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更生　张功

摘 要：刘邦因为善于用人而取得成功，其待人之道包括：以宏大抱负吸引人;在看透人性的前提下知人善任;通过成就他人来成就自己和精彩绝伦的用人技巧。刘邦的待人之道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是其“善于用人”的注释。

关键词：刘邦;识人;用人;待人

《汉书·高祖本纪》记载了发生在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五月的一场君臣对话：刘邦问大臣我为什么能够得天下，而项羽为什么会失天下？大臣王陵回答说：陛下嫚而侮人，项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与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刘邦道：“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禽也。”刘邦善于用人，是他击败项羽的主要原因，学术界对此论证颇多，但如何善于用人，却鲜有提及，本文结合具体案例，对此略作分析。

一、吸引豪杰的宏大抱负

任何时代都不缺乏胸怀理想的人，要将他们纳至麾下，必须用宏大的目标吸引他们，而刘邦就是一位具有宏远抱负的人。刘邦年轻时作泗水亭长，在一次去咸阳公干时，碰到秦始皇出巡，看到威严整齐、气势宏大的出巡队伍，他脱口而出：“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1]以做皇帝为人生追求的目标，这是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大气度，大理想。在社会意识中弥漫“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时代，通过建功立业，实现远大抱负的人当不止刘邦一人，而刘邦的这一宏大抱负，成为此后凝练人心、吸纳豪杰的核心元素。

有大理想才会有大担当。秦末天下大乱，沛县父老率子弟共杀沛令，开城门迎刘邦，大家准备推举刘邦为沛令时，刘邦说：“‘天下方扰，诸侯并起，今置将不善，一败涂地。吾非敢自爱，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愿更相推择可者。’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后秦种族其家，尽讓刘季。”[2]刘邦面对众人的推举，看到的是天下大事，关注的是沛县的安危;而萧何、曹参关注的失败后如何脱身，两种追求，高下立判。刘邦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承担起为所在武装集团谋求出路的责任，这才是大理想下的大担当，这也成为刘邦宏大事业的起点。沛县父老选择刘邦，就是基于刘邦为沛县武装集团前途和地方社会安危着想的个人抱负。对刘邦而言，这是一次被选择，但起因却是刘邦的宏大抱负切合了地方武装集团的利益诉求，是沛县武装集团自动投身刘邦麾下，丰沛集团成为刘邦日后成就大业的基础力量。

符合社会需求的大理想使刘邦获得了“长者”的赞誉。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三月，怀王部署分兵攻秦，“当是时，秦兵强，常乘胜逐北，诸将莫利先入关。独项羽怨秦破项梁军，奋，愿与沛公西入关。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剽悍猾贼。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无不残灭。且楚数进取，前陈王、项梁皆败。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项羽剽悍，今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3]“长者”即德高望重之人，在反秦武装集团中，刘邦获得“长者”的评价，核心在于他解天下苍生于倒悬的宏大理想，为实现这一理想，仁爱百姓、不滥杀无辜，深得百姓拥戴是其基本表现。从某种程度上说，“长者”是对刘邦待人之道的最高赞誉。与刘邦截然不同的是项羽获得了“剽悍猾贼”的评价，而根据在于项羽作战“所过无不残灭”的屠杀做法，“剽悍猾贼”的本质在于对生命的轻视，对地方社会的人财物的毁灭性破坏，在项羽的内心是对武力的崇拜，而这与先秦以来流行的“仁者爱人”这一带有普遍性的社会意识相悖。在对他人的态度上，刘邦的做法与流行的社会意识一致，而项羽则相悖，这恐怕也是刘项二人结局迥异的根源所在。这同样是一次被选择，被选中的原因则是因为刘邦为天下苍生谋福祉的“长者”形象，这一形象使刘邦获得了反秦武装集团成员发自内心的认同，也为从众多军事将领中脱颖而出并走向成功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刘邦不计利害得失，慨然应诺，西向攻秦。刘邦进入咸阳后，在攻打宛城时，宛城守将下属陈恢建议刘邦：“臣闻足下约，先入咸阳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连城数十，人民众，积蓄多，吏人自以为降必死，故皆坚守乘城。今足下尽日止攻，士死伤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随足下后：足下前则失咸阳之约，后又有强宛之患。为足下计，莫若约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与之西。诸城未下者，闻声争开门而待，足下通行无所累。”[4]刘邦很快接受了陈恢的建议，接受了宛城守将的投降，并且封刚投降的宛城守将为殷候，继续镇守宛城，由此解除了西进咸阳的后顾之忧。战国以来，随着郡县制的推行，职业官僚队伍逐渐形成，秦统一六国后，广大地区的社会治理所依赖的也是众多的文武官员。对于官僚个人而言，通过向政权贡献自己的智力，完成地方治理任务，由此获得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官僚对政权的“忠诚”度因此下降，基于这一理解，投降和接受投降本身所受到的道义谴责也随之下降，对投降者而言，无非是换一个上级，继续为新政权效力，保持自己的既得利益;对于受降者而言，则是获得了一位熟悉情况，能力符合要求的地方社会的治理官员而已。刘邦手下有大量降将，就是基于推翻暴秦，解民倒悬的宏大抱负，摒弃个人仇怨而做出的人才选择。反观项羽，始终纠结于秦楚仇恨之中，在待人方面陷于仇杀的泥沼难以自拔，最终死于垓下。

