被当作票号的客人而非员工，这些“客人”连吃饭都要坐在比大掌柜还高的位置，待遇更不会低于票号中层干部的收入，而且他们的薪酬被称为“劳绩”，相当于现在的津贴。票号对人才引进给予了足够的尊重和自由度。

“总体看，票号注重对人才的培养，包括职业技能培养和道德培养，而且后期的考核非常严格。相比较当代很多企业对底层员工缺乏培养，急于求成，对高端人才又缺乏留人机制，晋商在人力资源方面做的要好的多。”刘成虎表示。

二代传承问题同样是难题

先进的管理和人才培养机制，保障了山西票号的百年繁盛。但基业长青也意味着传承和持续。那时的晋商们也和当今创一代企业家一样，面临着传承和二代教育难题。

靠经营票号起步的创一代们往往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很严格，而他们的富二代子女的教育却比一般人更复杂。中国自古重农轻商，唯有读书高。而在山西票号更注重的是德行教育。财东们一方面希望子女们能够去读书，一方面也要求他们有社会阅历，适合考科举的就继续培养，有生意头脑的，可以选择做商业。

不过，票号财东子女的培养和学习并不在自家票号，而是必须去别的票号学习。这樣做的目的是防止大家对“少东家”破例，妨碍管理。当然，票号也不会因为同行子女在本号学习而有所轻视和怠慢。

当年晋商有个约定，做生意不能一家独大，要至少三家一起共赢，这样一旦有风险，便可以风险稀释，正所谓生意场上有竞争也有竞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票号的二代子女如果德行下降的厉害，对整个家族、以及合作伙伴都会有很深的影响。

据郝新喜介绍，当时规定票号子弟不得沾染黄赌毒，不近“名伶戏子”，更不允许与官场有过深的私交，不能干预当地政府的政务。不过到了票号发展的后期，德行教育和创一代吃苦耐劳的传统却渐渐丢掉了。“我们吃了苦就不能让孩子吃苦”这是一个天大的错误，这也是很多票号失败的原因之一，郝新喜如此说。

票号兴衰？前车之鉴

山西票号企业制度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供了有益的范例和启示。但百年票号终究逃不过衰亡的命运。时值1914年农历九月，《大公报》上曾有人撰专文分析票号倒闭之原因并称倒闭“于全国金融影响甚大”。

对此，刘成虎分析说：1910年以后近代银行业兴起，银行的经营方式比票号先进，特别是大银行都是以外国资本为后盾，中国土生土长的票号斗不过外国的洋币外钞，票号很快就衰落了。更由于山西票号与清朝政府的经济相互依存，辛亥革命的爆发、清政府被推翻，票号就逐渐衰落而被时代所淘汰。

刘成虎提到，票号后期衰败和其固步自封，抱残守缺，创新不足也有关系。随着很多大清银行、外国银行出现，清政府曾经给了平遥票号五次改组机会，包括清政府邀请山西票号的商人组建银行，但都被拒绝了。山西商人之间也曾尝试联合经营，却因各自之间的利益算盘改组失败。缺少了投资意识、过度保守和谨慎让山西票号的路越走越窄。

此外，票号后期的人才管理制度发展成“轻培养，重招聘”，由于社会动荡，人员不稳定，流动性大，人才培养成本变高，失信案例开始浮现。

对此问题，刘一达补充说，票号的失败经验教训对现代企业的运营管理也有不少启示：票号毕竟还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平遥晋商比较谨小慎微，这种小格局理念和金融观念随着时代发展必然受到大工业和现代科技的冲击。

其次，票号管理并没有跳出家庭式管理弊端。以日昇昌为代表的山西票号，在用人上具有极为鲜明的山西特色。开票号的财东是山西人，票号的所有人员，从大掌柜到伙计学徒，一律山西人，概莫能外。

“由于都是亲朋好友构筑的体系，尤其到了发展的后期，很多票号商人没有面对全社会招聘英才的气度，扎根平遥，狭隘的扩张，导致在发展的过程中错失了很多发展的机会。总之，成也诚信，败也诚信。”刘一达总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