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29岁的詹长炳和26岁的詹长麟兄弟俩连续几年在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当仆役。哥俩寡言少语，埋头做事，和馆内的所有人相处得很好，从未表现出任何反日言行。1939年6月8日，日本总领事馆发出请贴，将于10日举行大型宴会，招待将于9日到达南京的日本外务省次官清水及其随员三重，同时邀请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首脑及南京伪政权要员出席。詹氏兄弟决心用这个机会采取一次重大行动。

日本总领事为宴会选中的是中华路119号老万金酒店的瓶装陈酒。中国仆役的工作是到酒店买酒，并在宴会中负责温酒。9日下午，当取回4瓶老陈酒时，兄弟俩利用工作之便将事先准备好的毒药掺入酒中，然后重将酒瓶封好存入总领事官邸。当日下午6时左右，开始做温酒的准备工作。詹长麟仔细地往所有日本式的温壶中灌进毒酒。经过仔细清点，确保无误后，他向另一位中国工作人员说：“我只在每个温壶中灌了半壶酒，如果一次灌满酒味道会不好，等宴会开始时，再灌满。”并说：“我肚子疼，出去吃点药，等一会儿就回来，若有什么事请帮个忙。”说完就匆匆离开南京。

宴会于10日晚7时35分在总领事官邸如期举行。参加宴会的有日本外务省次官清水及其随员三重、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副参谋长铃木少将，海军大佐泽田、中佐田中等人;南京伪政府方面有行政院长梁鸿志、立法院长温宗尧、缓靖部长任援道、交通部长江洪杰、外交部长廉隅等一群大小汉奸。由于按原计划邀请的日军华中派遭军司令官等一批重要人物缺席，临时决定由领事馆书记官船山、宫下等人补充。

宴会开始，总领事堀公一致词，并提议为日本侵华战争的胜利干杯，与会者纷纷举杯将酒一饮而尽。正当群魔兴高采烈喝尽杯中之酒后，突然有人感觉酒中有异味，便大声叫喊：“酒里有毒药！”立时，一片惊慌和恐怖的气氛笼罩宴会厅。赴宴者个个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因为无论是日本人还是汉奸都深知，对中国人民的反抗是防不胜防的。虽有日军重兵驻守，又有军警、宪兵的严密防守和检查，但南京人民愤怒的面孔仍然使他们坐卧不宁。因此，当听到有毒的呼喊后，在堀公一的指挥下，重新倒出一、二杯酒，小心翼翼进行品尝。同时命令书记官船山和警察署长内藤，到厨房将买来的陈酒进行全面检查，并立即打电话通知日本陆军各医院来人抢救。

饮酒下肚15分钟后，毒药发生了效用。除警察署长内藤等一二人来得较晚，酒喝得少中毒较轻外，大部分人员全身不适，口、舌麻痹，行走困難。有的栽倒在会客室和走廊里大口呕吐。最可笑的是汉奸梁鸿志连毒带吓竟一头倒在宴会庁，连尿带屎拉了一裤子。内藤开始还比较清醒，指挥警署在场人员对官邸周围进行封锁，加强警戒，但很快也和其他人一样神智昏迷栽倒在地。中毒事件导致船山、宫下两书记官当晚毙命，其余均作为重症人员进行抢救。

日本人为了抓住詹氏兄弟，把他们的姓名、年龄、身高、相貌、衣着、住址等等，都一一列出，不仅在报上刊登通缉令，而且在南京城内外到处张贴。但在广大爱国民众的帮助下，哥俩不但安全进入日本势力未能进入的上海租界，尔后，全家又在6月末，就在日本人戒备森严的眼皮底下离开上海安然到达香港，脱离了日本人的魔爪。

（摘自《党史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