刘邦进入咸阳后，很快废除秦的苛法，约法三章，对关中百姓说：“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5]因为解民倒悬的大理想，才会有西向攻秦的大担当。大理想、大事业、大担当才能吸引大人才。韩信、彭越、英布、叔孙通、陆贾、张仓等等，就是因为刘邦的大事业而自愿追随，竭尽全力成就刘邦的大业。

二、知人善用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人才也一样，各有特长。政治家“知人”的核心是对人才的特长有清晰的把握，按照问题需要的人才类型加以使用，则是“善用”的关键。刘邦对萧何、张良、韩信的“知人善用”，是成就大业的关键。萧何原来为“沛县吏”，很早就与刘邦熟悉，是沛县起兵时的核心人物之一。刘邦对萧何的任用也是基于战争过程的检验实践。但张良和韩信则不同，对他们的重用最能体现刘邦透察人性的“知人善任”。此三人虽是旷世奇才，但若没有刘邦的知人之智，恐怕也会埋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默默无闻，而刘邦也难以实现其统一天下的丰功伟业了。

《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祖上曾“五世相韩”，秦灭韩后，张良散尽家财，寻得力士 ，伏击秦始皇于博浪沙，误中副车，刺秦失败。“陈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余人。景驹自立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从之，道遇沛公。沛公将数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属焉。沛公拜良为厩将。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为他人者，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从之，不去见景驹。”张良多次为他人设谋，但均不被采纳，唯独刘邦对之言听计从。何以如此？从张良一生为刘邦的设谋来看，两人在推翻暴秦这一点上有共同的志向;张良信奉道家理论，敬畏生命，心念苍生，这一点与刘邦“长者”的追求高度一致。刘邦称帝后，一度曾想废太子，吕后派兄弟吕泽请张良设谋，张良说“顾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诚能无爱金玉璧帛，令太子为书，卑辞安车，因使辩士固请，宜来。来，以为客，时时从入朝，令上见之，则必异而问之。问之，上知此四人贤，则一助也。”[6]四人即商山四晧：谓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张良的谋划看似不着边际，但却切中刘邦待人之道中最核心的考量所在，即在重大决策时关注天下民心向背，并自觉顺应，这是刘邦和张良在待人之道上最为契合的地方，也是我们理解刘邦倚重张良的原因所在。因为有了以上三点契合，尽管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也不会影响刘邦对他的信任与重用。

《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反秦战争爆发后，韩信投奔项梁，后归项羽，“羽以为郎中。数以策干项羽，羽不用。汉王之入蜀，信亡楚归汉，未得知名，为连敖。”刘邦到达汉中封地后，韩信逃亡被萧何追回，刘邦接受萧何建议，拜韩信为大将，韩信献“汉中对”，在分析了项羽的“匹夫之勇”、“妇人之仁”后，指出“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有背义帝之约，而以亲爱王，诸侯不平。诸侯之见项王迁逐义帝置江南，亦皆归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项王所过无不殘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为秦将，将秦子弟数岁矣，所杀亡不可胜计，又欺其众降诸侯，至新安，项王诈坑秦降卒二十余万，唯独邯、欣、翳得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强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爱也。大王之入武关，秋豪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于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职入汉中，秦民无不恨者。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于是汉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7]刘邦之所以“大喜”，并从此对韩信言听计从，是因为他们两人对项羽的看法高度吻合;在推翻暴秦，解民倒悬的目标上高度一致;对刘邦集团本身的优劣判断相同。所不同者，刘邦没有化解的方案，而韩信贡献了《汉中对》，奠定了此后楚汉争雄的基本方略。从《汉中对》中，刘邦看清了韩信的抱负与才华，毅然将军事指挥大权委托于韩信。项羽、刘邦对待韩信的不同态度，导致了此后两大军事集团的不同结局，而造成这一局面的起点却在两人不同的待人之道上。

刘邦的“识人慧眼”使他看透“人性”，用智慧解决对手利用“亲情”的挟制。春秋战国以来，不同的政治集团之间为了保持彼此的同盟关系，往往互派子侄为人质，一旦有违背盟约的行为，人质就会遇到危险。而人质的存在，也确实限制了政治集团的活动，成为彼此制约的一种筹码。楚汉战争期间，刘邦的父亲被项羽俘获，两军在广武对峙时，项羽为迫使刘邦投降，“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桮羹。项王怒，欲杀之。项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为天下者不顾家，虽杀之无益，只益祸耳。’项王从之。”[8]项羽“奇货可居”的盘算彻底落空。之所以会做出“为天下不顾家”的决断，是因为刘邦深知项羽本性深处的“妇人之仁”，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对于刘邦而言，若因为父亲就此投降，不但自己的理想难以实现，父亲也难免受到牵连，与其束手就擒，还不如断绝项羽的念想。在波云诡谲的政治斗争中，亲情往往成为双方手中的筹码，善加利用，能实现某种亲情的增值;使用不当，则亲人也难保全。刘邦就是洞察了这一点，在其与项羽抗衡和此后的国家治理中，没有发生因亲情而废国事的事件。汉帝国建立后，有人告发刘邦女儿鲁元公主的丈夫张敖谋反，吕后规劝刘邦，张敖是自己的女婿，必然不会谋反，刘邦说一旦张敖谋反成功做了皇帝，还能缺少女人吗？直到案件审查清楚，张敖才得以获释。

刘邦的“识人慧眼”使他能够脱出以貌取人的藩篱，不拘一格用人才。刘邦称帝是在洛阳，据《史记·刘敬列传》记载，刘敬原名娄敬，“汉五年，戍陇西，过洛阳，高帝在焉。娄敬脱輓辂，衣其羊裘，见齐人虞将军曰：‘臣愿见上言便事。’虞将军欲与之鲜衣，娄敬曰：‘臣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终不敢易衣。’于是虞将军入言上。上召入见，赐食……（刘敬说刘邦曰）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9]迁都是何等大事，但刘敬说出了迁都关中的充分理由，刘邦并未因为人微而以其言轻，而是聚集大臣，会议讨论，再经张良谋断，当天便决定迁都。戍卒一言，帝国迁都，刘邦识人之智慧在此显现无疑。

三、通过成就他人理想而换取忠诚

刘邦一生做得最出色的，便是正视部下的利益诉求，并毫不吝啬地满足他们，使得许多当世枭雄都甘心为他拼死效命。最后的结果是：每位追随者都“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刘邦”。反秦战争和楚汉之争过程中，追随刘邦“取天下”的豪杰们，面对不知何时到来的死亡威胁，只有给他们实现自己裂土封王、实现融化富贵之人生理想的舞台，才激发出无穷的潜力，使他们团结在刘邦的周围，坚持和他走下去。刘邦对韩信、黥布的做法最能说明这一点。

《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汉四年（公元前203年），韩信平定齐地。派人对刘邦说：“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愿为假王便。”当时，项羽大军正围困刘邦于荥阳（今河南荥阳），看到韩信使者带来的书信，刘邦又惊又怒，大骂韩信说：“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这是油然而生的愤怒，但经过张良、陈平的解释和劝说，刘邦很快醒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刘邦直接封韩信为齐王的做法，最大限度地蛮族了韩信的要求，由此换来了韩信与彭越等人分进合击，最终击败了项羽。很快改变了楚强汉弱的战场局势，垓下一战，项羽败亡。秦自商鞅变法，实行军功爵制，其他六国也存在裂土分封的制度。韩信就是在这一历史传统的之下提出的封王要求，这是韩信最大的政治追求，刘邦满足了韩信的要求，先成人，后成己，就是刘邦对待韩信封王诉求时的处理原则。韩信后来评价刘邦说：“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这就是韩信为什么会被陛下所擒的原因。”韩信的总结是深刻的，见识也是高明的，其核心在于刘邦为豪杰之士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在实现他们各自理想的过程中，完成了建立大汉帝国的宏图伟业。

《史记·黥布列传》记载：黥布者，六人也（今六安县），姓英氏。秦时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当刑而王。’及壮，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当刑而王，几是乎？’”在黥布的内心深处，裂土封王成为他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后来跟随项羽，因为战功卓著而封为九江王。在楚汉之争开始后，黥布则采取了保存实力，坐观刘项成败的策略，刘邦深知黥布的态度，“汉三年，汉王击楚，大战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谓左右曰：‘如彼等者，无足与计天下事’。谒者随何进曰：‘不审陛下所谓。’汉王曰：‘孰能为我使淮南，令之发兵倍楚，留项王于齐数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随何曰：‘臣请使之。’”[10]刘邦为何有此感叹，是因为他深知黥布只想裂土封王，一旦目标实现，就不愿再为项羽效力。关键是晓以利害，使之明了当下之形势，黥布坐山观虎斗的策略已然得罪项羽，一旦项羽腾出手来，黥布的下场可想而知，要想保住王爵，必须选择刘邦，一起推翻项羽，才能免遭项羽毒手。随何领会了刘邦的意图，一番游说，黥布随即弃楚归汉，刘邦得到有力的外援。黥布初见刘邦时，“上方踞床洗，召布入见，布大怒，悔来，欲自杀。出就舍，帐御饮食从官如汉王居，布又大喜过望。”[11]《正义》“高祖以布先分为王，恐其自尊大，故峻礼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帐，厚其饮食，多其从官，以悦其心：权道也。”这一戏剧性的画面，正是建立在刘邦对黥布所思所想的深刻洞察之上的，黥布“大喜过望”是因为得到刘邦一样的待遇，而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

忠诚的反面是背叛，刘邦在楚汉之争及后来的平叛活动中，多次派人用重金收买敌方阵营将领。刘邦与项羽在荥阳对峙期间，“乃用陈平之计，予陈平金四万斤，以间疏楚君臣。于是项羽乃疑亚父。亚父是时劝项羽遂下荥阳，及其见疑，乃怒，辞老，愿赐骸骨归卒伍，未至彭城而死。”[12]用金钱离间敌方阵营，乃是基于对人性贪利的考量，大多数官僚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考虑，在遇到重金收买时，往往会背叛自己的阵营。这是官僚队伍职业化后经常发生的事情。秦灭六国时就使用过重金收买敌方阵营文臣武将的做法，而且效果理想，刘邦再次使用，亦收到奇效。高祖十年，代相陈豨叛乱，刘邦亲率大军平叛，“闻豨将皆故贾人也，上曰：‘吾知所以与之。’乃多以金啖豨将，豨将多降者。”[13]再次使用金钱收买，同样收到理想效果。忠诚在官僚队伍专业化时代，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刘邦对忠诚于自己集团的人士，则是礼敬有加。《史记·季布列传》载：季布是楚人，为气任侠，有名于楚。曾为项羽部下，多次击败刘邦。项羽集团灭亡后，高祖悬赏千金追捕季布，民间敢有舍匿季布者，罪及三族。季布隐匿朱家之家为奴，朱家知道季布身份后，对负责追捕的官员说：“臣各为其主用，季布为项籍用，职耳。”[14]即职责所在，是忠诚于自己集团的表现。这一说辞打动了刘邦，不但赦免了季布，还任命其为郎中。

四、精彩绝伦的用人技巧

《史记·项羽本纪》记载了刘邦在“鸿门宴”上的充分发挥人情关系，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之精彩绝伦的用人技巧，使他最终得以化险为夷。具体表现有三：

一是深交项伯。项伯是项羽的“季父”，也项氏集团的核心人物。而张良对项伯有活命之恩，《史记·留侯世家》说“项伯常杀人，从良匿”。当项伯知道项羽要攻打刘邦，而替韩王送刘邦的张良正在汉军中时，就“夜驰之沛公军，私见张良，具告以事，欲呼张良与俱去”。刘邦听到这一消息时，立即抓住机会，为项伯“奉卮酒为寿”，并“约为婚姻”，结成儿女亲家，而且一再解释“不敢倍德”，“籍吏民封府库”，“遣将守关”都是为项王管好关中，并非要对抗项王。对项伯的结交，换来了第二天鸿门宴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时，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的巨大回报。挖掘张良与项伯的“施恩”与“报恩”关系，危难之际深交项伯，使之愿意回护自己，这是刘邦的高明之处。

二是巧用张良。鸿门宴上刘邦与张良对面临的危机做了开诚布公的分析，由此建立了两人之间的互相信任。此后，刘邦“乃令张良留谢”，而且要求张良“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度我至军中，公乃入”。张良当时的身份是韓王部下，并非刘邦集团的人员，即使项羽发现刘邦逃跑，张良也不至于受到惩罚，结果如刘邦所料，张良为刘邦脱逃赢得了时间，化解了眼前的危机。从借用张良与项伯的关系，到委托张良善后，充分体现了“恰如其分”的利用人际关系和个人身份的巧妙。

三是尽用樊哙。哙和刘邦都是沛县人，早年就追随刘邦。鸿门宴上樊哙带剑拥盾、撞倒卫士、嗔目项王、饮斗酒、啖生彘肩，赢得了项羽的尊敬，被称为“壮士”。樊哙当面解释了刘邦所为的原因，樊哙的解释得到项羽的赞赏：赐坐、赐酒、与一生猪腿。一个屠狗出身的武人发挥了出人意料的作用。司马迁在《史记·樊哙列传》中说“是日微樊哙奔入营谯让项羽，沛公事几殆”。“谯让”即责备。刘邦充分发挥樊哙“莽夫”的作用，也是鸿门宴化险为夷的重要原因。

刘邦作为政治家的待人之道既表现在为自己阵营选拔人才，使用人才，也表现为对敌方阵营人才的态度和做法。刘邦“待人之道”的核心是依据自己集团政治需要和实现自己的宏大抱负的需要。以此为依据，与自己志同道合的，引为知己，言听计从，张良即属此类;为追求裂土封王、富贵荣华而投身本集团者，刘邦给他们实现理想的机会，在实现各自理想的过程中完成自己追求的大业，韩信、黥布即属此类;当亲情遇到“大业”时，刘邦以大业为重，不受世俗观念的羁绊，往往出其不意，化险为夷;对敌方阵营人员金钱收买的做法，也是其待人之道的内容之一，这是刘邦洞悉职业官僚通过服务政权实现个人政治、经济诉求这一特征，设计出的待人方案。刘邦的待人之道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 《汉书》卷1《高祖本纪》.

[2] 《史记》卷8《高祖本纪》.

[3] 《史记》卷8《高祖本纪》.

[4] 《史记》卷8《高祖本纪》.

[5] 《史记》卷8《高祖本纪》.

[6] 《史记》卷55《留侯世家》.

[7] 《史记》卷92《淮阴侯列传》.

[8] 《史记》卷7《项羽本纪》.

[9] 《史记》卷99《刘敬列传》.

[10] 《史记》卷91《黥布列传》.

[11] 《史记》卷91《黥布列传》.

[12] 《史记》卷8《高祖本纪》.

[13] 《史记》卷8《高祖本纪》.

[14] 《史记》卷100《季布列传》.